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歌赋具特色
秋来暑往，时间过得很快。刘勰在灰暗的灯光下又忙碌了一年，写出了“论文叙笔”的二十篇文章。刘勰很想得到师父的指教，把这些新写的文章送到僧祐手上。
僧祐说：“等我看完以后，我们专门约个时间继续坐而论道。”
刘勰说：“我恭候师父来指教。”
僧祐得闲，又到了刘勰的居所里。
僧祐一进刘勰的房门，看见四处墙壁上挂满了写得密密麻麻的小布条，就像定林寺大殿前挂着的经幡那样。
僧祐发现这个怪现象，便问道：“彦和，你墙上挂的那些布条是干什么用的？”
刘勰赶忙解释道：“呵，师父，我这些布条是为写《文心雕龙》的‘论文叙笔’做的一些笔记。我分门别类地把同一类内容的字布条编串成一组挂在墙上，以便写文章时查找。”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古时候的人写文章没有“卡片”，挂在墙上的带字布条，大概就是刘勰的“卡片”吧。
刘勰是做大学问的，他知道要综合评论某一类文体就需要做大量的排列组合工作，也就是做各种整合。正如他在《序志》篇里所说的“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远，辞所不载，亦不胜数矣”。刘勰写这些内容布条就是把自己准备的材料，进行梳理。
刘勰为了写好他的“论文叙笔”这组文章，把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文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韵之文”；一类是“无韵之笔”。刘勰所谓的“有韵之文”，指的是诗歌、乐府、辞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他所说的“无韵之笔”，指的是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和书记。刘勰所论及的范围，过去总称“文章”。但用今天的观念来分类，他所说的“有韵之文”或“无韵之笔”，有的是今天所说的“文学”，有的则与“文学”没有多大关系，如诔碑、章表、奏启等，今天的读者不必过细地去考察了。
这一天，僧祐和刘勰开始讨论“论文叙笔”的文体。他们首先讨论了“诗”。
僧祐先提出问题。他说：“彦和，我想问，你写‘论文叙笔’的第一篇文章是《明诗》，你如何看待中国的‘诗’呢？”
刘勰对中国的诗歌甚有研究，听到师父的提问，立即回答说：“我觉得诗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文体，所以谈文体要先论诗。我的《明诗》想把诗歌的起源和特点说清楚，因而文章开头就这样写：‘大舜云：诗言志，歌咏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我认为，诗的最大特色是‘持人情性’，也就是表现人的感情。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
僧祐点点头，说：“说清楚了，说清楚了。我赞成你的说法。你提到《尚书》里说‘诗言志，歌咏言’。《诗大序》里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些都说明诗歌是人的情志和感情的表达，你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刘勰回答说：“是的。所以我在《明诗》里举了些例子来说明。过去葛天氏的《玄鸟》中就有‘理不空绮’的说法。后来黄帝的《云门》，尧帝的《大章》，舜帝的《南风》，大禹的《九序》，太康氏的《五子之歌》，商周的《雅》《颂》，春秋时的酬酢宾客之辞，直到楚国的《骚》赋，秦始皇的《仙诗》，汉时韦孟的四言，李陵的《与苏武诗》，班婕好的《怨歌行》，汉代《古诗十九首》《孤竹》，张衡的《怨诗》，曹丕、曹植、王粲、徐幹、应玚、刘桢、何晏等的‘五言诗’，嵇康、阮籍的诗，从当时诗坛的‘三张、两潘、二陆、一左’到郭璞的《游仙诗》，这些诗‘顺美匡恶’‘匡谏之义’‘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对后世的诗歌都有很好的影响。我举这些例子是为了说明诗歌的起源和发展。”
僧祐说：“你说得对，你举的这些古时候的诗，都有顺美匡恶的匡谏之义，但到了后来就变了。你对勰晋六朝以至当今的诗歌怎么看？”
刘勰颇为激动地说：“在《明诗》篇里，我对魏晋六朝以至当今的诗歌是区别对待的。我肯定了一些好的诗歌，但对那些不表现真情实感专讲形式的东西是不赞成的。我对那些‘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只讲形式的诗歌是批评的。”
僧祐说：“我已读过你的《明诗》篇了，很赞同你所表述的观点。你的诗论很精辟！”
刘勰点点头，对师父的指教表示感谢。
接下来，僧祐与刘勰对乐府和辞赋这两种文体进行了交谈。
僧祐从刘勰给他的一摞书稿中捡出两篇，说：“我看了你的《乐府》和《诠赋》，觉得这两篇也写得很好。看来你对乐府和赋都有很深的研究！”
刘勰谦恭地说：“师父过奖了。其实，我说不上有很深的研究。我的很多看法也是读了古今名人的文章，从中得到启发的。我最近读了沈约的《谢灵运传论》，沈大人对诗歌的分析就很深刻。他说：‘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或无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
刘勰说：“沈大人的这些叙述，可以看作是一部简要的诗歌史。沈大人在《答陆厥书》里所说的，‘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他的这些文字，虽是给朋友的书信，其实也是一篇很好的诗歌评论。”
僧祐听刘勰背诵这两段文字，几乎一字不漏，一句不错，便赞美道：“彦和你记性真好！”
刘勰解释说：“沈大人在这篇文章中，对曹氏父子、仲宣、潘陆诸诗人的评价我都很赞同，所以我在《文心雕龙》中吸收了沈大人的很多看法，这部书的写成也要感谢沈大人理论的启发呀！”
僧祐觉得刘勰《明诗》中对诗的评论已经很周全了，便着重谈《乐府》和《诠赋》两篇文章。说道：“彦和，说说你对乐府和赋的看法吧！”
刘勰对“乐府”和“赋”都很有研究。首先说起他对乐府的看法。
刘勰说：“我认为乐府与诗是相近的文体，乐府是配了音乐的诗。所以，我在《乐府》篇里，开头就写道：‘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钧天九奏，暨其上帝；葛天八阕，爱乃皇时。自咸英以降，亦无得而论矣。……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盲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精之至也。’接着我还写了：‘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警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好乐无荒，晋风所以称远；伊其相谑，郑国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观辞，不直听声而已。’我认为乐府就是配上管弦的诗歌。”
僧祐赞扬说：“你谈乐府这两段文字都写得很好，很值得细细阅读啊！”
刘勰对僧祐还谈了他对乐府文体的看法。刘勰的见解很精辟。为了进一步了解他的观点，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读：
第一，刘勰论述诗歌音乐的起源时强调诗和乐都起源于古代人的劳动。刘勰在《乐府》中引用了《尚书·尧典》中的观点。《尧典》说：“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段话记录了当时把诗、乐、舞作为教育贵族子弟，使他们具有“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品德而使用的教育手段。刘勰论诗、论乐都引用过《尧典》中的这段话中的观点。刘勰还吸收了孔子论乐的观点：“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把诗、礼、乐三者联系起来，形成了儒家“温柔敦厚”的儒教、乐教。刘勰受到儒家这种诗乐观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他的独特的儒家的音乐史观。
第二，刘勰坚守儒家的观点，提倡“古乐”排斥“新声”，主张“雅乐”反对“郑声”，具有复古的倾向。不过，刘勰的复古的诗歌音乐思想与“阴阳五行”家们的复古音乐观点是不同的。汉代的今文经学家们把“诗”与“乐”同阴阳五行学说及谶纬神学结合起来。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认为音乐也要“应天”“顺人”，结果使音乐濒临于绝境。魏晋时代嵇康写了《声无哀乐论》，力图突破董仲舒的阴阳五行的观点，却又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潭。刘勰反对嵇康的唯美主义观点，重新提倡儒家的诗乐观，却不免也陷入儒家复古的保守倾向。刘勰在《乐府》里对于汉代祭祀祖先的《桂华》《赤雁》都加以批评，说“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从中可以看出刘勰对于民间的音乐是持反对态度的。
第三，刘勰论述了诗与乐的关系。刘勰精通诗学，也精通乐律，所以对“诗”和“乐”的关系的论说非常精当。他说：“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警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刘勰从儒家诗乐理论观点出发，对南朝的艳歌淫曲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若夫艳歌婉娈，怨志詄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然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诗声俱郑，自此阶矣。”刘勰所谓的“淫辞在曲，正响焉生”“诗声俱郑，自此阶矣”，都是站在儒家的思想立场上，对齐梁时期诗乐的一种批评和否定，具有一定局限性。但他把诗歌与音乐联系起来，继承了汉魏以来的诗乐理论，对开启唐代的诗乐理论是有推动作用的。
僧祐称赞道：“你的诗歌理论很有特色，值得后人借鉴。”
刘勰很感谢僧祐对他诗歌理论的赞同，说：“谢谢师父。”
僧祐和刘勰结束对诗歌的讨论之后，接着讨论了“赋”这种文体。
僧祐看了刘勰的《诠赋》这篇文稿之后，问道：“彦和，你在论述‘文之枢纽’时已经写了《辨骚》，把屈原的辞赋都讲得很清楚了，为什么在论文叙笔时，又还要写一篇《诠赋》呢？”
刘勰回答说：“‘赋’不同于‘骚’，它是一种独立的文体，有它的不同特性，所以在《辨骚》之外我写了《诠赋》，对赋进行专门诠释。”
刘勰接着说：“我在《诠赋》中写了这样一段话：‘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我的意思是说，《诗经》里有所谓‘六义’，就是风、雅、颂、赋、比、兴。‘赋，这种文体来自《诗经》的‘赋’义，但同‘诗’又有所不同。诗赋之不同在于，‘赋，是以铺张的手法描写事物，赋在描写外物抒发内心时都是‘铺采摛文’的，是铺张的描写，有较为浓重的文学色彩。我对曹丕的所谓‘诗赋欲丽’，陆机的‘赋体物而浏亮’和挚虞的‘赋者，假用称辞，敷陈其志’这些观点我是赞成的。”
僧祐听后点点头，表示赞同，说：“你的《诠赋》确实是篇好文章，把赋的源流变化，把赋的特点都讲清楚了。”
刘勰对“赋”的论述也很精辟，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读：
第一，刘勰比较翔实地论述了赋的源流变化。他说：“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播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诠赋》）刘勰所说的大意是：秦朝不重视文学，但有几篇杂赋。汉初文人顺着辞赋的潮流，由陆贾开始，继贾谊之后，枚乘司马相如扩展这种风气，王褒扬雄又发扬了它的气势，枚皋东方朔等人什么事物都加以描绘。所以汉宣帝时就有很多人献赋，赋的作品多了起来。到了汉成帝时进行校订，献到宫廷里的赋就有千多篇了。追源溯流，探讨赋的源流，可以确认它是兴起于楚国而繁荣于汉代的。
第二，刘勰认为从屈原的骚赋而演变为铺采摛文的汉赋，再到六朝的骈赋……都是与时代的兴衰息息相关的。魏晋时期政治混乱，思想却很活跃，处于衰落状态的“赋”又开始兴发起来。赋的内容也有拓展。如鲍照作《舞鹤赋》，把飞禽走兽奇花异草风云雪月都写进赋里，刘勰评论说：“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刘勰这些话是针对六朝时期鲍照之辈的赋体而说的，虽有些微词，但总体上还是肯定赋是在发展着的。
第三，刘勰在《诠赋》中还评论了从西汉到魏晋时期十八位作家及其作品，也很有文学史价值。他对陆贾、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王粲、徐幹、左思、潘岳、陆机、成公绥、郭璞、袁宏等都进行了中肯的评述，并用内容和形式相互统一的观点论述作赋的规律。他既强调赋在内容上的“体物写志”，也注意到形式上的“铺彩摛文”，要求“义必明雅”、“辞必巧丽”，这样才能使赋有新的内容和丰富美丽的色彩。
刘勰对“赋”的论述很有意义，深得僧祐的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