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朝文武皆崇佛

刘勰不幸。在定林寺暮鼓晨钟的佛教氛围中，送走了他的恩师僧祐，艰难地度过他的最后岁月。

他的仕途走到尽头了。刘勰怀着“纬军国”“任栋梁”的理想入仕，但像他这样不善于“官场运作”的知识分子，仕途是没有什么出路的。他当中军临川王萧宏的记室时，贪官手下他不贪，依然一贫如洗。当太末令时他两袖清风，政有清绩。后来奉皇帝之诏回到京城，当仁威南康王萧绩的记室，当昭明太子的东宫通事舍人，也没有捞到升迁的机会，反而受东宫“蜡鹅事件”的牵连被解除了职务。五十多岁的人，官场上已经“穷途末路”了，还有什么指望呢？

刘勰早年为生活所迫来到定林寺，依僧祐生活了十多年。但为了自己的理想，他没有入佛。现在他的师父僧祐过世了，他又无依无靠了。他怎么办？他想，事到如今，只好走师父的道路，步师父的后尘，皈依佛门。这也许是最好的归宿了。

其实，刘勰晚年决定入佛，还有当时的大环境，促使他做出这样的抉择。

南北朝时期，上上下下，满朝文武，皆有佛化的趋势。刘勰“生于宋，著于齐，官于梁”，正是我国的佛教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后变成为统治阶级意志，由朝廷下诏号召文武官员皆信佛的时期。刘勰正是在这样时代氛围中，由尊儒走向崇佛这条道路的。

皇帝带头信佛奉佛。梁武帝萧衍当权之初，还是半儒半佛。在治国理政上还重视儒学，雅重儒术，设国子监，增广生员，设立五馆，录五经博士。萧衍本人早年也是一个勤奋博学之人才。他在政治军事上忙碌不迭，日理万机，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夙兴夜寐。他亲自撰写了《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等计二百余卷。然而萧衍进入暮年，尤其是经多次政治事件的打击，竟逐渐看破红尘，转入佛门，成为中国古代唯一在位的和尚皇帝。他做了皇帝之后，信佛佞佛发展到难以自拔的地步。他为了便于祭拜佛祖，下令在宫城附近修筑一座名刹同泰寺，寺中供佛莲座，宝相巍峨，殿宇宏敞。为来往方便，又令宫城中开大通门直对寺门，萧衍早晚即可由此门入寺，拜佛参禅。普通八年（527）三月，亲临同泰寺，为表忠心事佛，竟舍身入寺做了三天的住持和尚，然后才返回宫中，并下令改元为大通。萧衍信佛之后，自己断绝女色，不食荤腥，而且下诏全国，今后祭祀宗庙神灵，不许再用牛羊猪等牺牲，只能用蔬菜水果。梁武帝奉佛之后，拜俗僧为师，亲自受戒。大通三年（529）九月，萧衍再去同泰寺，脱去御衣兖服，于寺中沐浴完毕即换上法衣袈裟，宛如一位入寺多年的老僧，当晚即在寺中僧房居住，素床瓦器私人执役（即生活自理），与寺中住持相似。次日天明，设四部无遮大会，萧衍着法衣亲自开讲言法座，为四部大众讲经，讲毕即再次将肉身舍入寺中，自号三宝奴，他在寺中如此过了十天。不归王宫，朝中无君，何以度日？因此，朝内王公大臣聚钱一亿万，请求赎回皇帝菩萨。文武百官集于同泰寺东门，奉表请皇帝还宫。萧衍答书语意恳切，对群臣用“顿首”之词，声称既已舍身就无返俗之意，群臣连上三表，萧衍才好不情愿地回到宫中。萧衍佞佛到了难以自拔的地步。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萧衍奉佛之后，亲自下诏，令王公以下皆要奉佛。满朝文武皆为佛徒。当时全国有五万多朝廷权贵和各级官员仿效受戒，舍身为佛。

刘勰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决定走师父的道路受戒入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