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利聘节必有势
沈约对刘勰的“定势”理论很感兴趣，但也有些疑问。他不知道刘勰为什么要写《定势》。
沈约问道：“你专门写篇《定势》是什么意图？”
“我写《定势》是为了强调文学创作能够有个法度，让它中规中矩地正常发展，所以我开头便写道：‘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断辞辨约者，率乘繁缛；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我写‘定势’主要是讲清楚写文章必须有气势、有法度。”
沈约说：“啊，你写‘定势’是讲文学的气势法度，这个提法很好，很重要啊，写文章必须有法度。”
刘勰关于“定势”的理论，是美学中的主要问题，为了对它有更深入的理解，我们需要做些解读。
“势”是什么？
“势”是刘勰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美学概念。刘勰的“定势”理论也是对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我国古代，把“势”这个词运用到文艺理论中，比较早的要算晋代的艺术评论家顾恺之。他在《魏晋胜流画赞》中多次使用了“势”这个概念。他说“《孙武》……若以临见妙裁，寻其置陈布势，是达画之变也”；“《壮士》有奔胜（腾）之势，恨不尽激扬之态”；“《三马》，隽骨天奇，其腾罩如蹑虚空，于马势尽善也”；“《七佛》及《夏殷与大列女》，二皆卫协手传而有情势”；“《清游池》不见金镐，作山形势者，见龙虎杂兽，虽不极体，以为举势，变动多方”。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也用到“势”这个概念：“西去山，别详其远近，发迹东基，转上未半，作紫石如坚云者五六枚，夹冈乘其间而上，使势蜿蜒如龙。……画丹崖临涧上，当使赫瓛隆崇，画险绝之势。”（见《中国画论类编》）
南北朝时期在评论书法时，也有人把“势”作为一个专门术语来运用。南齐时代的王僧虔在《书赋》中说：“情凭虚而测有，思沿想而图空，心经于则……妍靡深功……故其委貌也必妍，献体也贵壮，迹乘规而骋势，志循检而怀放。”王僧虔又在《条疏古来能书人名启》中谈王献之的书法时指出：“王献之善隶禀，骨势不若父，而媚趣过之。”梁武帝论书法，其《草书状》说：“……但体有疏密，意有倜傥，或有飞走流注之势，惊竦峭绝之气，滔滔闲雅之容，卓荦调宕之志，百体千形，巧媚争呈，岂可一概而论哉！”他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又说：“……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梁代袁昂论书法，在其《古今书评》也谈道：“薄绍之书，字势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萧思话书，走墨连绵，字势屈强，若龙跳渊门，虎卧凤阙。”其《书评》又说：“王右军书，字势雄强，若龙跳渊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全梁文》）古人论书画，都是把“势”作为姿态。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前人书画论里作为“姿态”的“势”的概念，转变为文论中作为“风格”的概念，在美学理论上是一个创造。
在《定势》里，刘勰主要是阐明“体”与“势”的关系，即文体与风格的关系。他用自然界的一些现象来比喻文艺。他认为：像自然界一样，机弩一发，箭势矢直；涧流曲转，水势迁回。用圆的东西去规体，它的形体必然是圆的；用方的东西去矩形，它的形体必然是方的。刘勰的观点是来于自然，又回归自然。
刘勰认为文章之美，文章的风格，同自然界的现象是一样的：模拟《五经》的作品，自然会有典雅之美；仿效《离骚》写的诗赋，必然开出艳丽之花；浅薄的文章必定不含蓄；用辞精约可以避免繁琐。总之，这一切都是非常自然的现象。文章风格的形成，大致是这样的：不同的内容要求采用不同的文体；不同的文体自然有不同的风格。所以刘勰认为：“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刘勰所谓“循体而成势”，就是根据不同的文体创造不同的风格。
刘勰这个观点是对前人理论观点的继承和发挥。曹丕和陆机都有过此类论述。不过，他们虽然看到了不同文体应该具有不同的风格，但是没有对这种现象进行理论上的概括。直到刘勰，才用“势”概括了这个现象，总结出“因情立体，即体成势”这个创作规律。
刘勰在《体性》篇，论述作家的个性气质与风格的关系，概括出文章的八种风格，即前面所说的“八体”，来表述作家风格的差异。但又指出，风格的差异不仅与作家的个性气质有关，而且与文体有关。例如章表奏议要求典雅的风格；赋颂歌诗则要求清丽的风格；符檄书移要求明断的风格，等等。
为什么说刘勰《定势》篇里所谈的“势”就是指风格呢？关于这点，刘勰解释过：“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他还说：“然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他所谓“刚”即阳刚之美，雄浑豪放的风格皆是。所谓“柔”即阴柔之美，柔婉闲淡的风格皆是。“奇正”也是风格问题。刘勰再三说“势有刚柔”，是说风格有雄浑柔婉的分别。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定势”，是为了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从理论上阐明内容、体裁和风格这三者的关系，指出内容多种多样决定了体裁也应多种多样，体裁的多样化也就决定了风格的多样化，因此不能只肯定某种体裁，肯定某种风格而否定其他。
二是指出文章的风格受内容的制约，作家要创造独特风格必须先从内容方面着手，内容有了“意新”，然后才能在风格上得巧。如果只是玩弄文字游戏、穿凿取新，决不能创造新颖的风格。
沈约在与刘勰的研讨中，经过刘勰的解释，才知道他写《定势》，原意是为了阐明风格的多样性和风格的独创性。
沈约对“定势”论表示赞同，并称赞他的看法“深得文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