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质彬彬为君子
沈约是大文学家，对文章作法甚有研究，他看了刘勰写的《情采》很感兴趣。
沈约问道：“我知道你整部书都重视情采，为什么要专写一篇《情采》来论述文章的情采呢？”
“是的，我整部书都是讲‘情’讲‘采’的。但这篇文章不单讲情，也不单讲采，而是讲情和采的关系。所以我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就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我在这里强调情与采的关系。”
刘勰的“情采”理论，谈的是美学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非常重要。
刘勰所讲的“情”“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内容和形式。关于刘勰的情采论，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读：
文学艺术中的内容和形式、内容美和形式美的关系，是中西方文学理论家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在西方，例如毕达哥拉斯学派早就提出过“美是和谐与比例”的看法。他认为：“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他主要从形式的角度来观察和断判美。赫拉克利特则开始注意到形式美与内容美的结合。他说：“身体的美，若不与聪明才智相结合，是某种动物性的东西。”这些西方早期的美学家，或从内容上或从形式上论述美，但都还没有能够辩证地解决内容和形式关系的问题。
在我国古代，早于刘勰的文学家与美学家们对文学艺术中内容和形式关系有过各种论述。左丘明在《国语·晋语五》中谈到“情”与“文”的关系时说：“夫貌，情之华也；言，貌之肌也。身为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发之，合而后行，离则有衅。”他在这里注意到了内容和形式不能分离。
孔子谈“文”与“质”的关系时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孟子则提出了“不以文害辞”的观点：“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孟子·万章上》）
老子的观点则相反。他把内容与形式两者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在他看来，真实的言辞不应该有修饰之美，而修辞美的言辞必然不真实。这样就绝对化了。
庄子把形式与内容割裂开来，提出“得意忘言”的说法：“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认为有了内容就可以抛弃形式，就把形式的作用估计得太低了。
韩非子反对孔子的“文饰礼乐”的主张。他说：“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于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韩非子·解老》）认为美的质是不用修饰的，从根本上轻视形式的作用。这种观点也是有很大片面性的。
《大戴礼记》中注意到在一个美的事物中，其所以“美”，首先是“美质在其中”，说：“盖有人可知者焉：貌色声众有美焉，必有美质在其中矣；貌色声众有恶焉，必有恶质在其中矣。”（《大戴礼记·四代》）这是重视内容的决定作用。
《淮南子》里探讨了事物的内质和外饰的关系，并认为本质上美的东西，可以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态，美的质如果没有相应的美的形式也可以表现为丑。作者说：“今夫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衔腐鼠，蒙猬皮，衣豹裘，带死蛇，则布衣韦带之人过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淮南子·修务训》）像毛嫱、西施这样的天下美女，如果打扮得丑陋可恶，也会使路人侧目掩鼻，可见外形美也是十分重要的。
扬雄认为“言不文不成经”，强调文饰之重要：“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谓也？’曰：‘玉不雕，珏瑶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扬子法言·寡见》）
王充主张文章应该“外内表里，自相副称”，做到内容与形式、情与辞的统一。
陆机的《文赋》在谈到文与质的关系时，强调“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以结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他在这里指出“质”（也就是内容）是“主干”，“文”是“枝条”，是依附于主干的东西。
刘勰关于“文质”和“情采”的观点，是总结前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提出来的，他的见解超过了前人在理论上达到的高度。归纳起来，刘勰“情采论”的创造性观点可归纳为：
首先，刘勰肯定文艺作品中内容和形式是互相依存、不可或缺的。他在《情采》篇里所说的：“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意在说明：古代圣贤的著作都称为文章，都由于它们具有文采。因为水性虚柔所以产生波纹，树木坚实才有花朵开放。虎豹的皮如果没有附着在上面的斑斓的花纹，就看不出它和犬羊的皮有什么分别；犀牛的皮虽然有做盔甲的用处，但是只有涂上丹漆的颜色才会有美丽的光彩。这是“质”（内容）有待“文”（形式）来加以表现。至于抒写作者的思想感情，描绘事物的形象，在文字上用心琢磨，然后组织辞句写在纸上，其所以能够光辉灿烂，就是因为它文采繁茂的缘故。这段话说得很有道理。
其次，刘勰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的论述中，总是把内容放在首位。他注意到，在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中，内容是起决定作用的。刘勰说的：“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他强调，涂脂抹粉虽然可以修饰人的容貌，但顾盼妍美却决定于人的美好姿质；文采虽然可以修饰人的言论，但辩说之美却决定于内容本身。做文章犹如织网一样，内容好似它的经线，文辞好像它的纬线，先确定了经线，然后才织上纬线。所以写文章也要首先确定内容，然后才能使文辞流畅，这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所以他特别强调内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的这些观点是针对当时“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创作风气而发的。
其三，在对内容和形式关系的认识中，刘勰也不轻视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刘勰再三阐明，形式美是不能忽视的：“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采辩说’谓绮丽也。”（《情采》）刘勰举凡这些圣哲的言论，都不外乎说明，美丽的艺术形式是不能废除的。他在反复说明内容的重要性的同时，总是兼顾到形式美的意义。形式对内容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一定的反作用。在文学创作中，如果相同的内容，艺术形式的优劣好坏就影响着内容的表达和艺术感染力的高低强弱。相同的内容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表现，同一种文学形式又可以表现不同的内容。因此，忽视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同样是错误的。
刘勰强调内容的重要性又不忽视形式，对当时唯美主义倾向的尖锐的批评，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有着实际意义，对于纠正当时形式主义的文学倾向起着“力挽狂澜”的作用。
沈约对刘勰的这些观点，也表示赞同，不断点头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