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并非原佛道
僧祐成了刘勰写作的指导。
几天以后，僧祐得暇，又到刘勰的房里来，说道：“我看了你的写作提纲，可谓‘体大虑周’。今天有时间，我可以同你一篇一篇地进行讨论。”
刘勰说：“我这还是初稿，师父提出指导意见，我还可以修改。”
僧祐便很风趣地说：“我见你的第一篇文章就叫《原道》，我们今天就坐下来讨论讨论你这个道。佛家有句禅语‘坐而论道’，我们师徒俩在一起‘坐而论道’好不好？”
刘勰说：“好，好，我们今天就‘坐而论道’，请师父对我的文章加以指教。”
僧祐问道：“彦和，我想问你，为什么全书开篇就写《原道》，这样安排有什么讲究吗？”
“我这样安排确实是有考虑的。我在《序志》篇里开宗明义就讲道：‘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我把前五篇作为‘文之枢纽’，也就是把它作为纲领来论述的。”
僧祐点点头，说：“呵，《原道》，《原道》是枢纽。那你讲一讲你是怎样理解原道是‘文之枢纽’的？”
刘勰从僧祐手中接过他的《原道》篇，边看边说：“好吧，我来谈谈我的看法。我在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踰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刘勰念完这段之后，解释说：“我在这里把文学的来历讲了讲，目的是为了说明我为什么‘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的道理，不知道这几句把‘文之枢纽’说清楚了没有？”
僧祐听了刘勰的解释，问道：“你这段话说万事万物是道所生的。那么我问你，这个‘道’究竟包含着哪些内容呢？”
刘勰听了僧祐的问话，用专注的眼神望了望师父。稍停了一下，便解释说：“我在《文心雕龙》中把‘原道’作为为文之纲领，意思是说，‘文’的意义是很重大的，是和天地一起生存着的。因为有了天地就有黑色和黄色的不同，有了圆形和方形的分别，日月像重叠的璧玉显示天上的壮丽景象，山川像锦绣展示出地上的形象。这是‘道’所显示出来的文采。”
刘勰接着解释说：“从自然现象来说，‘道’是一种‘自然之道’。我在《原道》篇里进一步说到向上看到日月的光耀，向下看到山河的文采，天地确定了高低的位置，便构成了天地宇宙。后来出现了人类，有了性灵，是天地之核心。人有了思想活动就产生语言，语言之运用就出现了文章，这是自然的道理。旁及到万事万物，动物植物皆有文采。龙和凤以其美观的鳞羽而显现出瑞气，虎和豹以其闪光的皮毛而现出特殊的姿态。云霞的色彩胜过画工点染，草木的花卉无需花匠去加工修饰，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风吹林木发出的响声就像竽瑟的音调，滴泉于石上发出的音节就像击磐打钟。所以有形体就会有文采，发出声音就有节奏。这些没有意识的事物都有浓郁的文采，那些有思想的人哪能没有文章呢？”
僧祐用心在听刘勰，不断地点头。他进一步问道：“彦和，这个原道的思想出自哪里？与我们佛家所讲的‘道’有联系吗？”
“我这里所讲的‘道’与道家之‘道’有些关系。道的说法我是从古书上借用过来的。《淮南子》里有《原道训》：‘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故曰原道。’我就把它发挥成这样的看法：‘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我说的‘道’就是‘自然之道’的意思。”
刘勰补充说：“我这个‘道’和老子《道德经》里‘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那个‘道’含义相似。老子的‘道’是无限大的混茫之物，天地万物是由这个‘道’派生的，人也是由‘道’这个物派生的。我根据老子的说法，做了一些发挥，认为在天地万物之先存在着一个混茫之物，天地间的万物，无论那像圆玉般的日月，或者那像锦绣般的山川，都是‘道’的文采。而‘文’也是和天地并生的。因此，我的‘道’是天地万物之先的一种‘混茫之物’。”
僧祐听了刘勰的解释，又反问道：“彦和，你这篇‘原道’与佛道有关系吗？”
刘勰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这里说的‘道’，不是佛家之道，与佛家的‘道’没有多大关系。当然儒道与佛道有联系，只是说法不同而已。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佛之至也，则空玄无形，而万象并应；寂灭无心，而玄智弥照。幽数潜会，莫见其极。冥功日用，靡识其然。但言万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汉语曰道。’汉语中的‘道’与佛语中的‘菩提’是一个内容。我在《文心雕龙》中阐述的是儒家思想，而不是佛家思想。所以我的原道是原儒家之道，而不是原佛家之道。”
刘勰唯恐自己没有说清楚，又做了一些解释：“我在这篇文章里，再三说到‘道’，不外乎有两个原因：一是说明‘道’是至高无上的，儒家圣人都要按照‘道’去行事。所以我强调从伏羲氏到孔夫子‘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圣人只有本于‘自然之道’，才能写成文章，完成教化作用。圣人的著作也是一种‘道之文’。二是说明‘道’与‘圣’有密切的关系。‘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道’要依靠圣人来表达在文章里，圣人通过文章来阐明‘道’，这样就可以通行无阻，天天都用不完。圣人的文辞之所以能鼓动天下，就是因符合‘自然之道’。所以‘道’与‘圣’也是分不开的。”
僧祐听了刘勰反复的解释，点点头，表示赞同他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