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惑论》宣扬佛义
当然，不是刘勰的每篇文章都具有文学价值，值得今天宣扬。
刘勰当了仁威将军南康王记室之后，每天都要到“将军府”来“点个卯”，多数时间还是在读书写文章。
刘勰当时除了写了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的碑文之外，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撰写了一篇论文叫《灭惑论》。这篇文章倒是引起当时社会的关注，也得到当朝皇帝梁武帝的欣赏。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南朝宋齐间举国上下爆发了一场道教和佛教的激烈斗争。宋末道士顾欢作《夷夏论》，竭力诬佛，引起两教的争论。《夷夏论》指责说：“舍华效夷，义将安取？”认为国人有自己的礼制风俗，为什么要模效外国的礼制风俗？
到了齐梁时期，著名思想家范缜发挥汉末王充的学说，作《神灭论》反对佛教学说。
当时，儒、佛、道三教之间发生相互斗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生和死的问题。
儒家重生不重死。儒家所讲的是生前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对死后的事置而不论。“所谓不知生，焉知死”，“朝闻道，夕死可矣”。
道家不信死后有鬼神，着重在个人生前的适意求乐。它的支派魏晋玄学更是宣扬极端消极的享乐思想。东晋以后有些人把儒学和佛教结合起来，既要在生前享现世的乐，又希望死后享来世的乐。实际上玄学附和了神不灭论。
儒佛争论还有个问题是礼制问题。晋成帝时庾冰执朝政，主张沙门见皇帝应该行跪拜礼。佛教徒坚决反对，后来桓玄又提出跪拜问题同佛教徒反复辩论。宋孝武帝诏令沙门拜皇帝。他的儿子宋废帝则废除了宋孝武帝的诏令，僧徒不拜父母和皇帝，等于否定了儒家的根本理论。在这一斗争中，儒家的进攻敌不过玄佛两派的联合反抗。
正在这时，齐国的道教徒假托张融的名义作《三破论》，说老子闻道于竺乾古先生，说竺乾是天竺，古先生即佛，老子是佛的弟子。又说佛遣三弟子到震旦中国教化。儒童菩萨即孔子，儒家孔子也是佛教的学生。
范缜针对这些说法，写了那篇著名论文《神灭论》，成为当时思想界的峰顶之作。范缜是名儒刘献的学生，博通经术，尤精三礼，秉性耿直，敢发高论。范缜曾与萧衍、沈约、谢朓等人成为著名的“西邸文士”。
范缜是当朝皇帝萧衍的朋友，但他发表的《神灭论》观点为萧衍所不赞同。范缜在萧子良的竟陵王府，当着萧衍等人的面，驳斥竟陵王萧子良的言论。他当场设下三十多个问题自问自答。意思是：一、精神是肉体的作用，肉体是精神的本质；二、物质有多种多样种类；三、物质变化有一定的规律；四、心有病思想就错，精神是物质的产物；五、鬼神是没有的。后来萧子良又组织当朝名士来批驳范缜，但范缜没有被驳倒。
萧衍做了皇帝后，下了一道答臣下“神灭论”的敕书，硬说范缜违经背亲，语言可息，不让范缜再说话写文章，进行“封杀”。萧子良还设下圈套，让范缜、范云兄弟到魏国访问参观佛寺，但始终没有效果，因而范缜没有正式成为“竟陵八友”。
范缜《神灭论》发表后，不仅萧子良聚集众僧和范缜辩论，梁武帝还亲自出马，于天监三年（504），集道俗二万人，于重云阁手书《舍事道法诏》，公开声明信奉佛教，诏书说：“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舍识，共同成佛。”又敕门下撰文讲经，曰：“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朕舍邪外，以事正内诸佛如来。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可各发菩提心。”
皇帝光下诏书还不行。理论问题必须用理论来解决。但在梁武帝时尚无人能驳倒范缜的《神灭论》和张融的《三破论》。
有谁敢于同范缜的“神灭论”及张融的“三破论”叫板呢？据说，这时朝廷想到了刘勰。知道他不仅是个文论家，而且精通佛理，有人便来说服刘勰，要他写篇文章驳斥“三破论”。
刘勰于是遵命写了篇《灭惑论》，来同“三破论”较量。
“三破论”与梁武帝的立场针锋相对。而刘勰的《灭惑论》，则和梁武帝的《舍事道法诏》观点相同。
刘勰是站在佛教立场上为梁武帝的崇佛理论做辩护的。《灭惑论》说：“九十六种，俱号为道，听名则正邪莫辨，验法则真伪自分。”这里在说明佛教为正教真教，其余则是邪教。这同梁武帝的诏书完全一致。
刘勰的《灭惑论》在辩论佛道两教的正邪真伪时说：“且夫涅槃大品，宁比玄妙上清？”这同梁武帝的“诏”书的立场观点是一致的。
刘勰这篇文章写于担任仁威将军南康王萧绩的“记室”之时，当时刘勰即使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也不能自由发挥。因为刘勰当了朝廷的官员就要同皇帝“保持一致”，这样的文章不得不写。没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思想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悲哀！
刘勰的《灭惑论》同张融的《三破论》针锋相对。
《三破论》说：“道家之教，妙在精思得一，而无死入圣；佛家之化，妙在三昧神通，无生可冀，铭死为泥洹。未见学死而不得死者也。”
《灭惑论》则说：“二教真伪，焕然易辨。夫佛法练神，道教练形，形器必终，碍于一垣之里；神识无穷，再抚六合之外。明者资于无穷，教以胜慧；暗者恋其必终，诳以仙术。极于饵药，慧业始于观禅。禅练真识，故精妙而泥洹可冀；药驻伪器，故精思而翻腾无期。若乃弃妙宝藏，遗智养身，据理寻之，其伪可知。假使形翻无际，神暗鸢飞戾天，宁免为鸟？夫泥洹妙果，道惟常住，学死之谈，岂析理哉！”
《三破论》说：“若言太子是教主，主不落发，而使人髡头；主不弃妻，而使人断种，实可笑哉！明知佛教是灭恶之术也。伏闻君子之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灭惑论》则说：“太子弃妻落发，事显于经，而反白为黑，不亦罔乎！夫佛家之孝，所苞盖远。理由乎心，无系于发。若爱发弃心，何取于孝？昔泰伯虞仲，断发文身，夫子两称至德中权。以俗内之贤，宜修世礼，断发让国，圣哲美谈。况般若之教，业胜中权；菩提之果，理妙克让者哉！理妙克让，故舍发取道；业胜中权，故弃迹求心。准以两贤，无缺于孝，鉴以圣境，夫何怪乎？”
从上可以看出，这两篇文章，以对答方式辩论问题，文字虽有些生僻，但不加翻译今语也是可以理解的。
刘勰在《灭惑论》中对于佛教理论并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发挥，但是刘勰审时度势，他是附和梁武帝所宣称的理论的。他宣扬梁武帝的观点：“九十六种，俱号为道，听名则邪正莫辨，验法则真伪自分。”
刘勰的这篇文章如果不是梁武帝授意，至少是“迎合上意”而作。知识分子不同当朝统治者保持一致，是不允许的。何况刘勰是梁武帝儿子仁威将军的“记室”呢？
不过刘勰所持的还是一种折中态度。就在这篇《灭惑论》中，他写道：“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佛之至也，则空玄无形，而万象并应；寂灭无心，而玄智弥照。幽数潜会，莫见其极；冥功日用，靡识其然。但言万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汉语曰道。”由此可见，即使当时佛和道有如此对立，刘勰也总想用折中的观点，来加以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