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的《国币条例》

二、北洋政府的《国币条例》

清廷退位，龙纹国币的事半途而废。北洋接掌政府，仍希望能够统一币制。于是即任之初，第一届内阁就成立了币制委员会。民国初年的币制活动参与者已不是如清末的半懵懂人，币制委员会会长是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财政部次长章宗元，副会长是留学日本高等商业学堂的王璟芳，又请回荷兰专家卫斯林。其时荷兰是印度尼西亚的宗主国，卫斯林曾在印尼鼓吹实行金汇兑本位制，自觉很有成就。清末制定币制的时候，就邀请卫斯林任顾问，恰值清朝倒台，卫氏不克赴任。北洋政府成立币制委员会，就打算将其续聘为顾问，而他本人却又刚刚就任荷兰银行总裁。但他还是以游历为名来了一趟中国，与章宗元多次交谈，还写了一篇《中国币制改革刍议》。一个外国人，偶到中国游历，就敢于“刍议”中国币制，无非是自以在印尼的实践为傲，把中国看作印尼一样的殖民地，可以推行他的金汇兑本位制。可是北洋的政府内阁如走马灯般，一届内阁大多只存在几月。第一任财长任职不及半年，改由周学熙接任，于是第一个币制委员会一事未成就解散另组。

周学熙是第二任财长，他于是自领会长，成立一个新的币制委员会。周学熙是早期民族实业家，做事较为实在，委员会章程、办事条例，一项项做起来。然后委员会的委员们展开讨论，对于货币急需统一，委员们并无异见。但是对于如何统一，采何种本位来统一，委员们却各执己见，或以为世界大势是金本位，我国自然也应采金本位；或以为中国金储量不多，所以不能采金本位；或主张中国向用白银，就应仍用白银；或认为中国金虽不多，可以采用金汇兑本位；甚至有人认为可以采用金银双本位制。各执一说，莫衷一是。这个币制委员会讨论来讨论去，讨论了一年，事尚未成内阁又换，原第一任财长熊希龄再执财权。

此时，由于袁世凯急于借外债，而外国银行团却等不得中国讨论再讨论，必得一个新的币制，才能续谈借款。于是熊希龄在国务院组织了一个币制会议，会议上熊希龄开宗明义表明：“中国交通不便，以银为本位，虽与世界大势不合，然恶本位犹胜于无本位。政府意见，欲以最短之时间谋币制之统一。”按熊希龄的意见，币制会议仍以银本位为货币基本制度，起草了一份《国币条例》。岂知条例尚未颁布，消息却为外国银行团知悉。外国银行团提出，中国改革币制所需经费既向银团借钱，《币制条例》应先经外国银团的同意。这显然有损中国主权，但钱又不能不借，熊希龄只得以口头答应的方式承诺，在《币制条例》中加一条以后“如有应增改之处，另以教令（按即大总统发布的命令）公布之”。这样，1914年2月8日，中华民国《国币条例》终于出炉。《国币条例》规定的国币，与大清银币相差不大：

一、银币：一元，总重七钱二分，银九铜一；

五角，总重三钱六分，银七铜三；

二角，总重一钱四分四厘，银七铜三；

一角，总重七分二厘，银七铜三。

镍币：五分。(https://www.daowen.com)

铜币：二分、一分、五厘、二厘、一厘。

二、一元为无限法偿银币，五角银币每次授受以合二十元为限，二角、一角银币每次授受以合五元为限，镍币、铜币授受之际以一元为限。但缴纳租税、银行兑换不受此限。

三、以生银托政府代铸一元银币，每枚收代铸费库平六厘。

同时以细则规定，今后政府公款出入，必须使用国币；各省此前自铸的一元银币，无论原重量、成色如何，在一定期限内可以使用，但规定为与一元国币等价，逐渐以国币兑换之；市面通行的旧银角、旧制钱、旧铜元，暂照市价行用，政府逐渐以国币收回；以银两完纳公款、各地习惯以铜元等旧钱收支者，改为折成国币计算。

《国币条例》发布，未被采纳意见的主张者，仍然议论不休；赞成者对如何执行又意见纷纷，报章笔墨官司不断，迁延几近一年，未见“国币”面目。各造币厂只听楼梯响，一直不见人下来，厂长们纷纷催促，直至年底，12月28日到30日，才下达开铸令，由财政部将袁世凯审定的祖模翻成钢模，分送天津、南京、武昌等各造币厂，实际上各厂于1915年1月开铸，但币面文字仍是“中华民国三年”，这一年号此后运用多年。新币币面用袁世凯侧面像（文件称五分面），民间俗称“袁大头”。袁氏倒台后，袁大头仍应用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