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洋务运动
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帝去世，其子载淳继位，即同治帝。咸丰帝本任命肃顺等八大臣赞襄政务，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发动辛酉政变，两宫垂帘听政，最后慈禧太后获得实权。被称为洋务派的奕诉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部分汉臣在消灭太平军时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的作用，并鉴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方针展开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内部从地方到中央有一些人十分热心地搞起了洋务。洋务简单地说就是和洋人有关的一切事务，包括编练新式的海陆军、设立兵工厂、设立新式学堂、创办近代工业等。
而搞这些洋务的人，人们称之为洋务派，在清政府中央有奕诉，地方上主要是一些手握兵权，而又对西方“洋人有一定了解的人”，比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洋务运动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前一个时期为19世纪的60—70年代，洋务派开办了一系列的兵工厂，要“求强”。随后，他们就发现搞兵工厂没有一些基础工业的扶植是不可能存活的，因而这些人又从西方引进了一些新式的工厂企业，要“求富”。
咸丰十一年，太平军和湘军在天京城外厮杀，为了解决洋枪洋炮的供应问题，曾国藩在中国创立了第一个近代兵工厂——安庆军械所。在这个厂子里，曾氏雇佣外国人为技工，制造大炮和枪械。
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任用徐寿和华蘅芳等人自己制造了一艘叫“黄鹄”的轮船。这艘船重250吨，长55尺，高压引擎，在长江试航时，顺流时速28里，逆之10里，曾氏说这条船“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但这毕竟是中国造出的第一条轮船。
以曾国藩在安庆创立军械所为起点，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在30多年的时间里共花费了国库经费4500万两，先后建立了19个军工企业，其中以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崇厚办的天津机器局、左宗棠办的福州船政局规模最大，后期张之洞又创办了湖北枪炮厂。江南制造总局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后来，这些工厂可以制造机械、轮船、火药、地雷，还可以炼钢，进行机械修理。
但时人称这一时期中国的军工企业生产出来的武器是“制中土虽有余，御外侮则不足”。
在各地不断从国外引进新的兵工设备，设立新的兵工厂的同时，清政府还从国外进口军舰来装备自己的海军。
清政府的海军由四支舰队组成。最早从外国买船的是广东水师，光绪二年（1876）开始买进英、法、德造的军舰9艘。
福建水师战斗力比广东水师强，有英、法、美制造的各类舰船6艘，还有国产的舰13艘，计19艘。
南洋水师有英、法、德出产的舰船9艘，有上海、福州所造的舰船13艘，计22艘。
最强大的一支是李鸿章视为大清王朝看家本钱的北洋水师，这支舰队有英、德制造的军舰22艘，福州所造军舰4艘。其中两艘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是德国制造的，排水量达7430吨，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军舰。
在开办军工企业后，清王朝又开始大搞民用企业。一方面，军工企业要想生存，就必须搞一些基础的如钢铁、煤炭、交通等产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也使清政府当中的一些人开了眼，用之求富。
从70年代起到90年代中期，洋务派共开办了民用企业20多个，资本约1700万两。这样，在中国出现了一系列新鲜的东西。
随着贸易业日益发达，轮船成为世界贸易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召见多年从事海船业的巨商朱其昂，商议创办轮船招商局。次年，轮船招商局成立，这是洋务派从军工转到民用的第一家工业企业。初时只有三条船，光绪三年（1877）又高价买进了美商旗昌洋行的18艘旧船，开始了艰难的创业。
在军工生产中，煤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出来，洋务派又开始在各地创办煤矿。最早创办的是台湾鸡笼煤矿，后毁于中法战争。
光绪二年，清政府终于办成了第一个大煤矿，这就是开平煤矿。光绪四年（1878）设立开平矿务局，光绪七年（1881）建成投产。光绪十七年（1891）林西矿也投入了生产，两矿合计产量达到80万吨，这是清政府所办企业当中获利比较多的。
光绪十二年（1886），清政府在贵州青溪建立了中国第一家钢铁厂，四年后出了铁，不久停产。光绪十五年（1889）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创办了钢铁厂，后来随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又将之迁到汉口，次年开工，有大厂6个，小厂4个，光绪二十年（1894）投产。但在买高炉时，由于不相信科学，认为中国什么矿石都有，结果从美国买回来的高炉因大冶的矿石含磷而不能使用，损失很大。
工矿业的发展，将交通运输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铁路是近代资本主义交通的标志，同治四年（1865），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搞了一条用人推的机车铁路，当成游览铁路，但“观者惊骇”，被清政府下令拆除。(https://www.daowen.com)
光绪二年，洋人又在上海搞了一条吴淞铁路，长14公里，7月3日通车，由上海怡和洋行建成。次年8月25日，清政府用28.5万两银子买下了这条铁路，将之沉入水底。
中国最早提出修铁路的是直隶总督李鸿章，目的是为了解决开平煤矿的运输问题。胥各庄铁路，一开始是准备修建一条重轨铁路，后因为清政府的一些大臣认为重轨铁路会震动在附近清东陵里的老祖宗，伤及大清龙脉，只得改用轻轨。光绪七年建成，全长14公里，后不断延长，光绪二十年时已达山海关。
19世纪60年代时，中国也有了电报。光绪五年（1879），李鸿章在天津建立了中国第一条通信线路，全长40英里。
在中俄交涉中，曾纪泽从俄国发回的电报，到上海只用了一天的时间，而从上海到北京却要用六七天的时间，这使清政府认识到了电信在国防中的重要作用。光绪六年（1880）开始，清政府开始建立津沪电线通信线路。后来，又成立了电报局，在国内建立通信网。
清政府还建立了一些用机器生产棉布的织布局，第一家是光绪四年建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
清政府在搞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的同时，从国外大量引进造币机器，从而使中国传统的硬币制钱和银两的地位日益下降，而铜元、银元的地位日益上升。
清末时，清政府发行了中国第一张国家公债——昭信股票。
在教育方面，同治元年，奕诉奏请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中国最早设立的“洋务学堂”。最初是想用来培养翻译人员，因而学校设立了英、俄、法三种语言的教学，但清政府内部的一些老顽固却只让有一定的科举身份、已经受到一定的孔孟之道教育的人员上这所学堂，以防止被洋人同化。后来，学校的性质一点点发生变化，成为一所普及近代知识的学校。开始只收八旗子弟，后来才招收汉人子弟，三年学成，以后又分科，由外语而至天文、化学，八年毕业，不学外语的五年毕业。学校开设了英语、法语、俄语、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课程。教师除了教汉语的是中国人外，其余都是洋人。这所学校日后并入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
此外，李鸿章还创立了在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工艺学堂和操炮学堂。左宗棠在福州船政局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并派学生出国学习，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如海军的刘步蟾、林永升等。严复、詹天佑也在这里读过书。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随后的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对外关系与自强运动的策划与推行，先后引入国外科学技术，建立现代银行体系、现代邮政体系，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建立翻译机构同文馆、新式教育（新学），培训技术人才并派遣留学生到欧、美、日等先进工业国家和地区学习，培育出唐绍仪、詹天佑等人才。开设矿业，建立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总局与汉阳兵工厂等制造工厂与兵工厂，同时也建立新式陆军与北洋舰队等海军。
洋务运动使清朝的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增强，从同治到光绪初年，清朝一度出现了较安定的局面，史称“同光中兴”。其间清朝在西方人的帮助下成功消灭内地的民变并收复新疆，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获得改善。至19世纪80年代，清朝军队的装备和洋务运动之前相比已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在对外战争中，清政府并没有取得胜利。光绪十年（1884），清朝和法国因为越南（安南）主权爆发中法战争，清朝失去藩属国越南，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光绪十一年（1885）英国入侵缅甸，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英缅甸条约》，承认缅甸为英国所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大增，同治十一年日本强迫清朝藩国琉球改属日本，清朝拒不承认，中日交恶。
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此战中北洋舰队的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最终失败。
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一、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二、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三、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四、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船可在中国内河自由航行。五、日本可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内地时，只按进口货纳税等。
这个条约的签订，特别是第五条的订立，使外国列强开始在中国掀起一场瓜分的狂潮。从此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境内直接榨取中国人的血汗。
对于这个条约，康有为对光绪皇帝说：“日本索债二万万，是使我臣民上下三岁不食乃能给之。若借洋债，合以利息折扣，百年亦无偿理。”“吾民精华已竭，膏血俱尽，坐而垂毙，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即无外患，必有不可言者。”
而在台湾，当割让台湾的消息传到那里，全岛一片悲愤，市民鸣锣罢市，民众聚集在抚署门前，誓不降倭，并发布宣言：“我台民与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不共戴天。无论其本身、其子孙、其伯叔兄弟侄，遇之船车街道中、客栈衙署之内，我台民族出一丁，各怀手枪一杆，快刀一柄，登时悉数歼除，以谢天地祖宗……”日本对抗日活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列强在中国纷纷建立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英国在长江中下游，法国在广西和云南，日本在南满和福建，沙俄在东北都有强大的势力，帝国主义日益成为统治中国、阻碍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他们操纵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军事、文化，使本来已经落后的中国更加落后，成为阻碍近代中国独立发展的主要力量，也是近代中国一切灾难和祸害的总根源。
中国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互相勾结，是近代中国最反动、最腐朽的力量，成为帝国主义统治和奴役中国的社会基础。虽然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些发展，但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的经济形式。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呈现出极端的不平衡状态。
广大工农群众不仅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而且还受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们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与尊严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近代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