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治乱所形成的时代风格
由治乱所形成的时代风格
文学作品是反映生活的，治世和乱世人民的生活不同，因此反映生活的作品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风格来。《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先秦时代是诗与乐合一的，因此讲诗也讲乐。这里讲的“治世之音”，也指治世的诗，乱世之音、亡国之音也一样。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
这里就讲治世之音与乱世之音。“姬文之德盛”，指周文王姬昌讲究德治，周南地方的诗歌反映那里的人民受到周文王德治的影响，虽勤劳而不怨。大王即太王，周文王之祖，居邠（今陕西彬县），他的教化淳厚，邠地的诗歌反映那里人民受到太王的教化，乐而不过分。《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这是说周南地方的人民虽受到周文王的德化，但那时还在纣王的影响下，还不是最美好的，人民还没有安乐，然已经勤而不怨了。又：“为之歌《豳（周邠）》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吴公子季札赞美（豳风）的诗歌，荡即荡荡，指宽大，反映那里人民的气度宽大，快乐而不过分。如《诗经·周南·汝坟》：
《汝坟》，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毛诗序》）
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
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
鲂鱼赪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
这首诗前面有小序。“汝坟”，即河南汝水上的堤防。“汝坟之国”，指汝坟的地区，那里受文王的教化，所以劳而不怨。这首诗首章说，顺着汝水的堤防，砍下那里的树枝和树干。没有看见丈夫。惄，思念。调饥，朝饥，像早上饿了想吃。二章“条肄”，枝条和再生的枝条。这是说，已经看见了丈夫，知道他不抛弃我。三章说，鲂鱼太辛劳，鱼尾变赤，指丈夫的辛劳。这时纣王朝滥行刑罚，酷烈如火。望丈夫辛勤服役，不要得罪，牵累父母，因父母相处很近，妇人去砍柴，丈夫在服役，都很勤劳，但不怨恨。当时在纣王统治下，人民还没有安乐。又《诗经·豳风·七月》：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
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这里引了《七月》诗最后两章，说九月降霜，十月打扫场上的庄稼，收拾完毕。朋辈设酒相待，杀羔羊来宴会。再登上公堂，举起酒杯，祝公长寿。这就是乐而不淫，快乐而不过分，如不酗酒。
《时序》又说：“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幽厉”，周幽王、周厉王，这里只指厉王，幽王是连带提到。《诗经·大雅·板》：
《板》，凡伯刺厉王也。（《毛诗序》）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犹不远。
……
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
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
这首诗是凡伯讽刺周厉王的。厉王昏暴，凡伯的诗说：尊如上帝的周厉王，所作所为反而又反，既反先王之教，又反正道，下民终于受害。“板板”，指反而又反。说的话不算数，出谋只顾眼前，不考虑长远。下面又说：怀着德行是安宁，嫡子是城，不要使城坏，危害宗子的地位。城坏了您要遭难，不要独自遭难。“斯畏”即罹难。要敬畏上天的发怒，不敢戏弄偷懒；要敬畏天的灾变，不敢放纵。又《诗经·大雅·荡》：
《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毛诗序》）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
文王曰咨，咨女（汝）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这首诗首章说，尊同上帝的厉王，法度废坏荡然无存，却成为下民之君。害民虐民的君王，他的命令多是邪枉的。后一章借用周文王告诫商纣王的话来告诫周厉王。文王说声唉，感叹您商王纣。人也有话，树木的颠仆拔根，枝叶虽未有害，可是根本先坏了。作为殷商的借鉴不远，就在夏后时代。这是说周厉王当以商纣王灭亡为鉴。又《诗经·王风·黍离》：
《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毛诗序》）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
这首诗的小序说，周朝东迁到洛阳，故都荒废。有周大夫行役到故都，看到宗庙宫殿都变成田地，种满黍稷，忧伤彷徨，写了这首诗。黍，小米。离离，成为行列貌。稷，高粱。首两句说，小米和高粱，都在长苗成行。行迈，行远。靡靡，脚步缓慢。摇摇，心忧不能自主。悠悠，状遥远。“此何人哉？”指天何以不仁慈，使宗周覆灭。“人”同“仁”。
刘勰在这里指出《周南》《豳风》的诗，因受到周太王、周文王的教化，勤而不怨，乐而不淫，风格上有中和之美，说明政治教化对诗歌风格所起的作用。又指出周厉王的昏暴，产生出《板》《荡》诗的愤怒指斥，周平王东迁，造成故都的荒废，产生《黍离》诗的悲哀，这是政治的昏乱衰亡造成的另一种悲愤哀伤的风格。
《文心雕龙·时序》：
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皇羲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这里指出东汉末年汉灵帝时，政治昏乱。侍中乐松招集无行趋势之徒，待诏鸿都门下，陈说方俗闾里小事，有的盗窃成篇，虚冒名字。杨赐把他们比作古代的坏人驩兜，蔡邕把他们比作小丑，他们的写作，是不值得称道的。这是说政治昏乱产生虚浮的文风。到汉献帝时，献帝遭乱流离迁徙，文学家漂泊不定。到建安末年，曹操平定北方。曹操、曹丕、曹植都爱好文学，接待文学家，当时有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场、刘桢。当时的建安文学，由汉末的乱世转到曹操的平定北方，所以志深笔长，作者有建功立业的壮志，有慷慨激昂的气势。这是由于灵帝的政治昏乱产生虚浮的文风，转到曹操的平定北方，产生建安文学刚健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