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名家恐“闭门羹”
刘勰想去找沈约，但也有些畏惧和担心。他想，沈约是大人物，找他的人很多。这老头子也有些脾气。他有些不讲情面，常拒绝别人的求誉。
他想，如果毛遂自荐把书献给沈约，会不会被拒绝，吃个“闭门羹”呢？这也难说。因为坊间正传说“钟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的事情。
这里插进一段钟嵘“求誉于沈约，约拒之”的故事，以佐证刘勰犹豫不决的原因。
我国南北朝时期同时出了两个杰出的文艺理论家，一个是刘勰，一个是钟嵘。他俩名气都很大，理论也很精湛，深得后人赏识。据《南史·钟嵘传》记载：钟嵘，河南长社人，字仲伟。嵘好学而富于思理，齐梁间担任过安国令，永元末担任司徒行参军，后来又当了晋安王记室，掌管文书。钟嵘没有做过大官。两人的经历和命运有些相似。刘勰写了《文心雕龙》，钟嵘则写了《诗品》。
《诗品》是诗歌评论名著，分上、中、下三卷，按品位列评自两汉至梁代一百二十二位作家的五言诗作品，并评述了作家间的前后继承关系。钟嵘的诗评很有特色，他不按作者的尊卑定位，也不拘泥于传统的评价，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评论作家的得失和品位高下。比如，他把李陵、曹植等十一人，列为上品；把陶潜、鲍照等三十九人列为中品；而把班固、曹操等七十二人列为下品。
钟嵘和刘勰在诗歌理论上有些不同，甚至大相径庭。比如对于李陵诗的评论，刘勰说：“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好，见疑于后代也。”（《明诗》）刘勰怀疑李陵、班婕好的作品是假的。而钟嵘则把他们列为上品，加以赞扬。又如对于曹操、曹丕、曹植的作品，刘勰的评价是：“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聘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明诗》）又说：“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乐府》）对曹氏父子的作品评价是颇高的。但是钟嵘的评价则完全不同，他把位居君王之尊、诗歌上也很有特色的曹操和东汉在辞赋创作上有很大成就的史学家班固，以及创造了“永明体”推动诗歌走向格律化和创作上很有成就的沈约，均列为“下品”。可见两个评论家对于当时诗坛名宿的评价是很悬殊的。
钟嵘和刘勰在写作理论上也持不同观点。刘勰强调作家为文可以用事用典，还特别写了《事类》篇，认为“经典深沉，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强调如何用事用典。钟嵘则竭力反对在诗歌创作时用事用典，主张诗要顺乎自然。他批评那些用事用典的诗人“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认为“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诗品·序》）可见两位评论家观点不尽相同。
刘勰和钟嵘的艺术旨趣也有所不同。钟嵘反对玄谈，认为在诗中谈玄说理，致使诗坛出现许多“质木无文”“淡乎寡味”作品；还批评当时的文风：“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爱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品·序》）刘勰对当时谈玄说理的诗风则有分析地区别对待。他批评道，“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皆遥深，故能标焉”“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折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研”“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能争雄”，“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明诗》）
刘勰和钟嵘两位批评家对于魏晋六朝的不正文风都有所批评，但是两者批评的分寸是不同的。钟嵘比较偏激，说得比较绝对；而刘勰则更有分析，“唯务折衷”，不一棍子打死。可见两位批评家艺术取向、艺术旨趣的不同。
刘勰和钟嵘都是有影响的评论家，但后人认为钟嵘对于诗人的评价有些偏颇，甚至往往带有个人偏见。例如对于沈约的评价就不够公允。文学史家普遍认为，南北朝时期重要诗人有沈约、颜延之、谢灵运、鲍照、谢朓、王融、江淹、何逊、吴均、阴铿、萧纲、徐陵等，沈约是他们中的佼佼者，被誉为“一代词宗”。沈约在诗歌上有很大成就。如《早发定山》，不仅词采绮丽，形象鲜明，而且技巧纯熟。沈约在诗歌史上最大的贡献是撰写《四声谱》，提出“八病说”，开了用声律写诗的先声，为诗歌艺术开辟了新的美学境界。永明以来，沈约、王融、谢朓等人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提出“四声八病说”。沈约说：“夫五色相宜，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吕律，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宋书·谢灵运传》）沈约的“四声八病”说（“八病”指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傍纽、正纽），对汉语声律研究是一大贡献，对我国格律诗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门写了《声律》篇论述声律问题。他从“音以律文”的角度，肯定了沈约的“声律论”，反对形式主义。
钟嵘则不同。他完全否定沈约，一概反对“声律论”，认为诗能做到自然上口即可，无需讲究声律。他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诗品·序》）。钟嵘反对沈约的“声律说”，可能属于观点不同。这是应该被允许的。在学术见解上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在评判作家作品时，则应该持公正态度。钟嵘在品评诗人时，硬是把沈约打成“下品”，不知是因沈约曾拒绝接见并推荐自己，存在个人芥蒂，还是观点不同。《南史·钟嵘传》里说：“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云云，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不知沈约因为何事而拒绝钟嵘求誉。沈约死后，钟嵘追宿憾以此报约，把他打成“下品”，这就不太好了。由此可见，评论家之话语权，也太可怕了。
刘勰听到沈约拒绝钟嵘的坊间议论，心里也在打鼓。他去找沈约，会不会像钟嵘那样也吃“闭门羹”呢？要不要去找沈约，刘勰心里有些举棋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