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僧祐整理佛典
刘勰在藏经楼抄抄写写,抄书两年,不但把经书抄得很工整,而且认真阅读经书,还做一些笔记,使得刘勰对经文也有较深的理解,不久他便成为僧祐的得力助手。
僧祐对刘勰的信任和器重首先是把他当作“作手”,让他为已故的高僧们写“墓志铭”。
齐永明十年(492),定林寺高僧超辩圆寂。作为定林寺的总管,僧祐为超辩操办丧事,为超辩建造陵墓。造墓是件大事。僧祐是位有名的工程设计师,他包揽了墓室的设计和施工。僧祐忙不过来,便对刘勰说:“你为超辩大师写篇《墓志》怎样?”
刘勰起初不敢应承,谦虚地说:“这样的文章我还没有写过呢!”
僧祐说:“我看你很有文才,文章写得很好嘛!”
刘勰觉得,这既是僧祐对他的信任,也是对他的考验,便应承道:“师父,我试试吧!”
刘勰答应下这件事,便开始研究超辩的历史资料。不几天工夫,刘勰便写了一篇很有特色的碑文,全文刻在了超辩的墓碑上,僧祐很为满意。
过了不久,定林寺很有名望的高僧僧柔去世。还是僧祐住持操办他的丧事。僧祐又是找刘勰写碑文。这一次刘勰很痛快地答应了。
僧祐对刘勰说:“僧柔大师圆寂很特殊,他的逝世也颇有传奇性。”据后来面世的《高僧传·僧柔传》记载,僧柔“临亡之日,体无余患,唯语弟子云:‘吾应去矣。’仍铺席于地,西向虔礼,奄然而卒。是岁延兴元年,春秋六十有四,即葬于山南。沙门释僧祐……为立碑墓所,东莞刘勰制文。”当时刘勰根据“无疾而终”的事实,为僧柔写了墓志铭。
刘勰为超辩、僧柔书写碑文以后,声名大振,世人都知道刘勰是写文章的高手,特别是这类碑文写得很出色。因此当时建康有些名士、高僧逝世,都来请“刘勰制文”。刘勰成为当时的碑铭写作名家。
刘勰名气越来越大,僧祐对他的信任和期望也越来越高。僧祐雄心勃勃地要在他住持定林寺期间,组织人力对佛教典籍重新抄录,整理出一套佛教经典丛书。
这是一项大工程,谁来助他之力呢?僧祐又选择了刘勰。他要刘勰为他准备资料,让他牵头率领一批文士做佛教经典的整理、编纂、修订。因为定林寺的佛事甚多,公务繁忙,僧祐便放心让刘勰独立主持。
有了僧祐的授意和信任,刘勰也就放手去做事,甚至“捉刀代笔”起来。僧祐是定林寺的掌门人,对经书也有特别的偏爱。据《高僧传·僧祐传》记载:僧祐“及造立经藏,搜校卷轴。使夫寺庙广开,法言无坠,咸其力也。……初,祐集经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为《出三藏记》《法苑集》《释迦谱》及《弘明集》等,皆行于世”。其实,僧祐对这些佛典,不让人重抄,而是找刘勰等加以重新编纂,使其成为有条理、有理论的佛教读本。《出三藏记》保存有其序言和目录,读者大致可以了解它的内容。
刘勰帮助僧祐抄录或编纂的经籍有八种之多。第一部书叫《释迦谱》《。释迦谱》是我国第一部关于释迦牟尼的传记集。这是一部记录佛教始祖释迦牟尼身世经历的书,对佛教始创国家的佛教做了介绍。刘勰为编这部书,查阅了当时建康各寺庙所藏的全部佛教图书,摘录了许多材料,内容非常丰富。《释迦谱》共分为五卷。僧祐看了这部书稿非常满意,高兴地对刘勰说:“彦和,你为编这部书读了很多佛典,你编完这部书稿之后,还有一部书要你领着几位文士去编写,怎么样?”
刘勰爽快地回答说:“可以,可以。凡是师父交给我的事,我都会努力去办好。”
僧祐交给刘勰的第二件事,是让他带几个人编写一部《世界记》。《世界记》是从《长阿含经》《华严经》等经典中集录佛教关于“世界”的论述。这是一部类似旅游方面的实录文字。它记录了当时各国佛教发展状况,介绍佛教之国的风土人情。这部书共有五卷。刘勰为编这部书,查阅和摘录了西域佛人带来的材料和中国人到西域游历的记载文字。前后费时两年,完成了编纂任务。
《出三藏记集》是僧祐让刘勰主持编写的第三部书。这部书是由刘勰主持编纂,本来是没有争议的。唐人明确记载:“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撰于齐代。”《出三藏记集》中的《名录序》云:“发源有汉,迄于大梁,运历六代,岁渐五百,梵文证经四百有十九部,华戎传译八十有五人。鱼贯名第,则为略矣。”《杂录序》也说:“由汉届梁,世历明哲。”从全书内容和语言来看,出自居住在定林寺的刘勰之手,由僧祐定稿是没有疑问的。《出三藏记集》是僧祐八部法集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是僧祐对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翻译、编纂、流传的各种佛教经籍的记录整理,包括集录名目部卷,核查译时、译地、撰人,考校译本的繁略同异,叙列阙失,甄别真伪等,是佛教经录类著作。《出三藏记集》是一部综合性的经录,在佛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后来有人把它与隋代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混为一谈,反而把事情复杂化了。
刘勰在僧祐的授意指导下,还编了一部《萨婆多部相承传》,共五卷。《萨婆多部相承传》记录萨婆多部师资传授系列,前后涉及九十余人。是讲外国佛教方面的书。
刘勰主持编纂的第四部书叫《法苑集》《。法苑集》记述经藏中关于佛、法、僧三宝造像、建塔等佛事,共十卷。这两部书都在僧祐写的《法集总目序》里提到了。
由僧祐授意刘勰编纂的《弘明集》是一部大著作,内容宏阔。《弘明集》最初标明为十卷。僧祐署名的《法集总目序》中也明确说《弘明集》十卷。此书为刘勰所编,成于齐世也无疑问。但后来出版的《弘明集》却变为十二卷。《弘明集》搜集东汉至梁代论辩的文章百余篇,用以弘扬佛道,批驳疑佛之论。这是一部佛教历史文献的汇编。且有梁代刘勰著的《灭惑论》,是刘勰本人后来加进去的吗?不太可能。后来许多专家考证刘勰的《灭惑论》是刘勰《文心雕龙》之后的作品,写于梁代。谁把它加入到《弘明集》里呢?可能是梁代人有感于刘勰名气越来越大,加进刘勰所著文章,以显丰富。只是由谁提议又由谁加入已不可考了。
僧祐署名编纂的《十诵义记》,刘勰也帮了忙的,但由僧祐本人为主撰写是比较确切的。在《十诵义记序》里详细说到僧祐随高僧法颖学律的情况:“僧祐藉法乘缘,少预钻仰,扈锡侍筵,二十余载。”这里所记的是僧祐十五六岁的事。如果不是出自僧祐本人的手笔或由他提供材料,是很难涉及他青少年时期的事的。
还有一部叫《法集杂记传铭》共七卷,也是由僧祐授意由刘勰代为编纂的,后人没有争议。
刘勰在僧祐的指导下,和藏经楼人员经历七八年的艰辛,将佛典逐一编排目次。他们一共编纂了八部书稿。完成之后,由刘勰代僧祐起草了一篇《总序》,题目为《〈法集总目〉序》。
这篇序言写道:“尝闻沥泣助河之谈,捧土埤岱之论,虽诮发于古,而愧集于今矣。僧祐漂随前因,报生阎浮,幼龄染服,早备僧数,而慧解弗融,禅味无纪,刹那之息徒积,锱毫之勤未基。是以惧结香朝,惭动钟夕,茫茫尘劫,空阅斩筹。然窃有坚誓,志是大乘,顶受方等,游心四含。加以山房寂远,泉清松密,以讲席闲时,僧事余日,广评众典,披览为业。或专日遗餐,或通夜继烛,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竟晷。虽复管窥迷天,蠡测惑海,然游目积心,颇有微悟。遂缀其闻,诫言法宝,仰禀群经,傍采记传,事以类合,义以例分。显明觉应,故叙释迦之谱;区辩六趣,故述世界之记;订正经译,故编三藏之录;尊崇律本,故铨师资之传;弥纶福源,故撰法苑之篇;护持正化,故集弘明之论;且少受律学,刻意毗尼,旦夕讽持,四十许载,春秋讲说,七十余遍,既禀义先师,弗敢坠失,标括章条,为《律记》十卷;并杂碑记,撰为一帙。总其所集,凡有八部,冀微启于今业,庶有藉于来津。岂曰善述,庶非妄作。但理远识近,多有未周,明哲傥览,取诸其心。使道场之果,异迹同臻焉。《释迦谱》五卷,右一部第一帙。《世界记》五卷,右一部第二帙。《出三藏记集》十卷,右一部第三帙。《萨婆多部相承传》五卷,右一部第四帙。《法苑集》十卷,右一部第五帙。《弘明集》十卷,右一部第六帙。《十诵义记》十卷,右一部第七帙。《法集杂记传铭》七卷。右一部第八帙。”
这篇《序言》写得非常出色。不仅写到每集扼要内容,还写到编写目的。其中有些语句,如“短力共尺波争池,浅识与寸阴竟晷”这样的句子,文采飞扬,义薄云天,实为序之珍品。刘勰为当世文才,此序由刘勰起草,似乎也是不需争议的。
僧祐嘱刘勰起草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僧祐与刘勰交往,赏识刘勰之文才,令许多高僧、名士佩服。所以《梁书·刘勰传》里说:“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这个“定”字,并非妄言,可以认为这些经书之编纂虽署名“僧祐”,但实为刘勰手笔,由他定稿的。
刘勰将自己起草的这份《〈法集总目〉序》用毛笔工整地抄好,并写上“僧祐撰”的署名,恭恭敬敬地交到僧祐手里。说道:“师父,我已遵照您的意向,将所有材料编了八个集子,并有一个‘总目’,我以师父的名义起草了这个《总目序》,请师父过目订正。”
僧祐接过刘勰起草的这个《总目序》看了一遍,接着又看了一遍,然后说道:“彦和,写得太好了,写得实在很好。我看,可否标明此序由刘勰草撰,僧祐定稿?”
刘勰赶忙说道:“不可,不可。我这里所写的都是师父您平日的教导,我记在心上,只是把它整理出来而已。这些是师父的积年累月所得的精华,理论是师父的理论,我怎么敢掠美呢,署我起草,万万不可,万万不可!”
僧祐见刘勰严辞婉拒,只好带有歉意地说:“好吧,就以我的名义抄录到书里,目的都是为了弘佛之道嘛!”
刘勰说:“好,好,就这样吧,听师父的。”
刘勰替僧祐草撰的《总目序》就这样一代一代流传下去。不过,后人还是看出来了。有学者言说:“僧祐诸法集成于齐世。时刘勰尚在定林寺中,其代为抄撰辑录,为理所当然。就《〈法集总目〉序》而言,其‘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竟晷’之句,确是妙文,或非僧祐所能为。徐谓‘全类勰作’,一读《文心·丽辞》之‘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知非妄谈。此二句当是刘勰得意之笔,为僧祐之序润色或捉刀之际,自然流出。”
这话说得很在理。刘勰为僧祐“捉刀”之笔,多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