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作者风格的评价

风格的形成跟“才、气、学、习”有关，对作品风格的评价也跟“才、气、学、习”有关。评价作品的文学评论家，要才俊、学深、习雅，不因自己的气质或刚或柔而有所偏爱，才能做出正确的评价来，这里还要有识力。钱锺书先生《管锥编·张湛注列子》：

《文心雕龙·诸子》篇先以“孟轲膺儒”与“庄周述道”并列，及乎衡鉴文词，则道孟、荀而不及庄，独标“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时序》篇亦称孟、荀而遗庄，至于《情采》篇不过借庄子语以明藻绘之不可或缺而已。盖刘勰不解于诸子中拔《庄子》，正如其不解于史传中拔《史记》，于诗咏中拔陶潜；综核群伦，则优为之，破格殊伦，识犹未逮。……韩愈《进学解》：“左、孟、庄、骚，太史所录。”《送孟东野序》复以庄周、屈原、司马迁同与“善鸣”之数；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举古来文人之雄，庄、屈、马赫然亦在，列与班皆未挂齿。文章具眼，来者难诬，以迄今兹，遂成公论。

钱先生在这里批评刘勰“破格殊伦，识犹未逮”。由于他的识力不够，因此不能于诸子中拔《庄子》，于史传中拔《史记》，于诗咏中拔陶潜，即对他们三位的著作和创作的杰出成就缺乏应有的评价。萧统在《陶渊明集序》里称“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萧统的识力在对《陶渊明集》的评价上超过刘勰，所以能做出更正确的评价来。这样看来，评价作家的风格，更需要识力。《文心雕龙·知音》篇说：“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钟嵘《诗品》列陶渊明于中品，列陆机、潘岳于上品，因他爱好陆机诗的“举体华美”，潘岳诗的“烂若舒锦”，所谓“观绮而跃心”。对陶诗认为“笃意真在，辞兴婉惬”，缺乏真赏。所以赏识作品，不能仅凭个人爱好，还要能赏识异量之美，这又跟“才、气、学、习”和识力有关。这样，风格的形成与正确评价作品的风格，都有赖于“才、气、学、习”与识力了。

就风格说，不仅创作要结合“才、气、学、习”来形成风格，就是创作外的文辞也会因“才、气、学、习”和识力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风格。钱先生《谈艺录·静修读史评》：

《朱子语类》卷九十七论二程语录云：“游录语慢，上蔡语险，刘质夫语简，永嘉诸公语絮，李端伯语弘肆。”夫诸君既非转益多师，又皆亲承咳唾，而词气之差，毫厘千里，读者若有山头亿子厚、水底百东坡之想。其故何哉？一言也，而旁听者之心理资质不同，则随人见性，谓仁谓智，遂尔各别。一人也，而与语者之情谊气度有差，则因势利导，横说竖说，亦以大殊。施者应其宜，受者得其偏。孰非孰是，何去何从，欲得环中，须超象外。……非传真之难，而传神之难。遗其神，即亦失其真矣。

钱先生在这里引了朱熹的话，讲二程的学生记录老师二程的话，由于学生各人心理资质的不同，情谊气度的有差，在各人的记录里，随人见性，看出各人的个性来。因各人的记录，有的语慢，有的语险，有的语简，有的语絮，有的语弘肆。换言之，几位学生的记录，各自把自己的个性反映在记录里，这就使记录不能完全正确地把老师二程的精神面貌反映出来。从记录里看二程的精神面貌，一个记录有一种精神面貌，多少种记录有多少种精神面貌，这就不能传达出二程的真正的精神面貌，这就不能传神，就失真了。那么作品要求写真，要求传神，要求抓住所写对象的精神面貌，不能用自己的精神面貌来代替所写对象的精神面貌。这就跟上面说的，不能凭着自己的爱好来定褒贬，对自己爱好的就写得特别好，把自己不喜欢的就加以贬低，要能够赏识异量之美，赏识自己不爱好的具有的好处，要看到自己爱好者的不足处，才能够写得真实，要看到对象的精神面貌，把它写出来，做到传神，要写出所写对象所具有的风格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