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则可久通不乏
沈约和刘勰接着还讨论了“通变”问题。
刘勰在写完《神思》《体性》和《风骨》之后，接着又写了一篇《通变》。
沈约在读了刘勰的《通变》以后，问道：“刘勰，我读了你的文章，觉得你谈‘通变’似乎有复古倾向，你怎样看？”
“我不认为是复古。其实‘复古’是一种表面现象。我在文章开头就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聘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睎）晞阳而异品矣。’我说的‘通变’贯穿古今。说的变，是参古定法。我认为不能说这是复古。”
沈约听了刘勰的解释，点点头，似乎有了一些理解。
文学或文艺中的“通变”，或者说继承和革新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对刘勰这个理论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读：
刘勰的“通变”说，是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刘勰之前，中国古籍中就已经有“通变”的说法了。《周易·系辞上》中记载：“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其中还写道：“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系辞焉以尽神。……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栽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这里对“通”和“变”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所谓“化而栽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就是说“变”是一种发展变革，而“通”则是传统的继承和推广。
到了魏晋六朝，“因”“革”理论又有新的发展变化。扬雄提出的“因”与“革”，同《周易》中所述“通”与“变”，实际意思是差不多的。后来，陆机的《文赋》说：他“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陆机所说的“取则不远”“随于之变”，说的“则”和“变”，也接触到继承与变革的问题。但是，他们的论述，也还是比较零碎的。刘勰对于“通变”的论述就比他们全面得多了。
刘勰的“通变”理论也吸收了前人的成果。诸如“参伍以变，错综其数”“变则通，通则久”等等，都是他的前人讲过的。
刘勰说：“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通变》）就是阐明“通”与“变”的关系。“通”是为更好地继承，变是为更好地革新，也就是革故鼎新的意思吧！
刘勰之所以要提出“通变”，是贯彻他“补偏救弊”的文学主张。在“通”和“变”这一对矛盾中，他强调“通”，即强调它的继承性，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刘勰论文主张“征圣”“宗经”。他认为，“圣人之情，见乎文辞”，所以在创作中，虽然“繁略殊形，隐显异术”，但是，“抑引随时，变通会适，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征圣》）尽管文章变化无穷，风格多种多样，只要认真向周公孔子这些儒家老祖宗学习，写作上就算找到老师了。
刘勰正是基于“宗经”“征圣”的思想，所以他在分析文学的发展变化时，特别强调创作思想继承性的一面。
刘勰在写《通变》时，对于他那个时代出现的不良现象甚为不满。他认为，楚汉以后，与“黄唐淳而质”的情况大不一样了。他有针对性地写道：“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他认为楚国和汉代的作品铺张而崇尚辞采；魏晋两代的作品浅薄而靡丽；刘宋初期的作品新奇得反常。从质朴到乖讹，越到近来越浅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因为作家们忽略向古人学习而竞相模仿近代之作，所以文坛的风气越变越坏。
刘勰有师古倾向。但他同时也注意到了文学不能一味师古，只有“变”，文学才能有长远的生命力。当然，刘勰所谓“变”并不是要革除古代圣贤的一切旧文旧法，创造新奇的内容，他强调的是革除淫靡的世俗之文。“所谓变者，变世俗之文，非变古昔之法。”
沈约在读《通变》时，对刘勰提出了一些疑问，看来，他对刘勰的“通变”理论，没有完全赞同。是有支持，也有保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