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辞尚简文为美
沈约作为一个诗人,同时也是个语言学家,对文章的修辞甚有研究,他读了刘勰几篇谈文章修辞的文章很感兴趣,对刘勰说:“你在书中写的几章文章,表面看是修辞问题,但不限于修辞,极为重要,很值得文章写作者重视。”
刘勰说:“沈大人过奖了,不过这几章都涉及语言问题,确实应该重视的。”
沈约指的是哪些文章呢?全书中,比较集中探讨语言修辞方面的就有七篇:《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其中《比兴》《夸饰》不仅是技巧问题。在这里我们着重解读刘勰对语言修辞方面的美学要求。刘勰对语言美的要求,有下列几个方面很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刘勰对文学创作提出“声律美”的问题。刘勰写道:“故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徵。……今操琴不调,必知改张,摛文乖张,而不识所调。”又说:“夫吃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趣异,故喉唇纠纷;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声律》)这就是着重讲求声律之美。
我国古代的诗歌创作讲究声律,注意双声、叠韵、平仄配合以及和声、押韵等等,所以创作上的语言运用不能不讲究声律。刘勰是把声律提到很重要的地位来认识的。他说:“古之佩玉,左宫右徵,以节其步,声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哉!”(《声律》)意思是说,古代的人身上佩带玉器,通过左右发出的“宫”“徵”的声音来调节步履,用音韵来调节文词,怎么能够忘记呢?“故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对音律的要求,主要也是要它和人的口吻协调。不过,他对作品中的音韵的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特别是反对“好诡”“逐新”的倾向,他说:“夫吃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趣异,故喉唇纠纷,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声律》)他认为文章音律不美的病根,在于作者爱好奇诡、追逐新奇。他认为,要想纠正这种毛病,就要割断一些怪僻的爱好,使作品像振动的玉器那样玲玲作响,像成串的珍珠那样惹人喜爱。这才是美文。
第二,刘勰提出分章造句要严密要有条理。刘勰认为章句构造对整个文章十分重要:“夫裁文匠笔,篇有小大;离章合句,调有缓急;随变适会,莫见定准。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章句》)又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章句》)在他看来,一篇文章的好坏,其篇、章、句、字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好的篇,章没有瑕疵;好的章,句子没有毛病;好的句,没有一个不恰当的字。所以他要求作家注意篇、章、句、字的完整的美,对各个环节都不能疏忽,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了一点儿毛病,都会影响全篇的语言美。
第三,刘勰要求写文章要做到雕章琢句、对偶工整。刘勰在《丽辞》篇里指出,“丽”就是“美”的意思。“丽辞”就是要求句子工整美丽。讲究对偶是我国文学中韵文创作的一个独特的要求。在对偶的形式上,刘勰提出了四对:言对、事对、反对、正对。刘勰写道:“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在刘勰看来,“言对”是文辞上的对偶,这比较容易。“事对”是用两种前人的故实组成对偶,这就比较困难了。“反对”是事理相反但旨趣相合的对偶,这种对偶是上乘之作。“正对”是事虽不同但意义相同的对偶,这种对偶是比较拙劣的。刘勰提出这四种对偶方式,对于理解和分析古人的作品有一定的价值,但对我们今天就没有多少现实意义了。
第四,刘勰论语言修辞方法涉及到一个用典准确,即“事类”问题。这里所说的“事类”就是创作时引用故实和典故。刘勰写道:“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事类》)《事类》篇所讲的,一是文学作品中引用史实和前人的事例,即所谓“用典”;二是引用前人或古书中的言辞,犹如今人引用导师、先哲或智者的语录。刘勰认为写文章引用“事类”是有意义的。举人事是为了“征义”,引成辞是为了“明理”。一个作家立意写文章,通过笔来表达思想,这里面作者的才华是主要的,学识起着辅佐的作用。如果既有才华,又有学识,那么创作上就能取得重大的突破。如果才学两个方面都欠缺,虽然能取得小的成绩,但不可能有大成就。这同刘勰一贯主张的“博观”,强调学识的美学思想是一致的。
第五,刘勰提出用字要谨慎、准确。刘勰的《练字》是专门研究文章写作中如何用字的问题的。刘勰写道:“夫文象列而结绳,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苍颉造之,鬼哭粟飞;黄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声教,书必同文,輶轮轩之使,纪言殊俗,所以一字体,总异音。……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后世所同晓者,虽难斯易;时所共废,虽易斯难;趣舍之间,不可不察。”文字是一种语言符号,文章写作中如何用字,也是语言美应该注意的问题。《练字》篇讲文字的起源、变化以及运用文字的历史,我们今天在讨论创作问题时,可以不必去管它。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刘勰提出了缀字属篇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是以缀字属篇,必须练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这“四避”,即使在现在仍然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一避诡异”就是避免奇形怪状的字;“二省联边”就是少用偏旁相同的字;“三权重出”就是避免相同的字出现;“四调单复”就是避免特繁、特简的字成行成列地出现。刘勰所说的这些毛病,对今天的写作来说,也许对诗歌、散文更有实际意义些,其他恐怕很少遇到这种情况了。
第六,刘勰提倡的“文约”“辞简”“言炼”对写文章也很有意义。他认为,语言求精炼求简约的目的在于更精确地表现内容。如果内容得不到充分的表达,语言的简炼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此,不能把“简”作为一个绝对标准。有些作家把“简”作为一个绝对标准,认为凡是“简”就是好的,甚至完全不顾及内容,这样求“简”往往闹出笑话。举文学史上一个事例来说,苏子由(辙)作《古史》,为了求“简”,把《史记·樗里子甘茂传》中的“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改成“母韩女也,滑稽多智”,又把“甘茂,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改成“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经他一“简”,内容全变了,本来是樗里子滑稽多智,变成了其母滑稽多智;本来是甘茂学百家之说,变成为史举学百家说。这样求简,不但没有达到简炼的目的,而且损害了原意,弄巧成拙。
刘勰认为文学创作中,语言的运用,应该由作品的内容来决定,该充分描写的就应该充分描写,该简洁的就应简洁陈辞,必须以内容为转移,“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作家不必故意求“繁”把文章拖得很长;也不必刻意求“简”把文章压缩到难以充分表达内容的地步。因为文章往往“意少一字则义阙,句长一言则辞妨”(《书记》),所以作家应该掌握一个分寸。要求语言精炼,只就语言的风格来说的,并不是要求作家不顾内容而一味求简。刘勰明确地指出,文章的繁简各有所宜,因此作家应该学会不同的表现方法,以适应不同的内容和场合。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既要求精炼,又必须丰富多彩。这就是刘勰所追求的语言美。
沈约和刘勰讨论了整整一天。最后沈约说道:“你的《文心雕龙》我全都看完了。我想用‘深得文理’四个字来概括你的成就。”
刘勰听后十分高兴,感激地说:“谢谢沈大人的鼓励!”
从早上到下午,天快黑了。刘勰看到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累了一天,有些疲倦了,他深情地说:“谢谢沈大人读我的书,并给我那么多指教。我今天告辞了,以后再向您请教吧!”
沈约看到这位年轻人的谦逊态度,非常高兴,便说:“以后再谈吧,以后如有机会,你还可以做做其他事嘛!”
沈约似乎在暗示刘勰,除了写作还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过了不久,刘勰接到吏部的黄卷,要他“奉朝请”,准备入仕。不知道这是否得益于沈约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