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贬从实说短长
刘勰说过：“良书盈箧，妙鉴乃订。”他很重视批评实践。僧祐和刘勰还比较充分地讨论了《文心雕龙》的批评实践。
僧祐对刘勰的批评实践很欣赏。他说：“彦和，我读了你的文章，知道你对历史上许多作家的评价还是很有见地的。”
刘勰说：“我是根据我的标准来评论作家和作品的。是否评得准确，也只有靠实践去评判了。”
刘勰不仅是个文艺理论家，而且还是一个卓越的鉴赏家、批评家。他在许多文学欣赏问题上具有真知灼见和丰富的鉴赏实践。整部《文心雕龙》，是他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相结合的结晶，表现了他在文学欣赏中的完整的美学观点。
在《文心雕龙》中，刘勰论及的文学作家和其他文体写作者共九百一十八位，其中有周公、孔丘、孟轲、李耳、庄周、荀况、墨翟、苏秦、李斯、邹衍、申子、商鞅、鬼谷等“诸子百家”中之佼佼者。被评论的写作者中，有与文学较密切的文史家，如屈原、宋玉、唐勒、景差、干逸、贾谊、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迁、桓谭、王褒、刘向、张衡、扬雄、王充、宋弘、傅毅、班固、班昭、孔融、阮瑀、应玚、陈琳、刘桢、徐幹、杨修、路粹、丁仪、刘劭、景福、休琏、祢衡、王粲、潘尼、左思、左芬、陆机、陆云、杜笃、刘琨、郭璞、曹操、曹丕、曹植、何晏、阮籍、嵇康、向秀、刘伶、张华、张载、张协、张翰、潘岳等。刘勰对这些作家的评论，既是一本文学欣赏札记，也是一部“分类文学史”。刘勰涉及作品一千零三十五篇，论及三十五类文体，九十类体裁。可以说洋洋大观了。
为了解读刘勰的批评理论，下面我们列举几位作家，看看刘勰是怎样实践他的“宣言”，而成为作家“知音”的。
例一，刘勰赞扬屈原是“词赋之英杰”。刘勰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辨骚》）刘勰对屈原以及《楚辞》的评价很高，认为自从《风》《雅》销声匿迹以后，《离骚》的出现，可以说是“奇文郁起”，是“飞腾于辞家之前，活跃在诗人之后”的新成果，反映了楚人之多才。这就充分肯定了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刘勰认为屈原的作品有同于“风雅”的四个方面：一是典诰之体；二是规讽之旨；三是比兴之义；四是忠怨之辞。又有异乎“经典”的四个方面：一是诡异之辞；二是谲怪之谈；三是狷狭之志；四是荒淫之意。刘勰从这个“同于风雅”和“异乎经典”的对比中，肯定了屈原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那就是：“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这里表现出他的辩证观点。
例二，刘勰赞扬了有“公子之豪”的曹植。认为曹植对建安文学的形成是有特殊贡献的。他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时序》）刘勰高度肯定了曹植的才华，指出了他对当时文学发展的影响。刘勰在评价曹植四言、五言诗创作时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幹。”（《明诗》）刘勰对于曹植在《乐府》诗上的成就也给予肯定，并对曹植作品的缺点也进行了必要的批评。
例三，刘勰对于正始作家嵇康和阮籍也给予很确当的评价。刘勰在论到正始文学时指出：“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一方面指出，正始时期由于崇尚道家，诗歌受到不良的影响，何晏之徒，多属浅薄。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嵇康的“清峻”，阮籍的“遥深”，“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刘勰批评了当时玄风对江左作家作品风格的不良影响，但却特别称赞了郭璞的挺拔英俊的风格特点。
例四，刘勰对于为人处世有缺点的作家，一方面指出他们为人的缺点，但对他们的文学成就仍给以充分的肯定。如对于司马相如等的评论，刘勰说：“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扬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笃之请求无厌，班固谄窦以作威，马融党梁而黩货，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轻脆以躁竞，孔璋偬恫以粗疏，丁仪贪婪以乞货，路粹哺啜而无耻，潘岳诡诪于愍怀，陆机倾仄于贾郭，傅玄刚隘而詈台，孙楚狠愎而讼府，诸有此类，并文士之瑕累。”（《程器》）他在这里罗列了历代作家的“阴暗面”，但并不因此而否定作家的创作成就。刘勰批评了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孔融、祢衡、王粲、陈琳、潘岳、陆机等著名作家为人方面的弱点，但是品评他们的作品时又很公正，并不因为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弱点而全盘否定他们的创作成就。当然，这不是说作家的道德品行不重要。刘勰认为并不是一当文人就必然有品质的缺陷。由此可见，刘勰能够比较全面地理解一个作家，对作家不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片面态度，对作家不“求全责备”。
例五，刘勰对于“覃思文阔”的扬雄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认为扬雄之所以在文学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是因为他在赋方面取得的成就。刘勰称赞扬雄作品数量丰富，“子云锐思于千首”（《时序》），称赞他的《甘泉赋》说：“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诠赋》），肯定这首赋具有深沉瑰奇的风格。
例六，刘勰高度赞扬“建安风骨”，对建安文学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建安风骨”的形成，与曹氏父子的“慷慨任气”的诗风是分不开的，而最有成就的是曹植。曹植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诗歌，指出曹植对于五言诗的发展有特殊贡献。刘勰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明诗》）刘勰认为，建安时期的诗风，慷慨而有气势，激越而显出才力，抒怀指事不求纤细，运用文辞力求鲜明。
刘勰还肯定“魏之三祖”在“乐府”诗方面的成就，对曹氏父子作品的缺点也进行了批评。
例七，刘勰对于建安文学和“建安七子”，除了对曹氏父子赞扬之外，也充分肯定王粲和刘桢的成就。刘勰提到“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分析了王粲刘桢等“建安七子”诗歌的风格特点：“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幹。”（《明诗》）刘勰认为王粲、徐幹、应玚、刘祯，都是和曹丕、曹植并驾齐驱的人物，他们的作品慷慨激昂地发挥意气，豪爽磊落地驰骋才华；倾吐内心的感情和表现事物不求周密精巧，驱遣辞藻则力求清晰鲜明。这也是很有见地的。
例八，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还对“竹林七贤”的诗歌特点进行了分析。刘勰指出：“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明诗》）刘勰把嵇康同阮籍相提并论：“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又说：“若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叔夜含其润。”所谓“清峻”，就是一种清远、空灵、高洁的境界。峻是峻切。如嵇康的长篇《幽愤诗》，情不能已，秉笔直书。在当时淫靡之风开始日盛的形势下，这种“清峻”是难能可贵的。嵇康也懂音乐，他的《声无哀乐论》，观点非常特别。他认为：“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哀乐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发万殊之声，斯非声音之无常乎？”刘勰认为嵇康的音乐美学观点是“师心独见”，而且“锋颖精密”，是“人伦之英”。
刘勰在这里深刻地阐明作家的性格与文章的风格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