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章未被张扬

刘勰担任仁威南康王萧绩的“记室”之后，确实无多少事可做。这个七岁的小王子，还在读书呢，府里另有师傅教他读书习礼。“记室”有多少文书处理，有多少“公务”可办呢？

刘勰常常闲得无聊。

幸好，刘勰回建康以后，同定林寺的师父僧祐还有来往。僧祐有意识地在使用刘勰，找刘勰做些文字功夫，闲着的刘勰也乐于应从。

真是摊上一件好事了。天监十二年（513），梁武帝下敕要定林寺的僧祐监管建造剡山石城寺佛像。剡山并不在建康，更不挨着定林寺，而是在浙江省新昌县。梁武帝为什么要僧祐去监管剡山石城寺造佛像的事呢？

事出有因。据说这剡山石城寺佛像，原来由建安王监督建造，但造了几次都没有造成，还使建安王得了一场大病。当时僧祐有建筑方面的天才，皇室认定只有他才能完成这项事业，于是皇上亲自下敕要僧祐去建造这佛像。关于这件事，《高僧传·僧护传》里曾详细记载：“齐建武中，招结道俗，初就雕剪，疏凿移年，仅成面朴。顷之，护遘疾而亡。……天监六年，有始丰令吴郡陆咸罢邑还国，夜宿剡溪。值风雨晦冥，咸危惧假寐，忽梦见三道人来告云：‘君识信坚正，自然安隐。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县僧护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护平豫……咸即驰启建安王，王即以上闻。敕遣僧祐律师专任像事。……像以天监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皇帝奉佛，执悟迷信，听到石像造成即可使建安王子病除，因此就下诏要定林寺的僧祐专管造像事宜。僧祐领了这件工程，即造石像。果然，石像造成，王子病愈。

石像造成，还得请人写个碑文。僧祐最信任刘勰了，于是专请刘勰为石像制文。

刘勰遵师父僧祐之嘱，立即写了《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的铭文。这件事在梁武帝萧衍那里也留下深刻印象。

刘勰长于佛理，文章写得很漂亮。《梁书·刘勰传》里这样写道：“然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刘勰为哪些寺塔及名僧写了碑志，已不可详考，据史料记载，有《僧祐出三藏记铭》《法集杂记铭》《钟山定林上寺碑铭》《建初寺初创碑铭》《僧柔法师碑铭》《释僧祐碑文》《释超辩碑文》等等都出自刘勰之手。可惜，岁月悠远，这些碑铭杂记均已散失。所存碑铭仅有《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铭》一篇被保存下来，见于后人孔延之编的《会稽掇英总集》中。

《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铭》，是为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建造而写的碑文，其主旨也为宣传佛教的威灵，但全文写得很有灵气，文辞优美，是极富美学价值的一篇散文。今天读来仍余味无穷。例如描写剡山的景观：“剡山峻绝，竞爽嵩华；涧崖烛银，岫巘蕴玉。故六通之圣地，八辈之奥宇。始有昙光比丘，雅修远离，与晋世于兰，同时并学；兰以慧解驰声，光以禅味消影。”他把剡山的山势观色与游者的心境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韵味无穷。刘勰对于石城寺的描写也很有特色，引人入胜：“至齐永明四年，有僧护比丘，刻意苦节，戒品严净，进力坚猛，来憩隐岳，游观石城。见其南骈两峰，北叠峻崿，东竦圆岑，西引斜岭，四嶂相衔，郁如鹫岳；曲阔微转，涣若龙池。加以削成青壁，当于前巘。天诱其衷，神启其虑，心画目准，愿造弥勒，敬拟千尺，故坐形十丈。于是擎炉振铎，四众爰始胥宇，命曰石城。遂辅车两寺，鼎足而处。克勤心力，允集劝助，疏凿积年，仅成面璞。此外则硕树朦胧，巨藤交梗，后原燎及岗，林焚见石，有自然相光，正环像上，两际圆满，高焰峰锐，势超匠楷，功逾琢磨，法俗咸竦心惊观，佥曰冥造，非今朝也！”文字极其优美，描述极为细腻，真是妙文。

文章对于石像本身的描写也极生动形象：“及身相克成，莹拭已定，当胸卐字，信宿隆起，色以飞丹，圆如植璧，感通之妙，孰可思议！天工人巧，幽显符合。故光启宝仪，发挥胜相，磨砻之术既极，绘事之艺方骋；弃俗图于史皇，追法画于波塞。青雘与丹砂竞彩，白鋈共紫铣争耀；从容满月之色，赫奕聚日之辉。至于顶礼仰虔，罄折肃望，如须弥之临大海，梵宫之跱上天。……”这段文字，把石像的神韵描写到极致，让人赞叹不已。

刘勰不仅在文学上极有才华，而且对美术、绘画的理解也极其精到，刘勰乃通才也。过去人们以为这篇文章是篇佛教文字，论者多未重视，文学选家从未作为文学作品加以遴选，也未作为文学作品加以置评弘扬，真是可惜了。说到对于寺庙盛况之描写，文学史家往往见誉于北魏文人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而不提刘勰的《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铭》。对于中国文学选本或评论来说，岂非遗珠之憾哉！今为刘勰立传，我特意加此一笔，不知能否启文人识珠之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