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作品说“六观”
僧祐在和刘勰讨论《知音》。
僧祐对刘勰提出的所谓“六观”有些不理解，便问道：“彦和，你谈‘知音，为什么要提出‘六观’呢？”
刘勰解释说：“我这个‘六观’很重要，批评和鉴赏作品进行‘六观’，才能真正达到‘知音’！”
僧祐问道：“你这‘六观’包含什么内容？”
“我在《知音》篇里提出：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
刘勰说：“我的意思是，要了解文章内容和形式的优劣，必须从六方面去观察。这‘六观’，无论是位体、置辞、通变，还是奇正、事义、宫商，都是品评作品的角度，而不是标准。至于文艺鉴赏的标准，我在《宗经》篇里说过的六条：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这才是我们评论作品短长的六条标准。”
刘勰的六条标准不是专对文学作品来说，而是对广义的“文章”而说的。因此，我们对这六条标准，即所谓“六观”，应该可以做这样的解读：
一、“情深而不诡”是要求作品抒发感情要真挚而不诡诈。刘勰说：“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征圣》）他认为能做到内容充实而富有文采，感情真实而辞采巧丽，文章就可说符合基本法则了。像《诗经》那样表达感情，是“最附深衷”，即最深刻地表达了思想感情了。他认为，“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经，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情采》）他认为，文章以述志为本，所用的表现形式是不能与内容相违背的。刘勰在艺术表现上反对用辞诡诞，认为这会影响作家述志，影响表达思想感情。
二、“风清而不杂”是要求作品教化纯正而不杂乱。刘勰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又说，“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能研诸虑，何远之有哉！”（《风骨》）意思是说如果能确定正常的标准，以明朗健康为能事，就能够做到风清骨峻，通篇充满着光彩。能掌握这一点离创作的目标就不会很远了。
三、“事信而不诞”是要求叙事真实而不荒诞无稽。刘勰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事类》）他认为引用事例是否得当，对于文章的写作极为重要。“故事得其要，虽小成绩，譬寸辖制轮，尺枢运关也。”（《事类》）因此，他要求在援引事类方面“取事贵约”，力戒“引事乖谬”“改事失真”“引事为谬”。这是他评价作品内容的标准。
四、“义直而不回”是说在引证上做到意义正确而不歪曲。刘勰说：“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事类》）他要求写文章援引事义时要做到“理得而义要”。这也是他评价作品内容的标准。
五、“体约而不芜”是要求做到风格简练而不繁杂。刘勰这里所谓“体”就是《体性》篇所谓的“体”，是风格。他论述的八体中，有“精约”一类，刘勰说：“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刘勰所谓的“约”与“繁”是相对立的，“繁与约舛”。他要求“约”而反对繁。这是刘勰风格上的要求。
六、“文丽而不淫”是要求文采华丽而不过分浮艳淫靡。刘勰写过《情采》篇，谈论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他主张“为情而造文”，认为“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他批评魏晋以来文风“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形式主义倾向。刘勰在当时反对唯美主义的文风，但并不反对作品的文采。他专门写了《丽辞》一篇对用辞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而“言对为美，贵在精巧”，“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也就是说，他要求的“丽”，是指作品的文采，而不是一般的辞藻浮艳。光是“碌碌丽辞”，就会使人“昏睡耳目”，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刘勰提出的以上“六观”就是针对当时形式主义的文风，在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的要求，也可以说就是评价作品的六条标准。从《文心雕龙》全书可以看出，刘勰评论了那么多作家，涉及到那么多作品，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去衡量的。
僧祐对刘勰在“六观”问题上提出的观点也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