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伟人理论成果
值得记忆的是，在刘勰的出生地镇江举行的一次很有价值的学术研讨会。
在北固山下一座巍峨壮观的礼堂里，来自中国各省市（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学者）的“龙学”专家一百多人，以及来自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意大利、瑞典等国家的学者，对刘勰及《文心雕龙》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在这次充满学术气氛的会议上，发言的许多专家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公元五六世纪之交，欧洲文化处于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在中国为什么能出现《文心雕龙》这样一部伟大的闪耀着思想光芒的理论著作呢？
专家们纷纷做出自己的回答。
有专家发言说：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任何理论都是客观实践的产物，任何理论的产生、发展，总是同客观社会的发展相联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二十九页）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意识形态同物质生产、同经济的发展是相联系的，但经济状况又不是唯一的条件。正如恩格斯在《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说过：“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五〇六页）因此，我们在研究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研究某一部理论著作出现的原因时，要研究它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也要研究与之相联系的其他因素。中国的齐梁时代政治也很黑暗，但它同欧洲的中世纪有不同的特点。当时在中国，思想、文化、艺术、医学都有相当发达的一面，我们只有认真研究齐梁时代的实际状况，才能真正理解《文心雕龙》产生的社会原因和历史条件。
有的学者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往往是不平衡的。刘勰所处的时代政治上的黑暗、经济生活的困难，反而促使许多知识分子对社会停滞的原因，社会如何才能进步进行思考。作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刘勰对于当时衰落、腐朽的政治社会风气有着深刻的了解。对于这个变乱迭起、兵戎交错、社会昏暗、民不聊生的时代，当时有些思想家便企图挽救这种局面。大思想家范缜提出《神灭论》，同当时盛行的佛教思想做斗争；大臣贺琛上书皇帝犯颜直谏，指责当时穷奢极欲的侈靡之风；甚至有的统治者看到当时经济的衰落和人民生活的惨苦，很想以儒家思想来改变这个社会，以“纲纪伦常”来结束骨肉相残的局面。他们极力提倡学习《孝经》，认为“儒者之言可宝万世”。刘勰正是想通过恢复儒家思想的地位，写了《文心雕龙》这部立儒家之言的著作，同当时衰颓的政风和文风做斗争。
有些学者强调：魏晋南北朝以来，许多知识分子想通过儒家思想教化来改变社会习俗，使国家社会强盛起来。作为儒家思想崇拜者的刘勰，正是想通过推行儒学来改造社会。刘勰对儒学特别是对它的创始人孔子崇拜得五体投地。刘勰熟读儒家经典，他想用儒家思想，用圣人训示来统一人们的思想，来改变“言贵浮诡”“离本弥甚”的世风和文风。刘勰虽然谙熟佛理，但他的入世思想很强烈。“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只要有合适的时机，他要用文章作为战斗武器同“江河日下”的世风和文风做斗争。刘勰的入世思想表现为“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程器》）。刘勰正是想通过“述先哲之诰”来实现他“待时而动”“奉时骋绩”的儒家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
有学者还指出：刘勰的《文心雕龙》谈的是文学，但他的终极目的是针对当时腐朽的政治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刘勰不是政治家，不是斗士，但他要用自己的理论来战斗，来挽救社会。西晋以来统治集团极端腐朽，从宫廷内部斗争蔓延到诸王侯，先是爆发了“八王之乱”，接着外族入侵，造成了五胡十六国的战乱局面。逃到江南的官僚贵族建立了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生活上的腐化和堕落愈来愈甚，荒淫无耻简直到了难以言状的地步。统治阶级过着男盗女娼、不劳而食、穷奢极欲的寄生虫生活。它不仅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同时也腐蚀着整个社会，使当时的社会出现精神空虚的局面。刘勰对统治阶级和社会生活中的消极面有着深刻的体察。他没有勇气同这些歪风做正面斗争。刘勰写《文心雕龙》这部书，正是想从文化这个侧面同社会的腐败进行斗争。
还有学者指出：刘勰的《文心雕龙》正是从文化方面着手进行挽救社会的斗争。他力图在《文心雕龙》中，通过对不良文风的抨击，挽救当时已经走向浮诡、讹滥的文风，使之摆脱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倾向，走上接近现实的健康的道路。他认为“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他要改变这种局面，使“建安风骨”得到振兴，使“嵇志清峻”“阮旨遥深”那样的作品成为文学的榜样；他要使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理中解放出来，把自然美景引进诗歌中去；他立志要用儒家思想用孔子这些圣人的教导做武器，开始向现实和文坛的一切恶劣倾向做斗争，使美的文学作品产生真正的美的效果。
有些学者还指出：刘勰的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在齐梁时代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受到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特别是乐论和画论的启发和影响。刘勰把中国的艺术理论转化到文学理论中来，成为自己的理论。就绘画理论来说，中国的绘画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到了魏晋六朝绘画艺术进入到一个异常发达的辉煌时代。著名书画家迭出，他们在技巧上和理论上都已经有相当的修养。例如当时著名的画家卫协、王廙、顾恺之、陆探微、顾宝光、袁倩、戴逵、戴勃、宗炳、谢赫等，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画卷，也有着精彩的理论。在绘画理论上，比刘勰早一百年的宗炳的《画山水序》，与刘勰同时代的谢赫所著的《古画品录》及其所提出的“六法”，在理论上具有极高的价值。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虽然没有直接谈绘画艺术，但在谈文学时用绘画做比喻却屡见不鲜。同时把品鉴绘画的概念运用到品鉴文章中来。如“风骨”，最初是用来品鉴人物的道德美学概念，后来绘画理论家用它来品鉴人物画，而刘勰则用它来品评文章的风骨。还有，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及其理论对刘勰的理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古代产生的许多杰出书法家，如李斯创制小篆体，程邈创制隶书，刘德平的行书，蔡邕的八分书，钟繇的楷书，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以及他们的书法理论，丰富了我们古代的美学思想，使刘勰得到了丰富的艺术营养。不难看出，刘勰也受到了这些书法艺术的深刻影响。
还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对刘勰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乐记》是我国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它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音乐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音乐受政治伦理制约等问题，对音乐发展的艺术规律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在《文心雕龙》中，《乐府》《声律》《养气》等篇章，明显地受到古代音乐理论的影响。此外，中国古代关于雕塑、建筑等方面的理论，对刘勰建立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和美学思想体系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专家们总结说，刘勰《文心雕龙》在公元五六世纪之交的齐梁时代出现不是偶然的。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刘勰个人的因素。它是历史发展的产儿，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古代文论、古代艺术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以不夸张地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齐梁之前古代一千多年文化发展和文学创作发展的一个总结。《文心雕龙》这部著作在世界思想文化史上具有伟大意义。在我国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发展长河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把刘勰同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比美，把《文心雕龙》看成中国的《诗学》是毫不逊色的。
镇江这次学术会议上专家的发言，博得了一阵阵掌声，显示出世界各国学者在学术上的认同。
在这次会议上，时任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少康先生发表了富有理论色彩的讲话。他深情地说：“刘勰无论在哲学思想、美学思想还是文学思想方面，都是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历史上的优秀遗产，广泛地接受了各种有益的思想资料的。尤其是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影响最深的儒、道、佛三家学说，刘勰都是相当精通的。应该说，《文心雕龙》主要就是在儒、道、佛三家的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熏陶下产生的，是综合这三家的基本文艺观而形成的一部伟大的文学理论巨著。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表现的对待前代思想资料的基本观点是：高屋建瓴，不落一边；集其大成，取其精华；融会贯通，自成体系。这种基本特点使《文心雕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传统，并且对后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具有奠基作用，使它在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常突出的重要意义。”张少康教授的讲话博得海内外学者的一阵阵掌声。张少康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在《文心雕龙》研究方面取得突出贡献的专家之一。他的讲话所表述的理念代表了新中国一代学人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