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霞光闪烁千年
刘勰预言：“文果载心，余心有寄。”他的预言实现了。因为有了这部充满理论光彩的《文心雕龙》，刘勰的名字便与世长存。
“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美哉！自然之奇景也。
艺术美也是如此。刘勰的少年时代曾经“梦摘彩云”。他要到天上去摘下自然界最美丽的彩云；而立之年，他写了一部充满美丽艺术光彩的“美文”，圆了他的“彩云梦”。
刘勰充满智慧的《文心雕龙》，在那充满黑暗和污秽的时代，放射出特异的光彩。
刘勰在定林寺灰暗的油灯下，寂寞地离开人世。当时没有人纪念他，刘勰这颗文化明星似乎静悄悄地消失在夜空中。
刘勰没有消失。他撰写的《文心雕龙》，像彩云一样仍然在寰宇之内飘荡。
历史无情，历史公正。对于一个文人或一个学者来说，只要他的著作、他的思想成果有益于人类的发展，具有普世的价值，他的声名就不会消失，他的名字将与历史同在。
刘勰的思想成果得到了智者的首肯。
刘勰生前，文坛领袖沈约就称赞他的《文心雕龙》“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并向当世做了推荐介绍。
刘勰的名字和著作，从此常常被后人提到，被后人所景仰。
刘勰这部书出来之初，虽“未为时流所重”，但大文学家沈约慧眼识珠，看到此书立即给了很高的评价，想必刘勰当时因此书而曾经风光过。可惜没有留下文字记录。
到了唐宋以后，《文心雕龙》就进入了中国文人的视野，给予特别关注。《唐书·经籍志》集部、《新唐书·艺文志》文史类；宋朝《四库阙书目》文史类、《通志·艺文略》文史类、《宋史·艺文志》等历代史志书籍，都列有《文心雕龙》书目，其他一些古籍中也录有它的书名。
古代没有“出版业”，全靠手抄。此书数量肯定不多。因此，历代文人均找不到《文心雕龙》的原本，直到清代敦煌莫高窟的开发，人们才意外地发现了唐人草书的《文心雕龙》残卷。幸亏留下了这部残卷。也许《文心雕龙》在唐代流传是很广的，否则敦煌怎么有它的手抄本呢？
唐代以来，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也在自己著作中征引过《文心雕龙》的言论或观点。人们发现，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自叙》中就说过：“词人属文，其非一体，譬甘辛肤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这是目前所见唐代最先将《文心雕龙》作为文学理论著作加以肯定的文字。唐代的诗人，包括唐初四杰王、杨、卢、骆，都深受刘勰理论的影响，写出了他们光照时代的诗篇。
自唐至宋又经历了几百年。几百年间《文心雕龙》并没有湮没。宋代学者孙光宪写的《〈白莲集〉序》中有这样的描述：“风雅之道，孔圣之删备矣；美刺之说，卜商之序明矣。降自屈宋，逮乎齐梁，穷诗源流，权衡辞义，曲尽商榷，则成格言，其惟刘氏之《文心》乎！后之品评，不复过此。”他对《文心雕龙》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后来人们对诗歌源流辞义的评论，没有谁能超过刘勰的《文心雕龙》。巍乎，高哉，此言不过也。
到了宋代，文人们竞相传阅《文心雕龙》。有些作家名流劝他的朋友阅读《文心雕龙》。宋代大诗人黄庭坚在给他的朋友王立之的信中就说过：“刘勰《文心雕龙》、刘子玄《史通》，此两书曾读否？所论虽未极高，然讥弹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山谷尺牍》）黄庭坚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和刘知几的《史通》“讥弹古人，大中文病”，这两部书是不得不读的。可见宋人对两刘著作评价之高。刘勰有知，该知足了。
不过，唐、宋两代，虽然有学者注意到《文心雕龙》，但当时并无印刷业，全靠手抄。对此书知之者甚少。敦煌发现的《文心雕龙》唯一文本还是用草书手抄的，叫“唐写本”，没有多少人可以完全看懂。
直到元、明时代才有《文心雕龙》的刻写本印行于世。我们今天看到的《文心雕龙》明代的刻印本已经有：明代嘉靖十九年（1540）汪一元的印本、嘉靖二十二年（1543）佘诲的印本、万历七年（1579）张之象的印本，还有万历三十七年（1609）梅庆生的各种版本。此外，还存有一些评家的选篇选本。这些印本让人们看到了南北朝时代的《文心雕龙》，读者大开眼界。
到了元代至正年间便有了《文心雕龙》正式的刻印本，使海内外能一睹珍贵的孤本。元代钱惟善在《文心雕龙》序中说：“自孔子没，由汉以降，老佛之说兴，学者日趋于异端，圣人之道不行，而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固自若也。当二家滥觞横流之际，孰能排而斥之？苟知以道为原，以经为宗，以圣为征，而立言著书，其亦庶几可取乎？呜乎！此《文心雕龙》所由述也。……故其为书也，言作文者之用心，所谓雕龙，非昔之邹奭辈所能知也。”钱惟善的这个评价谈到了要害之处，应该是很有价值的。
到了明代，不仅《文心雕龙》刻本众多，对它的研究也愈来愈多起来。当时，较全面评点《文心雕龙》的有杨慎、曹学铨、钟惺三位评点家，其中杨慎的评点尤受关注。杨慎是个书生，为了区别其评论的重点要点，他用五色笔评点《文心雕龙》原著，或红、或黄、或绿、或青、或白，足见其用心之精细，用心之良苦。他的评点偏于文采。由于他学问渊博，评点中涉及经、史、子、集各方面的资料，对刘著中的一些典故也多有校正和注释。这实为难得之批注，对后人研习《文心雕龙》起了很大作用。
到了清代，《文心雕龙》的出版和研究开始具有一定的规模。清代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学者黄叔琳的校注本《文心雕龙辑注》。他对清代乾隆六年（1741）养素堂刻本进行校注，成为了当时最通行、最完善的刻本。黄叔琳本最大的特点是对《文心雕龙》中谈到的史实及征引的典籍文献，一一进行考证，并注明出处。
清代还有一位学者的评论颇为深入，这就是被贬官新疆之后回到北京做了《四库全书》总编纂的纪晓岚。纪昀（纪晓岚）以黄叔琳本为底本，既对黄注之谬错有所纠正，又对刘勰原著的理论有所发挥。纪昀评《文心雕龙》说道：“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顺便一提，纪晓岚是位有真才实学的大学者，不是某些“戏说”中那个油头滑脑的文痞。他的评点《文心雕龙》，可见一斑。
明星不灭，精神不老。辛亥革命之后，《文心雕龙》在中华大地又引起更多学人的重视。黄侃在北大教授期间的《文心雕龙》讲稿《文心雕龙札记》是有较大影响的一部。有些在早年写成、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出版的专著，如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校证》、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等，在国人学者中都有较大影响。其中我们应特别提到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他征引材料丰富，勘校全面，注释深刻，都超过了前人，并让这部经典名著普及到知识阶层或较有学识的学者中间，这是《文心雕龙》研究史的一个里程碑。
这是真正的里程碑。自此以后，研究《文心雕龙》由自发走向自觉。刘勰七岁时要登天攀摘的彩云，已经在中华大地上空华丽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