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诸子》有妙文
僧祐忙于寺院的公务，上次在讨论到乐府和诠赋的时候，因公务而暂停了下来。大约过了半个月，僧祐又来到刘勰的住处。僧祐风趣地说：“我们继续‘坐而论道’吧！”于是，他们又进行史传文学和诸子百家的文体的讨论。
僧祐说：“你关于赋的论述很全面，而且有精到的见解。除此之外，你为什么涉及那么多文体？”
刘勰解释说：“我对‘有韵之文’如诗歌、骚赋等一类作品的创作规律都做过论述。我认为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这些‘无韵之笔’也很重要，论文体不能不把这些文体讲清楚。”
僧祐说：“我对你论‘无韵之笔’的文章，最感兴趣的是《史传》，你能否谈谈对‘史传’这种文体的看法？”
刘勰解释说：“有一点需要向师父说明，我写的《史传》篇，论述的问题主要是历史，而不是作为‘无韵之笔’的史传文学。我是想探讨史官的最初建置与职守，叙述史书的源流派别及其得失，议论撰写史书的功用目的和态度等等。这些内容，对于我们研究历史，研究史学史都是有价值的。”
刘勰对于“史传”的论述，内容丰富，观点深刻。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读：
第一，刘勰对“史传”的定义和来源做了精确的叙述。他认为这种文体主要取决于“史传”职能本身，所以他在《史传》中这样写道：“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刘勰认为历史本身很复杂。写《史传》主要是记事记言，做起来有许多困难：“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刘勰认为写《史传》存在的困难主要在于历史久远了，史传应“按实而书”，记录真实的东西就有很多困难。但是一个正直的历史学家应该像“农夫见莠，其必锄也”一样，做到“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
第二，刘勰认为“史传文学”的创作，应该尊重历史，又富有文采，即所谓“比尧称典”“法孔题经”。刘勰以司马迁为例进行分析，他认为司马迁早年游踪遍及全国，到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他的《史记》是真实的，尊重历史的；同时也富有文采。《史记》对许多历史人物的叙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成为不朽的文学名篇。司马迁在中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是我国史传文学的奠基人。
刘勰对司马迁有褒有贬。他说：“汉灭嬴项，武功积年，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爱及太史谈，世惟执简；子长继志，甄序帝勣。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史传》）他认为司马迁的史学观都是从班彪（班叔皮）那里继承来的。班彪在《〈史记〉论》里说：“（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学术，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其此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才也。”（《后汉书·班彪传》）班彪批评司马迁“薄五经”“轻仁义”“贱守节”“大敝伤道”。刘勰论述史传文学时，是完全赞成班彪的观点的。
第三，刘勰认为评价史传文学应坚持文质并重的原则，坚持内容和形式统一的标准。还是以司马迁为例。他一方面推崇司马迁的才华和文学成就，认为他具有“博雅弘辩之才”；另一方面又批评他“大敝伤道”“薄五经”“轻仁义”“贱守节”，从而遭至宫刑。这一点颇有偏见。但刘勰对于司马迁的书信却也很称赞，说：“观史迁之报任安……志气盘桓，各含殊采；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他认为《报任少卿书》“志气盘桓”，在文辞表现上具有的独特的美的光彩。
刘勰在《史传》篇中肯定《史记》用文学笔法刻画多种多样的性格和人物面貌，使各个人物神形兼备，个性鲜明，这又是不能忽视的。
僧祐和刘勰在讨论了“史传”之后，又专门讨论了《诸子》。
僧祐问道：“你为什么要单独写文章研究‘诸子’？”
刘勰回答说：“这很重要。‘诸子’是中国春秋时代的特殊现象，诸子百家所写的文章构成一种独特的文体，所以我在论文叙笔时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诸子》。
“我在这篇文章中是这样写的：‘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惟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昔风后、力牧、伊尹，咸其流也。……逮及七国力政，俊乂蜂起。孟轲膺儒以磐折，庄周述道以翱翔，墨翟执俭确之教，尹文课名实之符，野老治国于地利，驺子养政于天文，申商刀锯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勋，尸佼兼总于杂术，青史曲缀以街谈。承流而枝附者，不可胜算。并飞辩以驰术，餍禄而馀荣矣。暨于暴秦烈火，势炎昆冈而烟燎之毒，不及诸子。逮汉成留思，子政雠校；于是《七略》芬菲，九流鳞萃；杀青所编，百有八十余家矣。迄至魏晋，作者间出，谰言兼存，琐语必录；类聚而求，亦充箱照轸矣。’”刘勰唯恐说得不清楚，又对僧祐解释说，“我的意思是：战国时代七雄并起，俊杰之士风起云涌。孟子继承孔子学说对儒家十分崇拜；庄子讲道学奇惠飞腾；墨子坚持俭朴刻苦的教义；尹文子研究名和实的关系；野老用农学治理国家；驺衍谈阴阳五行服务政事；鬼谷子用唇枪舌剑来取得功名；尸佼兼善名家杂术；青史子详记名家的谈论。诸子百家各有支派，他们都能游说诸侯，取得功名利禄。秦始皇烧书，典籍玉石俱焚，但他的毒火没有烧到诸子。到了汉朝汉成帝，留意于诸子之书，刘向奉命加以校订，编写的包括《总论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的《七略》重显芬芳。而从先秦至汉初的学术流派：法、名、墨、儒、道、阴阳、纵横、杂、农，‘九流’中群英荟萃。编定他们的书共计一百八十多家。到了魏晋时代，间或有作者问世，但满纸荒唐之言收在其中，车载斗量，就不必多说了。”
僧祐认真地听刘勰解释，不断地点头。听后赞道：“你的《诸子》这篇文章写得很精炼，虽然对每一个学派，每一个名家只说一两句，但对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做了生动的描绘，非常有意义。”
刘勰对诸子甚有研究，进一步解释说：“《汉书·艺文志》里谈到‘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百家之中，儒、道、墨、名、农、阴阳、法、纵横、杂、小说这十家是很有名气的了。诸子百家的著作较有影响的，有儒家的《论语》《孟子》，道家的《老子》《庄子》，儒法兼及的《荀子》，以及法家的《韩非子》。”
僧祐听后，说：“我认真看过《诸子》，你这篇文章也有缺点，你忽视了诸子文学的重要方面。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子书’中，有的是很有文学色彩的散文。你把诸子的文分为两大类，一是所谓‘纯粹’的，二是所谓‘踳驳’的。这样分类也可以，但你对诸子中许多作品的批评是不对的。你把《列子》移山填海之谈，《淮南子》倾天折地之说，《归藏经》里谈后羿射日嫦娥奔月，都归到‘踳驳’类就有偏颇了。‘踳驳’即错乱的意思。很显然，把《列子》和《淮南子》中很有意义的‘寓言’列入‘踳驳’之类，是不对的，至少是一种偏见。诸子百家的散文各有其风格，有精美的、深刻的、虚夸的、显豁的，也有古奥的、奇丽的、雄壮的、质朴的、细密的、华丽的，这些风格显示了诸子百家文章风格的多样性，也为我国古代文学增添了华彩。对他们的散文应该肯定才对。”
刘勰听后十分感动，说道：“师父学识渊博，对诸子百家研究得如此周全。我对诸子的评论是有些偏颇，感谢师父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