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跋 关于《刘勰传》写作的若干问题
作为“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之一种，《梦摘彩云——刘勰传》经三年写作，终于脱稿，将予付梓。笔者在写完最后一章时，像考生交卷那样有一种释负之感。
刘勰说：“知音其难哉！”当下要写一部令广大读者满意的《刘勰传》，确有一定难度。这是因为：其一，传主刘勰生活的年代距今已一千多年，史上留下的资料不多，“龙学”界对于刘勰行迹的述说多有分歧。笔者何据写传？这是难题之一。其二，这本书面世后可能有两个读者群：一是普通的文学爱好者，他们除了要求“真实”之外，还希望从中看到一个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文艺理论家刘勰的形象；二是对刘勰素有研究的专家，他们希望作者通过写传认真解读刘勰倾毕生智慧而撰写的《文心雕龙》的本旨，阐明刘勰美学的伟大意义和价值，让读者读到一个“于史有据”真实生动的刘勰形象，又能充分理解刘勰美学思想的深刻内涵。专家们在审阅拙著的写作提纲时，希望本书既符合历史真实又生动感人，达到广大读者都比较满意的效果。难矣哉，知音何其难也。笔者从事《文心雕龙》研习五十多年来不敢懈怠，这次写传将尽力为之。学界对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争议不少。因此笔者不能不写个跋语，对写传时采信的资料和有关问题做些说明和交待。
一、关于刘勰的生卒年代问题。今存《梁书·刘勰传》和《南史·刘勰传》都没有明载刘勰的生卒年月，只简略地说道“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近些年来学界对刘勰生平的考证著作甚多，据笔者所知，先后有霍衣仙的《刘彦和简明年谱》、杨明照的《梁书刘勰传笺注》、张严的《刘勰身世考索》、翁达藻的《梁书刘勰传大事系年表》、兴膳宏（日本）的《文心雕龙大事年表》、王更生的《梁刘彦和先生年谱》、王金凌的《刘勰年谱》、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詹锳的《刘勰简略年表》、李曰刚的《梁刘彦和年谱》、龚菱的《刘勰彦和先生重要事略系年表》、张恩普的《刘勰生平系年考略》、李庆甲的《刘勰年表》、穆克宏的《刘勰年谱》、陆侃如的《刘勰年表》、华仲麐的《刘彦和简谱》、牟世金的《刘勰年谱汇考》、张少康的《刘勰的家世、生平和思想》等近二十种。对刘勰的生年各家说法不一。范文澜先生早年的《文心雕龙注》经多方考证后认定：“彦和之生，当在宋明帝泰始元年前后。”查史料：南北朝时期的宋明帝泰始元年是公元四六五年，为乙巳年。历史上，这一年有三个年号，为宋前废帝永光元年、景和元年和宋明帝泰始元年，史上多称宋明帝泰始元年。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刘勰生于此年前后较为符合事实。因此，笔者在研究了诸家考证资料之后，倾向于“范说”，将刘勰的生年定为宋明帝泰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四六五年。刘勰卒于何年，说法也不一致。多数认为刘勰活到五十六七岁。即《梁书·刘勰传》里说的：“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注》考证称：“彦和自泰始初（公元四六五或四六六年）生，至普通元、二年（公元五二〇或五二一年）卒，计得五十六七岁。”有的专家说刘勰活了六十七八岁。近年有人撰文说刘勰皈依佛教削发为僧后并未“未期而卒”，而是潜回家乡莒县浮来山度过晚年，活到七十多岁。笔者二十多年前曾去探访过浮来山，见有“刘勰墓”，疑为后人所为。说刘勰晚年回鲁证据不够充分，难以令人认同。笔者汇各家之说，以梁武帝普通二年（521）为刘勰卒年之说或许较符合实际，而采信之。
二、关于刘勰出身“士族“或“庶族”问题。《梁书·刘勰传》说到刘勰的家世只有寥寥几句话：“刘勰，字彦和……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其中提到的祖灵真、父刘尚二代人，史书无传，事迹已不可考。近代学者刘师培先生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认为，江左文学之士，大抵都出于士族。其中提到东莞臧氏、刘氏，似乎认定刘勰也出身于士族家庭。王利器先生在《文心雕龙新书序录》中则直接认定刘勰属于士族。当代学者王元化先生对此提出异议，写了《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长篇论文，详尽论述南北朝时期士族与庶族的区别，并明确指出刘勰出身于庶族而非士族。王元化认为“刘勰的一生经历正表明了一个贫寒庶族的坎坷命运。他怀着纬军国、任栋梁的入世思想，却不得不以出家作为结局。他不满于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却不得不向最高统治集团进行妥协。他恪守儒家古文学派立场反对浮华文风，却不得不与玄佛合流的统治思潮沆瀣一气。这些矛盾现象只有通过他的时代和身世才能得到最终的说明。”王元化的分析很深刻。但是，关于刘勰出身于“庶族”的论断也只是根据当时大的背景做些推断，没有提供更扎实更充分的材料证明这个推断。如果说《梁书·刘勰传》里说到刘勰祖辈与刘宋朝廷统治者的关系有些似是而非难以说明问题，那么对《梁书·刘勰传》中所记“父尚，越骑校尉”的事实又该做何解释呢？刘勰的父亲是南朝齐代王朝的“越骑校尉”，这是《梁书·刘勰传》里明确记载的。“越骑校尉”是什么级别的官呢？据史书记载：“越骑校尉”一职置于汉武帝时，后世多设此职。这是一种专选才力过人的人来担任此武职。刘尚担任的是武职，但是否带兵已无可考。当时有另一个“越骑校尉”张敬儿是带兵的武官，他是四品。宋后废帝元徽年间，桂阳王刘休范举兵反朝廷时，张敬儿率兵二万之众诈降，并趁机杀死刘休范向朝廷请功。张敬儿这时的官位是“越骑校尉”，带兵二万就不是小官了。那么，同样担任“越骑校尉”的刘尚是什么官呢？同一朝代同样的官阶，大抵可以做些对比。史书未记载刘尚事略，但由官阶可知刘尚也不是小官吏。刘尚在保卫建康的战事中战死或病死，没有什么特殊战功，历史没有给他留下一笔也可以理解。但不能否认刘尚曾作为“越骑校尉”这样的武官的存在。当然，当时当大官不一定出身于“士族”。宋武帝刘裕家境贫寒，当过卖屐小贩；南朝鲍照出身寒微，受尽坎坷，当了大作家；当过尚书郎的王僧儒也出身寒微。刘勰出生于一个四品官僚家庭，只是在父亲死后家道衰落下来，刘勰一家才变成贫民。因此，断定刘勰出身“庶族”，也是根据不足，很难令人信服。笔者在这部传记中，只写刘勰家道中落，家中过着贫困的生活，甚至要以“抄书”来解决生计，传中不强调刘勰是出身于“士族”或“庶族”问题。
三、关于刘勰如何度过青少年时代。《梁书·刘勰传》里说道“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据专家们考证，刘勰的父亲战死建康时，刘勰才八岁，所以说“勰早孤”。他奉侍寡母度过了十多年时光，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刘勰十九岁时母亲过世，丁母之忧三年后，即二十一岁才到定林寺依沙门僧祐。从八岁到二十一岁，这中间有十三年时光，刘勰是怎么度过的？史上无资料记载。但作为历史有一点是可以参考的。当时京口有“募兵”之习俗，许多青年都被招募从军。刘勰没有从军。他干什么呢？他选择了“抄书”为业挣口饭吃。南北朝时期还没有“活字版”之类的“出版业”，书本的流传全靠“手抄”。于是出现了以抄书的行当，许多人都以抄书为业。南北朝时期有个后来当了尚书左丞御史中丞也就是宰相级大官的文人王僧儒，就是靠“抄书”为业成长起来的。王僧儒因家贫，以替人抄书为生，养活老母。在抄书过程中博览群书，成学识渊博之士，后来成为与沈约、任昉齐名的三大藏书家之一。王僧儒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以抄书为业成长起来的大学者。刘勰当属于王僧儒一类“打工者”。所以笔者在传里把刘勰“抄书”作为他的生活来源，以此养活老母。这不仅丰富了刘勰生存状态的内容，也填补了刘勰生涯中十三年的一段空白。虽“于史无据”，却不违背历史真实。
四、关于刘勰“不婚娶”的问题。《梁书·刘勰传》里记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学者们对刘勰“不婚娶”问题多有评说。大多数论者认为刘勰“不婚娶”是由于“家贫”。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刘勰早年丧父，家道中落，奉母以抄书为生，过着贫寒的日子。在当时娶不起妻室是可能的，特别是到了十八九岁，母亲又去世，刘勰成了孤家寡人，更娶不起妻室了。但刘勰不完全是“家贫”娶不起妻室。如果说刘勰早年因家贫不娶妻室，那么三十多岁写完《文心雕龙》后入仕，做了中军临川王萧宏的“记室”，后来又兼任东宫通事舍人，已经是王府里的人了，特别是到了四十岁做了太末令，虽不是大官，为官清廉，但不至于穷到娶不起妻室的地步。那时那么多穷人，也不见得穷人都打光棍。其实刘勰“不婚娶”的原因，一是早年“耽误了”；二是进入定林寺以后又受到佛戒的影响，特别是僧祐等佛徒的影响，成了“单身主义者”。刘勰的师父僧祐就有过逃婚的历史：据《高僧传·僧祐传》里记载，僧祐十四岁时，家里为他私下找好了对象，要他结婚，僧祐听到消息后立即躲进定林寺，拜法颖为师，学习佛学，竭思钻求，无懈昏晓。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心扑在佛学事业上”，对于婚娶之事置诸脑后。僧祐这种世界观、人生观、婚姻观对刘勰有很大影响。所以刘勰进到定林寺之后就无心还俗去建家立室。四十多岁做了县太爷，婚姻之事已成“明日黄花”了。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中谈道：“刘勰一贯有孝道思想，刘勰自母亲死后守丧三年，在婚娶之年，其不娶者，固由家贫，亦以居丧故也。彦和到了定林寺，正值僧祐宏法之时，依而居之。因此，刘勰未婚娶，有其时代和家庭之必然原因。”范文澜先生所说顺理成章，笔者在传中从范所说，没有做更多发挥。
五、在这部《刘勰传》中安排了两个专章，介绍刘勰的《文心雕龙》的思想内容、美学观点和写作过程。笔者以为，刘勰一生最光辉的成就是写了《文心雕龙》。而这部书结构上“体大虑周”，论述上“深得文理”，内容十分丰富。但由于它用骈文写成，今天的读者阅读起来有相当的难度，甚至可以说许多人“读不懂”。写《刘勰传》目的是要使这部同亚里士多德《诗学》比美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美学思想的“经典”发扬光大。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文心雕龙》的思想内容、美学价值做一些解读。本传中的第五、六两章是作为解读《文心雕龙》而设立的。读者如果认为行文上与前后的章节有些差异，也是实话。不过我是想通过这种叙述式的解读，帮助更多的读者读懂《文心雕龙》，把这部书的内容同刘勰的身世融为一体。
六、关于《灭惑论》写作背景以及对刘勰思想倾向的认定。刘勰的著作，据史书记载“文集行于世”。但是年代久远，现在除《文心雕龙》之外，传世之作仅有《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铭》和载于《弘明集》里的《灭惑论》两篇文章了。笔者在研究了刘勰存世的著作之后大致有这样的认识：《文心雕龙》代表了刘勰的前期思想，而《灭惑论》则代表了他的后期思想。这是说得通的。思想家理论家的思想观念往往是复杂的、变化着的。一个思想家（包括那些被认为是“革命导师”的人）可以有“前期思想”和“后期思想”之别，这是有先例的。如果“分期论”说法合理的话，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心雕龙》的主导是儒家思想，而《灭惑论》则是宣传佛家思想了。因为刘勰早期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而他所追求的也是儒家的“入世”思想，所以《文心雕龙》中所表现的多为儒家思想。到了晚年，因他长期受到佛家思想影响，也就走上佛家的道路了。因此，他写了宣传佛教思想的《灭惑论》《。灭惑论》是站在佛教立场上从事佛道之争、华夷之辩的论战文字，是一篇属于佛教教义学的论文，很可能是写于刘勰第二次出任“记室”，即担任仁威南康王萧绩的“记室”之时。刘勰的《灭惑论》是针对当时的《三破论》而发的。南朝佛教至梁武帝时盛行，当时奉佛派和反佛派之间曾爆发过激烈的斗争。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神灭问题的大辩论。梁武帝本来世代信奉道教，可是他登上皇位之后于天监三年四月八日，集道俗二万人于重云阁，梁武帝手书《舍事道法诏》，公开声明信奉佛教。梁武帝断言：“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可是，反对者也大有人在，荀济宣称：“九十六道，此道（佛）最贪。”朝臣之中郭祖深见佛教害政蠹俗，抬着棺材到宫门极谏，说行佛法要亡国，他上书封事二十九条。荀济亦上书武帝排斥佛法，提到“三破论”。假托张融所作的《三破论》是作为打击奉佛派的有力武器。梁武帝时期几乎无人能有力驳倒“三破论”。当时从佛教方面来说，反驳“三破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正在这时，刘勰抛出了他的《灭惑论》。刘勰的《灭惑论》里说：“九十六种，俱号为道，听名则邪正莫辨，验法则真伪自分。”刘勰驳斥“三破论”正合梁武帝的意思，成了梁武帝思想的代言。刘勰这篇《灭惑论》是为迎合梁武帝之意而作，或者由皇室亲自授意而作？两者都有可能。这时，刘勰正担任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任东宫通事舍人，也就是“皇帝身边的人”了。因此，《灭惑论》是奉命之作也很难说。刘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悲剧正在于，他早年恪守儒家古文经学派的立场，反对形式主义和奢靡淫艳的世风，到了晚年又不得不与玄佛合流的统治思潮沆瀣一气。《灭惑论》是刘勰崇佛思想的重要证明。因此我们只能说，刘勰的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是有所区别的。把两个时期的思想区别开来，就不难解释《文心雕龙》的思想倾向了。
七、关于刘勰“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问题。在《梁书·刘勰传》里这样记载：“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刘勰出任太末令，是他仕途中的重要“驿站”，也是他人生轨迹中难忘的一页。刘勰“政有清绩”，可见在为官和理政方面是有功绩的，但姚撰传中语焉不详，也没有见到其他史料佐证。历史总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以寻找。考察当时的历史，地方官是一个肥缺。梁武帝在位时，朝廷大臣贺琛曾上书武帝，指出当时官员穷奢极欲、浪费无限。许多朝廷官员乐意去做地方官，一任地方官得钱可以上百万。回京后尽情享受，一次宴会费用超过百金，家中蓄妓无数，极声色之乐。这些朝廷官员在地方上捞的钱财用完了，再出去做地方官，贪馋得更加厉害。刘勰被派去做太末令，本来是可以大捞一把的，但他不馋不贪，政有清绩。这一阶段是刘勰人生的亮点，但史上无更多的材料。作为刘勰的传记，对他人生的“亮点”应该大书特书。因此，笔者在细节上做了一些丰富，在描写上加进了刘勰在太末令任上一些体恤民情、关爱受苦大众的细节，以丰富他的性格。笔者认为文学传记也是一种文学创作，在不违背历史原则的基础上，这种细节上的丰富是艺术创作所容许的，是符合艺术规律的。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八、关于刘勰晚年皈依佛门问题。刘勰皈佛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刘勰一生遭受到重重打击，他的衣食父母、引路恩人僧祐之死，给他最沉重的打击。僧祐对刘勰的期望，使他坚定了皈佛的决心。另一方面，他正视现实，到了晚年自己已五十多岁了，在仕途上已经无望。再加上当时梁武帝事佛佞佛，舍身为奴，并下令官府贵胄事佛奉佛。当时全国有五万多官员受戒皈佛。大势所趋，刘勰随波逐流，不足为怪。在当时的背景下刘勰自愿削发为僧也是一种必然，是完全符合时代潮流和刘勰性格发展的逻辑。至于有学者撰文说刘勰皈佛以后并没有“未期而卒”，而是潜回家乡莒县浮来山安度晚年，活到七十多岁。此说根据不充分，难以为信。因此本书只写到刘勰五十七岁亡故为止。全书最后加了一章是刘勰身后的“荣光”。他梦想中的彩云在世界上空飘扬。这是历史的回声，也是刘勰事业的回响。一个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应该得到的荣耀啊！
九、关于《刘子》是否为刘勰所著，是否作为他的功绩入传问题。《刘子》是南北朝时期的一部重要论著，其正文字数虽然只有二万九千多字，但“泛论治国修身之要，杂以九流之说”，针对当时社会时弊，提出了治国安邦的政治主张及建功立业施展个人抱负等等。内容涉及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各个领域，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南朝知识分子“采取庄老、创新经学”的时代精神，对于研究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思潮有重要价值。《刘子》在后代也有深远影响。从南北朝至隋唐各个朝代各个地域都被广为传抄。宋代以后又被屡屡刊刻。早在唐代，就有三种抄本流传到日本。根据“古为今用”对待遗产的原则，《刘子》不失为可供参考的一份重要思想遗产。可是，《刘子》的作者是谁，却一直成了问题。《刘子》历史著录中有《刘子》《流子》《新论》《刘子新论》《云门子》《石匏子》《孔昭子》《德言》诸名称，明、清以后，均称为《刘子》。《刘子》作者是谁，一直有争议。在隋唐的《艺文志》中，均标有《刘子》作者为刘昼。我国流传的北齐时期的子书，有《刘子》一书，向来被认为刘昼所著。唐代也有人认为《刘子》是刘勰所著，认为《刘子》即刘勰之书也。究竟是刘昼还是刘勰所著，一直存在争论。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安徽屯溪召开的一次“龙学”研讨会上，上海学者林其锬和陈凤金先生撰写长篇论文，重新提出《刘子》为刘勰所著。参会学者赞同者有之，不认同者也有之，并无统一认识。争论一直在持续，直到二〇一三年九月在济南举行的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与会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又对《刘子》是否为刘勰所著发生论争。争论虽深入了一步，论者证据加强了许多，但与会者包括大会主持人在内，均未对此下结论，仍作为存疑留待后学继续研讨。笔者对此无深入研究，写传更不敢妄为，只好遵循“从众”的原则写传，没有把《刘子》作为刘勰的著作写入传中。如果学界今后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刘子》确为刘勰所著，再将此作为刘勰的重要事略补入。现在只好暂付阙如，不知学者们以为然否？
十、关于本书的书名问题。本书取名为《梦摘彩云——刘勰传》是不是一种“趋时”之举？自从二〇一二年中央一次重要会议，领导人提出“梦”说之后，以“梦”取名的文章、著作、影视作品不胜枚举。但本书取一“梦”字并非近时厘定赶时髦之举，而是根据刘勰本人所吐露的心路历程而确定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序志》里多次谈到“梦”，曰：“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又曰：“齿在逾立，尝夜梦执丹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由此可见，刘勰的《文心雕龙》是由梦而起，也是圆梦之作。“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立项伊始，主编直言书名不要直书“某某传”，而要取一些比较有文采又能代表本传意蕴的书名。因此，在本传草创之时，便确定书名为《梦摘彩云》，并非在媒体大肆谈“梦”之后的趋时之举。笔者也曾想过用别的书名，但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原定书名比较符合刘勰的原意，故名之曰《梦摘彩云》。仅此而已。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的有关领导和诸多编辑同仁的大力帮助，得到审订本稿的专家组成员中国社科院著名学者何西来先生、党圣元先生、白烨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郁先生等方家的指导。我对所有为此书写作出版而付出心血和辛劳的同仁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写于二〇一四年春本书完稿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