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名流“竟陵八友”

四、识名流“竟陵八友”

文学评论重要的一点是“知人论世”。

僧祐为了帮助刘勰写好这部文学理论的书做到“知人论世”,常常有意识地带他去接触当时一些文学巨擘,增长见识。最值得提到的是僧祐带刘勰去见“竟陵八友”,让他大开眼界,大长见识。

有一天,僧祐对刘勰说:“今天‘竟陵八友’在西邸聚会,你陪我一起去吧!可以见识一些文学前辈。”刘勰当即答应,并随僧祐赴会。

说到“竟陵八友”,首先必须提到聚会组织者萧子良。萧子良不仅在当时政坛很有势力,还是文学界的一个领袖人物。萧子良建立“西邸”之后,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后来当了皇帝的萧衍,常来“西邸”会见当时文坛的名流,与著名文士沈约等八人结为好友,后来称为“竟陵八友”。这个以竟陵王萧子良为中心所形成的“文学集团”,史书中有记载。《南齐书·竟陵王萧子良传》说:“子良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永明)五年,正位司徒,给班剑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鸡笼山邸,集学之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纶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梁书·武帝纪上》也记载:“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指萧衍)与沈约等并游焉,号曰‘八友’。”“八友”之外,还有法曹参军柳恽、太学博士王僧儒、南徐州秀才江革、尚殿中郎范缜、会稽孔休源,也都常参与活动。

“竟陵八友”除了文学活动之外,还雅爱佛教,他们常联帮结伙参加定林寺的佛事活动。作为定林寺东道主的僧祐同他们结成了很深的友谊。刘勰是僧祐最赏识的“得意门生”,因而经常随他去参加“竟陵八友”的活动。

在鸡笼山的西邸公馆里,刘勰见过萧衍和沈约,同他们有一面之缘。萧衍在做皇帝之前既是王公贵族,又是有影响的军事家和学问家,与沈约、谢朓等文士交游,辩论儒道,研讨佛义,议定“五礼”。萧衍本人又善音乐诗赋,在学术文学方面均有很大成就。不过他是大人物,刘勰对他不敢高攀。

沈约是南朝宋齐梁的三朝元老,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史学家、文学家,官至侍中、中书令、尚书令,是宰相级的人物。他也是当时文坛领袖,首创“四声”之说,著有《四声谱》。在诗歌创作上,他与谢朓等人开创“永明体”,讲求声律对仗,推动诗歌走向格律化。他还是个史学家,永明年间撰成《宋书》一百卷,创作体例齐备。沈约比刘勰大二十多岁。在沈约面前,刘勰是个晚辈,更不敢称兄道弟高攀。

刘勰与“八友”中的任昉、谢朓、王融、范云等人都相识且有交往。

先说任昉。他是南朝大臣,也是大学者,字彦升,安乐博昌(今山东寿光)人,历仕宋、齐、梁三朝。任昉以善作表、奏、书、记著称,当世王公表奏、朝廷文诰多出自任昉之手。他才思敏捷,起草文书往往不加点改,挥笔立成。其所著《王文宪集序》《吊列文范》等,笔中有情,不失雅逸,甚见渊博。今存诸诗,或直抒胸臆,或写景抒怀,文笔清丽,情辞婉转。当时任昉同沈约齐名,故有“沈诗任笔”之誉。刘勰同他有过较好的友谊。

刘勰与谢朓也有交往。谢朓是南朝诗人,以文辞清丽著称,以有别于谢灵运,世称为“小谢”。所著诗文甚多,其诗平仄协调,音韵铿锵,词采华丽,对仗工整。他的作品对刘勰影响很大。

刘勰同王融也很友善。王融,字元长,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他曾奉梁武帝之命作《〈曲水诗〉序》,文藻富丽,为当世称颂。因参与扶持萧子良继位之“政变”,郁林王萧昭业即位后将其下狱,王融死于狱中。

与刘勰友好的还有文人陆倕。陆少好学,善属文。他性格有些怪僻,多年杜绝与外界来往,闭门读书,昼夜不息。他聪慧过人,读书一遍能诵于口,博闻强记,好学不倦。梁武帝萧衍因与陆倕有“西邸”旧游之谊,雅爱其才,乃命撰《新漏刻铭》,其文甚美。后又受敕撰《石阙铭》。梁武帝盛赞其“辞义典雅,足为佳作”。

刘勰同“竟陵八友”都有些接触,有的还成为好友。刘勰与这些人的交往,对他写《文心雕龙》有许多帮助和影响。

刘勰为了完成他的文艺理论著作,遍读经、史、子、集,遍访诗人文友,对当时文坛的风气得出这样的印象:

一是玄言诗盛行。文人们在诗歌中常常掺杂着游道述仙的思想,肤浅乏味。当时,玄言诗达到登峰造极,许多诗人完全沉溺于神秘的内心世界的玄想,而轻视现实世界的时务,诗歌变成的玄言哲学的讲义。刘勰认为,“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

二是形式主义盛行。许多作品流于繁缛柔靡,追求词藻的华美,意在炼字析句,失去建安风力。刘勰指出:“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他认为一些出身豪门贵族的文人,尽力在形式和辞藻上下功夫,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

三是宫体诗盛行。当时文坛出现了香艳绮靡彩丽轻曼的“宫体诗”。这种宫体诗早在南朝宋齐时代已有苗头,它以宫廷内苑的荒淫放荡、奢侈糜烂生活为基础。诗歌内容多是描写妇女的娇媚情态和宫闱之中轻薄挑逗的行为。从萧衍、萧纲、萧宝卷到陈叔宝,都有这样的诗作。刘勰尖锐批评他们“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不正之风。

刘勰对于上述这些文学上的歪风邪气、不良倾向,深恶痛绝,所以他在《文心雕龙》中对这些倾向都进行了批评。刘勰有些评论虽然说得含蓄,却不失为一位文学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