○诗论所造成的时代风格

诗歌的理论产生影响，也会造成时代风格。如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认为好诗必须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这个“味”是妙在“咸酸之外”的。他在《与极浦书》里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这个“味外之旨”“景外之景”，实即司空图《诗品·含蓄》：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渌满酒，花时返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

“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描写的是“象”或“景”，对于“象外”的“象”，“景外”的“景”是不描写的，是“不着一字”的。虽不描写，但通过描写的“象”和“景”来透露，所以“尽得风流”。“象”和“景”是景物，“象外”的“象”和“景外”的“景”是情思，作者对于情思“不着一字”，通过景物来透露。不写情思，所以“语不涉己”，但情思从景物中透露，所以“若不堪忧”。情思是作品的主宰，有情思“是有真宰”，写出的景物是“与之沉浮”，是随着情思起伏的。“如渌满酒，花时返秋”，像渌酒（美酒）的酒满，像花开时的回到闭住，花闭是含蓄，渌酒的酒满，也指含蓄，好比情思的含蓄不明白揭露。像空中的浮尘极为广阔，像海上的水泡，一忽儿就破灭。像浮尘的由近及远，像水泡的由聚到散，就浮尘和水泡讲，是包括所有的浮尘和水泡，是万取，写入诗中是极少的，是一收。这是说，写的是景物，把情思含蓄在里面。所写的景物，有概括性，又有变化，为含蓄的情思而写。就概括性说，是万取；就为表达情思而写说，是一收。

这种求味外之旨、景外之景的说法，到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辨》里提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妙悟”与懂得“味外之旨”“景外之景”说相通。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诗辨·四·释》说：

可知沧浪所谓妙悟，正指下节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意。从这点讲，则王士禛神韵之说为最合沧浪意旨。王氏谓：“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维）裴（迪）《辋川绝句》，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孟）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刘眘虚‘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通其解者，可语上乘。”（《带经堂诗话》卷三）

就以上所引看，司空图提出“味外之旨”“象外之象”的说法，发展到了严羽提倡的禅道和妙悟。这种诗论后来王士禛引用了，作为神韵说，从此开出神韵说的一派诗。这即由一种诗论引出一种代表一个时期的风格来，这个风格的特点是含蓄精致。

再就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说：“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提出第一义来，即以汉魏晋盛唐的诗为格调最高。这个说法，为明代前后七子所接受，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前七子之诗论》：

空同（李梦阳）并不专主盛唐，他只是受沧浪所谓第一义的影响，而于各种体制之中，都择其高格以为标的而已。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而七言则兼初唐。这是他的诗学宗主。

后七子如王世贞，他也不废第一义，推重盛唐。他在《徐汝思诗集序》称：“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无迹，故曰盛唐其则也。”（《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五）明代的前后七子，接受了严羽第一义的诗论，模仿汉魏晋及盛唐之诗，形成复古的风气，这是受诗论影响形成的一个时代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