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圣》《宗经》与《正纬》
僧祐和刘勰“坐而论道”，兴致越来越浓。刘勰再三解释他讲的道不是佛道而是儒道。于是他们又把话题转到了“儒道”上来。
僧祐问道：“根据你的解释，你在《文心雕龙》里说的‘道’，与佛教的‘道’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哟！”
“是的，我这里讲的是自然之道，与佛道没有多大关系。但与儒家之道有许多联系。我在《征圣》《宗经》两篇文章里写过：‘爱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这就是说，道要靠圣人写成文章。圣人要靠这个文章来明道。道只有与圣人联系起来才有意义。”
僧祐听后不太明白，便问刘勰：“你在写完《原道》之后，接着写一篇《征圣》，是为了说明你所说的‘道’与儒家之道的联系吗？”
“是的。我在写了《原道》之后，接着写《征圣》《宗经》，是为了贯彻我的《原道》的主张，进一步把‘文之枢纽’讲清楚。我在这篇文章中是这样写的：‘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此政化贵文之征也。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此事绩贵文之征也。褒美子产，则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此修身贵文之征也。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道与圣、与经是不可分的，我觉得要写出好文章就必须要征圣、宗经。”
僧祐听后追问一句：“你说征圣、宗经很重要，我想问：你征的是什么圣，宗的是什么经？”
刘勰明确地回答说：“师父您是知道的，我从小研习儒学，受儒家思想教育很深，周公孔子是我心中的圣人，我征的当然是周公孔子这样的‘圣’，宗的是儒家孔门学派经学家们的儒经啰！”
僧祐同刘勰“坐而论道”谈得很深入，对“道”，对“圣”和“经”都谈得很深入。为了更准确地理解《文心雕龙》的内涵，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读吗？
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三大学派都公开发表自己不同的政治思想主张。道家和法家的所谓“黄老刑名之学”，主张对人民实行绝对的压迫。墨家主张实行“兼爱非攻”。而儒家则主张用“礼”来教导人们，用“仁”来节制对人民的剥削，借以缓和社会矛盾。儒家学说比道、墨两家较为接近社会的实际，因之它成为汉以后长期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
儒家学说从它的总目标上说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一些忠实于儒家学说的儒者，常为人民发出诉疾苦申冤抑的呼声，也常为人民做一些去祸消灾的事情，有时甚至不惜以破家杀身对君主犯颜直谏要求改善政治。他们深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意义，为爱邦而爱及邦本，有的也就真诚地成为人民的同情者和代言人。儒学在汉代盛极一时，但到了魏晋则明显呈现出衰微的状态。特别是后来加进阴阳五行学说和谶纬符命的怪论，儒家学说逐渐失去它的威信。汉代有些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如桓谭、张衡、王充等人都起来反对当时流行的充满迷信的谶纬学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乱，大批知名文士如孔融、祢衡、杨修、丁仪、丁廙、何晏、嵇康、张华、石崇、陆机、陆云、潘岳、刘琨、郭璞等被统治者杀害，因此，知识分子多转向逃避现实，或寄情酒色山水，或空谈佛道，或隐逸田园。在这种政治气氛下，老庄哲学开始复活。老庄哲学适应那种要求清净、逍遥、自由、平等的思想。这些思想适应那种回到原始无争的自然状态和逍遥自在的生活的追求。于是社会上谈玄之风日盛，逃避现实的倾向也越来越严重。许多文士开始反对儒家的传统道德和礼教，追求那种反制度、反束缚的自由旷达的生活。
儒道的衰微和庄老哲学的盛行，谈玄之风日炽，对于魏晋以后的文学倾向也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学大都具有玄虚的倾向，某些作品具有神秘虚无的色彩和极端消极的情绪。当时文学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形式主义的盛行，诗歌、骈文和辞赋都向形式主义方向发展，特别是南朝文学，华艳淫靡的文风盛行起来。由于荒淫的君主贵族掌握了文学的领导权，他们极力提倡靡艳之风，再加上一些舞文弄墨的士族子弟的推波助澜，因而那些夸辞艳藻无病呻吟的形式主义作品也就泛滥起来。
刘勰敢于在著作中明确反对魏晋六朝的玄风和形式主义的文风，最根本最深刻的原因，还是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所以刘勰对六朝以后儒家思想影响的减弱甚至走向衰微很不满意，认为世风日下与儒学的衰微有直接关系。所以他首标“原道”就是要高举儒家的思想旗帜，为儒道而呐喊。
刘勰认为，只有儒家思想才能挽狂澜于即倒，因而要从儒家学说中寻找思想武器同当时腐败的社会歪风和不正的文风做斗争。
刘勰精通佛理，但不宣传佛教。他认为只有儒家的思想才能作为他的武器，很有必要重申儒学的地位，加强儒学对文学的思想指导。于是他在《文心雕龙》的《征圣》篇里提出了“政化贵文”、“事绩贵文”、“修身贵文”的观点。他认为，这是他纠正世风和文风的三个有力的武器。
刘勰说的“政化贵文”，是说古代圣王教导人们要重视人文教化的重要性。孔子称赞过遥远的唐尧盛世的文化兴旺发达，表扬过周代文化丰富多彩说值得学习。刘勰认为这都是“政化贵文”的结果。
刘勰说的“事绩贵文”，是说春秋时期许多士大夫在外交场合通过朗诵诗章来表达自己的观感和愿望。他们用这种形式来酬谢宾客表示敬意，都显示出他们能说会道的才华，都是通过写文章来建立功业的。从春秋时候起，许多知识分子都用文采辞令在政治、外交、文化各方面建立了功业。他认为，这是“事绩贵文”的表现。
至于说“修身贵文”，刘勰认为文章作者不仅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要把语言修饰得很富有文采。情感应该真挚，文辞应该巧妙。可以说文章对一个人的品德修行非常重要。就是说，内容与形式统一起来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强调，写文章一定要“体乎经”，就是以孔夫子的“经”为立文之本，要树立德行声誉都要效法圣人。他说，“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就是强调“宗经”的重要性。刘勰的“征圣”和“宗经”都是贯彻儒家之道的最基本的要求。
刘勰还强调，写文章原儒家之道，行征圣、宗经之实，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需要“正纬”。刘勰在《正纬》篇里写道：“夫神道阐幽，天命微显，马龙出而大《易》兴，神龟见而《洪范》耀。故《系辞》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斯之谓也。但世敻文隐，好生矫诞，真虽存矣，伪亦凭焉。夫六经彪炳，而纬候稠叠；《孝》《论》昭晰，而钩谶葳蕤。按经验纬，其伪有四：盖纬之成经，其犹织综，丝麻不杂，布帛乃成；今经正纬奇，倍摘千里，其伪一矣。经显，圣训也；纬隐，神教也。圣训宜广，神教宜约，而今纬多于经，神理更繁，其伪二矣。有命自天，乃称符谶，而八十一篇皆托于孔子，则是尧造绿图，昌制丹书，其伪三矣。商周以前，图箓频见，春秋之末，群经方备，先纬后经，体乖织综，其伪四矣。伪既倍摘，则义异自明，经足训矣，纬何豫焉？”在这里刘勰分析了“纬”与“经”的四点不同，从而强调“正纬”的必要性。
刘勰还强调，文要“原道”，要“宗经”，要“征圣”，就必须“正纬”。因为社会上流传的“纬书”是假托经义来讲瑞应的书，它宣传“天人感应”的神学迷信思想，把经学神秘化了。如把有关《诗》《书》《礼》《乐》《易》《春秋》《孝经》的纬书，总称“七纬”。他认为，这种专讲瑞应的纬书是经书的发展，但不是儒学的正统。
刘勰写《正纬》的初衷是谶纬学说复杂化以后，他要把“纬书”与“谶纬”学说加以甄别、澄清。他认为儒家的六经充满着光彩，而纬书却十分烦琐。比如，《孝经》《论语》这些儒书非常清晰，而解说《孝经》《论语》的纬书却十分杂乱。刘勰根据经书来检验纬书，从四个方面证明纬书是伪托的，加以批判，但他对于儒家经典中讲过的《河图》《洛书》之类却没有加以指责。刘勰要“正纬”，目的还是为了“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