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典积学储宝
刘勰深知，要写一部有独立见解的文学理论著作是十分艰难的。他考虑，理论著作是一种综合的思维。论述一篇文章比较容易，综论历代文章就比较困难了。在文论中谈到一些枝节的问题，但它却牵涉到许多深层的问题。评论一篇作品，有的说得跟前人相同，不是随声附和，而是问题本身所必然；有的说得与前人不同，却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而是道理上不可相同。刘勰的这些苦衷，在他写的《文心雕龙》“序志”篇里，说得非常明白。“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远，辞所不载，亦不胜数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刘勰深感写理论著作的艰难。
刘勰为了写好自己的理论著作，很认真地研究过他以前名家的理论著作。他都不太满意。他认为，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玚的《文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都只看到问题的某些方面，忽略了整体的考虑，各有各的优点，都不够周全。刘勰在《序志》篇里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在他看来，他之前的文论家的著作，虽各有优点，但缺点也很明显。因此，他立志要写一部大书，超过他的前人，在“建德树言”方面，有自己的独创性。
但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如何做？他还是去请教他的师父僧祐。因为他知道，他师父僧祐不仅是个佛徒，而且还是一个懂得文学甚至懂得音乐、建筑的艺术理论家，一个大学问家。
有一天，刘勰到僧祐的禅房里向他请教：“师父，我要写这部文艺理论书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
僧祐知道，刘勰是不讲空话的，他要做充分准备。于是便对他说：“要写书，首先要多读书。事业有成必须积学储宝，要多读书啊！”
刘勰遵照师父多读书的教导，每天都走进定林寺的藏经楼。前些年为帮助僧祐整理经典，他十次百次甚至千次来过这藏经楼。这些日子是带着新的期望再次进入藏经楼。他再一次发现，这藏经楼犹如一个书的海洋。这里不仅有各种佛教经典，而且有自汉以来各种“经、史、子、集”的手抄本，堆满了书库。这些图书在刘勰面前重新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他可以像海绵吸水那样在这些藏书中吸收丰富的知识。
刘勰在定林寺藏经楼读过哪些书？没有留下文字记载。我们仅从他在《文心雕龙》中征引的典故、论及的作家作品的数量就足以令人感叹不已。笔者过去用很笨的方法做过统计，现在看来很不精确。今人用现代数据信息手段统计：《文心雕龙》全书征引书文典故共有一千四百六十六处；全书论及作家九百一十八人；论及作品一千〇三十五篇（部）。共涉及到八十六个帝王，十七个朝代。从全书的体裁论（即“论文叙笔”）二十一篇论文叙笔的论述情况看，共论及三十五类文体，如骚、诗、乐府、史、传、对、书、记等；其他九篇论文，即《宗经》《杂文》《论说》等篇所论及作品，共有一百〇八类。全书论及的体裁实际上有九十类。论及齐梁文风弊端的，共有十八处；论及文学社会功能的有六十六处；论及文风问题的有七十一处，等等。从上述论及问题、征引史料来看，刘勰读书涉猎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那时还没有“出版业”，全靠手抄本。可见定林寺的藏书也是非常可观的。
刘勰读书是为了“积学以储宝”。他每天一早就到藏经楼去读书并有意识地对从古到他所处时代的代表性著作做了札记。
刘勰重新阅读了各类经书。他以前读过后汉大儒马融注释的经书，为了写自己的著作，这次到藏经楼又重新阅读了马融注释的《孝经》《论语》《诗》《易》《三礼》。他爱不释手，反复阅读，读了原文，又看注解，还做了批注。
刘勰还读了马融学生郑玄注的《易》《诗》《书》《礼》《礼仪》《论语》《孝经》等书，越看越入神。他读马融、郑玄注释的儒家经典，受到很大启发，特别是对儒家学说理解更深了。他在重读马融、郑玄注释的各种经书之后，感叹地说：“马融、郑玄，大儒也，他们的注释精彩极了，我赶不上他们了。”
刘勰在藏经楼也认真阅读了董仲舒的书。刘勰从中了解到：孔子死后，儒家的地位没有衰微，反而上升了。汉武帝即位后召集全国文士会考，他亲自出题，亲自阅卷，选中了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和公孙弘两位名儒，其余百家一概罢黜。儒学从此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书基本上是《易经》阴阳学说的引申，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相反的事物合成的。刘勰读了董仲舒的书，认为董的“阴阳相合”学说很有参考价值。这也为刘勰在后来所著的《文心雕龙》具有某种辩证法思想打下了基础。
刘勰在藏经楼还读了大量史学著作。经书也是史书。刘勰所读的《六经》，原来都是周朝史官所藏的各种历史记录，经孔子删订解释以后，代代相传，成为与史学并存的另一种经学。
刘勰读史书，先是读左丘明的《左传》，十分赞赏。接着读了汉代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历史著作。司马谈是汉武帝的太史，非常博学，精通天文、易学、黄老学。他以黄老学为主，批判儒、墨、名、法、阴阳各家学说。司马谈的儿子司马迁十岁能读古文书籍，二十岁游历全国名都大邑，采访遗文佚事。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做太史。司马迁四十八岁时因李陵案牵连遭受汉武帝残暴的宫刑。司马迁受刑之后没有悲观，反而发愤著《史记》。刘勰对司马迁《史记》里面的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都读了多次，并熟记于心。这一百三十篇文章，把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三千年的史实，都综合在《史记》一部书里。刘勰连声称赞：“《史记》太伟大了。”
刘勰读史书，除了司马迁的《史记》，还读了班固的《汉书》。读了汉代大学问家刘歆、刘向父子著的《七略》。刘向最后完成的《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这《七略》是中国古代珍贵的文化史。刘勰对刘向父子的书也很赞赏，从中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宝藏，为他写《文心雕龙》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