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思想影响所形成的时代风格
由思想影响所形成的时代风格
《毛诗序》：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这是汉儒的讲诗，他们提出“诗言志”说。“诗言志”本是儒家的说法，在言志里也包括抒情在内。按照儒家的说法，世乱了，礼义废，政教失，这时候诗人要作诗来讽刺，这样的诗称为“变风变雅”。这时候诗人的抒情，要“发乎情，止乎礼义”。即抒发的情，要合乎礼义。到了东汉末年，儒家思想逐渐失去控制，诗人的抒情，不再受到“止乎礼义”的限制。到晋代的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诗缘情”的提法与“诗言志”不同。但《文赋》里也谈到“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是“情志”并提的。又说：“心懔懔兮怀霜，志眇眇而临云。”不仅提到志，还要求有临云的志。《文赋》的开头说：“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物和意并提。意跟志是结合的，《诗大序》里讲的“诗言志”，这个志里也包括意，再和情结合。但“诗言志”和“诗缘情”还是不同，即“诗言志”里讲的情，是“止乎礼义”的情，不是“止乎礼义”的情就不合要求；“诗缘情”里的情，就不必要求“止乎礼义”了。前者是按照儒家思想的要求，后者是不按照儒家思想的要求了。
《文心雕龙·明诗》：“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汉书·韦贤传》：“（韦孟）为楚元王傅，傅（元王）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诗讽谏。”这就是按照儒家思想来写的。如《讽谏诗》：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继祖考。邦事是废，逸游是娱。犬马繇繇，是放是驱。务彼鸟兽，忽此稼苗。烝民以匮，我王以愉。所弘非德，所亲非悛。唯囿是恢，唯谀是信。
这首诗是按照儒家思想来写的，即“发乎情，止乎礼义”。风格是朴实典雅的。
王国维《人间词话》六二：“‘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坎坷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王国维把东汉末的《古诗十九首》中的第二首“青青河畔草”中的后四句，又引同上第四首“今日良宴会”的后四句，认为它们是“淫鄙之尤”，即不合于儒家思想的要求。但认为它们都表达了真感情，所以是好的。钟嵘《诗品·古诗》：“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陆机写了拟古诗十四首，那他对《古诗十九首》是有研究的。他大概认为《古诗十九首》所抒的情，已经不是“止乎礼义”了，已经不受儒家思想的控制了，所以不能用“诗言志”这个标准，因此提出“诗缘情”来。这样，由于所受的思想影响不同，风格也不同。《古诗十九首》风格清丽而用情真挚，突破了“止乎礼义”的限制。
《文心雕龙·明诗》：“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又《时序》：“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这里指出东晋时看重玄学，即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讲究清谈。诗赋都用《老子》《庄子》的思想来写，称为玄言诗。刘勰批评这样的诗脱离时代，当时极乱，玄言诗不反映当时的生活，写得平静舒泰。钟嵘《诗品序》：“永嘉（晋怀帝年号）时，贵黄（帝）老（子），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温）、庾（亮）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孙绰的玄言诗，如《赠温峤诗》（之一）：
大朴无像，钻之者鲜。玄风虽存，微言靡演。邈矣哲人，测深钩缅。谁谓道辽，得之无远。
又《答许询诗》：
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诎。
玄言诗用韵语来讲道家的道理，不是把道理含蓄在形象里，通过形象来表达，所以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不像“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如郭璞的《游仙诗》：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文选》李善注称：“而璞之制，文多自叙。”那他不是讲游仙，是自叙志愿。这首诗既否定朱门的豪富，又说“安事登云梯”，即不想登云梯上天，即不想游仙，要学漆园吏庄周和老莱子妻，即学隐居。“进则保龙见”，《周易·乾卦》：“见龙在田。”“龙见”指“在田”，也指隐居。与“进”相对的“退”，指不隐居。《周易·壮卦》：“羝羊触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那么这首诗还是借游仙来讲隐居，通过具体事例来说，不讲道家的理论，所以挺拔了。这样看来，用道家思想来写的玄言诗，是说理的韵语，淡乎寡味。郭璞通过形象来写的游仙诗，风格是挺拔刚健的。
《文心雕龙·诸子》：“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此远近之渐变也。”这里说，先秦诸子眼光超越当世，看到历代的演变，有创见，能独自成家，一家有一家的特色，不依傍别家。两汉以下，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者依傍儒家学说，作为坦途，用儒家思想来写作，理论渐趋衰落。
刘勰在《诸子》里讲到先秦诸子，讲孟轲、荀况是儒家，庄周是道家，墨翟是墨家，尹文子是名家，野老是农家，邹衍是阴阳家，申不害、商鞅是法家，鬼谷子是纵横家，尸佼是杂家，青史子是小说家，各家各有特色。对汉代诸子，说：“若夫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扬雄《法言》，刘向《说苑》，王符《潜夫》，崔寔《政论》，仲长《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何者？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彼皆蔓延杂说，故入诸子之流。”刘勰对先秦诸子能指出各家各有特色，对汉代诸子就指不出他们的家数和特色，只说“咸叙经典”，即依傍儒家理论，又说“皆蔓延杂说”，那就夹有杂说，不成为一家之言。这样，各有特色的先秦诸子，各有风格。如“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风格是典雅的。“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练”，风格是精练的。“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风格是奇伟的。“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风格是壮伟的。对各家著述，都概括地说明它们风格的特点。只有对汉代诸子没有说，这也说明这种依傍儒家来立论的诸子，就显不出他们的特色，风格的特色也不明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