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其知音难矣哉
刘勰“殚思竭虑”，昼夜笔耕，为写《文心雕龙》，病了一场。病体初愈，便到定林寺的树林里走动走动。
春天，定林寺周边树木葱茏，各种花卉也开得鲜艳了。刘勰来到寺院外侧的小溪旁，听到淙淙的流水，犹如听见了丝竹管弦相伴的琴声。
历史的回声在刘勰耳边回响。那仿佛是钟子期侧耳听着伯牙在鼓琴。
伯牙的琴声激越宏阔，钟子期赞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泰山！”
不久，伯牙又在鼓琴，琴声悠扬舒缓，钟子期又赞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
后来，钟子期死了，再没有识音乐的人听他鼓琴了。伯牙便将琴弦割断，把琴摔了，终生不再鼓琴了。
这就是历史上“伯牙鼓琴”的故事。
刘勰病后体弱，虽然列出了《文心雕龙》下篇的写作篇目，但正不知道下面几章怎么写好。他忽然从“伯牙鼓琴”的这个故事中得到启发，把品鉴文学作品，比喻为听琴，于是写下了他的名篇《知音》。
刘勰从《知音》获得了新的写作灵感，接着一连写了《指瑕》《养气》《才略》《程器》等篇章，阐述他在文学鉴赏方面的一些见解。
僧祐因忙于寺院的事，很久没有同刘勰见面了。听说刘勰病了，僧祐便赶忙来看他。
僧祐看到刘勰又在写作。他一方面高兴，一方面又担心他的身体，便关怀地说：“彦和，病刚好，又在用功写作了。”
刘勰答道：“谢谢师父关心，我的病已经好了。最近我把几篇谈文艺鉴赏的专章写完了，请师父指教。”
刘勰随即把《知音》等几篇写好了的文章递过去。
僧祐接过刘勰递来的几篇文章，边看边点头，觉得这些文章的题目都很含蓄，很有意蕴，便说道：“我拿回去仔细读读吧。”
过了几天，僧祐读完了这几篇文章，又来到刘勰的住处，问道：“你为什么把文艺鉴赏称为‘知音’？”
刘勰也很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师父，便解释说：“我觉得文学之难，还难在‘知音’。所以我在《知音》篇里，开头这样写道：‘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
“知音之所以难是因为历来都存在一些偏向。所以我在文章中这样说道：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至如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谘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彼实博徒，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可妄谈哉！故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者，二主是也；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者，楼护是也。酱瓿之议，岂多叹哉！”
刘勰把《知音》中相关的这段话给师父读了一遍，然后又做了解释：“我说知音其难哉，千载难逢其一，这是我发自内心肺腑之言呀！”
僧祐听了刘勰的解释，十分高兴，便鼓励说：“你把《吕氏春秋》里记载的‘伯牙鼓琴’的故事用在文学鉴赏上，把鉴赏比喻为知音，真是很有意思啊！”
刘勰回答说：“我把文学鉴赏比作知音，因为文学鉴赏同音乐欣赏中的知音是相通的。”
刘勰文学鉴赏理论的“知音”说内容丰富，含义颇深。为了进一步理解“知音”论，我们又可以做这样的解读：
第一，刘勰把文学鉴赏比喻为“知音”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文学鉴赏理论的一个创见。
文学史表明：随着文艺的产生和发展，有了文学作品的流传，就出现了对文艺的议论和评价。有了《诗经》，就有《毛诗传》等著作对它的评论和注解；有了《离骚》，就出现了淮南王刘安、司马迁、干逸等对《离骚》的评说；有了司马相如、扬雄的词赋，就出现了王充、班固等人对词赋的批评。不过，他们的文学批评和文艺欣赏见解都还是散见于六经、诸子及其论文著作之中。较早专门写出文章来阐述自己欣赏见解的还是曹丕。他在那篇有名的《典论·论文》里，重视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强调气势在文学上的重要性，说明作者的个性与文学风格的关系，对“建安七子”的作品发表了很有见地的评论。曹丕之后还有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玚的《文质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等等。在刘勰看来，这些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文章虽各有优点，但都有其局限性，“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刘勰专门写了《知音》，阐述他对文学批评、文学欣赏的见解，比他的前辈的见解内容更丰富，有更大的理论价值。
第二，刘勰指出文艺鉴赏中往往存在着三种偏向：“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这就击中了“文艺鉴赏”存在偏颇的要害。
一是“贵古贱今”。刘勰举了秦始皇、汉武帝的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刘勰写道：“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刘勰认为，这事非常滑稽，两个皇帝对待作家的态度确实不怎么样。秦始皇和汉武帝开始称赞《储说》《子虚赋》很好，甚至说恨不能与它们的作者是同时代人，以便相见交谈。但当一旦知道它们的作者是自己同时代的人，便改变态度。韩非被秦始皇囚禁，司马相如遭受汉武帝迫害。这就是所谓“贵古贱今”的偏向。刘勰选择这两个例子进行分析，很尖锐很有典型意义。秦皇、汉武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难说了。这“贵古贱今”的倾向影响了评论对当代作家的认同。
二是“崇己抑人”。“崇己抑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抬高自己，打击别人”。刘勰举例说明：“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刘勰在这里举出班固嗤笑傅毅、曹植排斥陈琳等例子，来说明“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观点。班固和傅毅的文章写作水平是不相上下的，但班固嘲笑傅毅；曹植和陈琳才力也差不多，而曹植则排斥陈琳。刘勰认为“文人相轻”这种偏向最影响文学批评的公正态度。
第三，“信伪迷真”的偏向也是极有害的。刘勰批评说：“至如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谘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彼实博徒，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可妄谈哉！”所谓“信伪迷真”，就是以讹传讹，以假乱真。甚至听信谣言，是非莫辨。刘勰举出楼护造司马迁的谣言，桓谭等人便据此而耻笑司马迁的例子来说明“信伪迷真”的危害性。刘勰指出这种偏向与前两种不太一样，这种“信伪迷真”的毛病，有的是听信谣言，有的是识别能力不强，有的是受了蒙蔽。这也是影响批评公正性的偏向。
僧祐同刘勰对这三种偏向议论得很热烈。僧祐说：“你在分析鉴赏问题时对这三种偏向批评得很深刻。纠正了这三种偏向，批评和鉴赏才能达到公正公平了！”
刘勰说：“对，对，所以我后面便写了纠正这种三种倾向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