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有饮冰室主人等号。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学者、政治活动家。
梁启超光绪十五年在广州乡试中举，名列第八。光绪十六年秋天结识康有为，从此投入康门，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
光绪二十一年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正值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梁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一时影响极大。六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光绪二十二年，黄遵宪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梁启超应邀前往主持笔政。梁启超行文迅速，笔带感情，其文影响一时风气，为改良思想张目。
光绪二十三年，梁启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光绪二十四年跟随康有为奔走呼号，“百日维新”中一些新政的奏折、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笔。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出逃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为改良活动摇旗呐喊。后又鼓吹立宪，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攻击革命党，认为在中国不宜革命，只有改良。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任命梁启超为法部次官。在此期间，梁启超学习国外政党思想组建了民主党，1913年5月又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成为民初短时期内唯一能与国民党对抗的大党。与此同时，梁启超还办报撰文，一味与保皇思想连续，鼓吹集权，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服务。1913年7月袁世凯任命进步党的熊希龄为内阁总理，梁启超为司法总长。
1914年，袁世凯改任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在此期间梁启超依据所掌握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知识及行政经验，力图改造中国传统币制，但不久辞职。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梁启超坚决反对，参与了很多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活动。他帮助蔡锷脱离袁政府，逃离北京，又积极参加南方势力的武力讨袁。
梁启超认为，经济是立国之本，鼓励发展农工业生产。在财政上，梁启超认为“编制预算，为理财第一要义”。预算的意义就是有计划性地利用有限的资金完成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主张开源节流，改正田赋。其次，要整顿盐课。再次，裁减旧税目，增加新税目。赋税的征收原则为便民，实行轻税、平税政策，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主张分税制度，分税制是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收入及管理权限的一种财税管理体制。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梁启超对民国初年中国币制的不统一有充分的认识。“货币之职务四：曰交易媒介，曰价格尺度，曰借贷用具，曰价值蓄藏。而现在我国市面通行之银元、银角、铜元及纸币等，仅能勉尽第一种职务而已，其第二、三、四种则未由尽之。银元之与银角、铜元，各自离立，不成系统，其比价日日差异。故各自因其供求之关系，与生银为比价而已。生银常为价格标准之主体。”因而他认为“吾以为中国今犹是无货币之国也”，而“币制之关系于国家存亡也”。
梁启超针对当时中国货币流通的实际，考查了中国各省滥铸铜元的历史，分析了滥铸铜元对经济的危害。认为要尊重恶币驱逐良币的原则。针对中国货币不统一的实情，他主张对中国进行货币改革，而首先是确定本位。他认为中国勉强说来可以归于早已落后的铜本位。由于本位制的缺失，流通中惯用的银两没有法律依据来确定它的法定重量和具体形状，从而造成市场上流通的白银大小形状各异，货币的流通相当混乱，而银元也没有规定其为本位币。梁启超对“金本位”、“银本位”、“虚金本位”、（金汇兑本位）“金银复本位”进行了分析比较后，认为中国应该先实行“银本位”，然后实行“虚金本位”，最后过渡到“金本位”。
梁启超于1897年发表在《时务报》上的《论金银涨落》一文主张用银，认为当时的金贵银贱正是中国发展工商业的好机会。用银之所以可以富强，是因为银贱金贵，中国用银西方用金可以扩大出口，抑制进口，从而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发展。(https://www.daowen.com)
1904年初，受清政府之邀，美国国际汇兑委员精琦发表了《中国新圜法条议》，要求中国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并由外国人控制中国的币制。梁启超于2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文《中国货币问题》。梁启超认为当时中国既无足够的金来实行金本位制，而银本位制又决不可行，唯一的办法即是实行精琦方案中提出的金汇兑本位制。但他强烈反对精琦方案中干预中国财政主权的内容。
1914年2月，梁启超被任命为币制总裁，从而开始了他为期近十个月的币制改革实践活动。6月颁布了由梁启超主持制定的《国币条例》，实行银本位制，规定国币单位为元，一元银币为库平银七钱二分，成色为90％。实际铸造时，成色改为89％。针对《国币条例》，梁启超发表了《国币条例理由书》一文。12月他辞去币制局总裁之职。1905年，他发文指出《国币条例》规定的银本位制是当时的国情不得已的选择。
梁启超强调设立中央银行，同时认为奖励和发展私立银行，尤为当今之急务。奖励的办法，除了给予银行以发行权之外，没有别的门路。他认为当时有相当多银行发行纸币是“中央银行制与国民银行制同时并行”，最后应当“过渡到单一制”。他要求发行权统一，即钞票的发行权应该统一于中央银行，其他银行无权发行钞票。梁启超对钱庄、票号采取否定的态度。
梁启超主张的纸币是兑换纸币。1912年5月，梁启超发表了《吾党对于不换纸币之意见》一文，反驳当时建议发行不兑换纸币以解决财政困难的主张。在袁政府下令停兑中国和交通银行纸币时，他表示反对停兑令，各银行不应允许把钱滥借给政府。银行的准备金应当集中，且公布准备金的数目，反对滥发钞票。他担任币制局总裁时针对各省滥发纸币，造成纸币大幅度跌落的问题，提出了利用公债对当时的纸币进行整理的建议。
梁启超由于抱着改良的主张，所以始终不与南方的革命党合作，以改良为中国的出路，所以反而较深地卷入了北方军阀的内部争斗。在北洋派系的争斗中，他站在了段祺瑞一边，支持段祺瑞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段政府登台时，梁启超也随之辞职，由此退出了政坛。
退出政坛后，梁启超先是游历欧洲，然后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文化事业，在史学、文学用力颇多，尤以史学贡献为大。
当中国处于两千年宗法帝制的末路时，康、梁以大无畏的勇气冲决旧世界的樊篱，对于当时多数欲求改变的青年，是振聋发聩的。但是当帝制真的被推翻，康、梁二人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康有为仍抱着旧体制，采取了保皇的态度，梁启超却能够始终积极地参与政治实践，以他丰厚的学识，希望以平和的道路找到一种改良中国政治的方法。最后埋头于学问，也是他的无奈之举。他的无奈，正是改良不是变革中国的道路的实证。
1929年1月19日，在梁启超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