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办金融机构的纸币发行

第七节　地方官办金融机构的纸币发行

各省官办的金融机构，主要是指清末民初时的各省官银钱号（局）以及由官银钱号（局）改组成立的各省银行。从清末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各省地方金融机构曾经是中国近代纸币的重要发行机关。

咸丰三年，清政府迫于太平天国势力的发展，不得不行官票宝钞。然而钞票的发行并不如预想的顺利，各省因为库存银钱的短缺，不愿收受民间缴纳的官票；兵饷向以白银发放，而下发各省的官票，又以大票为多，难以下发。当年七月，署闽浙总督王懿德上奏：“今闽省银钱短绌，各店之票不能取信于民，自应急求变通，以期流转。臣与司道悉心筹议，似宜仿照京师官票，即于省城开设永丰官局一所，筹借银、番（按指外国银钱）、钱文，饬发委员承领试办。如有以银钱赴局兑换者，即行公平交易，给予官票，永远通行。倘有执票向支，并准如数支给。”奏折所附永丰官局章程说明，以省藩司（即布政使司）所存尚未上缴的藩、盐等库中借银23000两；地方厅、县暂存的番钱8000元；旧存制钱40000贯；各种当值大钱合制钱2000贯，作为官局资本，印发永丰官局钱票。

八月间，署陕甘总督易棠又上折，说明本省并不产铜，素无鼓铸，难于依户部要求承办钱票。因此请求以藩司所存历年外省协饷[139]的结余、收缴赃赎款项“先于省城设立官钱局，并于存钱较多驻扎重兵之宁夏府城添设分局，招商承办官钱票，专派大员督率稽查”。

此后，由于户部官票和宝钞发行不利，多省相继要求自行成立本省官银钱局（号），以解决本地流通问题。此时的清朝中央政府囿于军事上太平军的压迫，经济上银、钱的短绌，对各省的要求大多只能回答“知道”“览”，拿不出具体的措施，只得认可地方的办法。咸丰五年十月，皇帝发出上谕：“现值度支匮乏，军饷浩繁，开源节流两无善策。”“勒限三个月将应立官号一律开设。”于是各省相继成立了由省藩司控制的官办银钱号（局）。这些官银钱号（局）发行的纸币，都是以各省当时当地通行的硬币为本位，有银两票、银元票、制钱票、铜元票。一个地方多种纸币并行，且无主辅币之别。各种纸币的票面额大小、排列也不同，如银元票有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五元、十元六种者；亦有一元、三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三十元、一百元、一千元八种者。银两票有分一两、三两、五两、十两、二十两、五十两六种的，亦有只分一两、五两的；制钱票有分一吊、二吊、三吊、五吊、十吊、五十吊、百吊七种的，亦有仅分一串、五串两种的。特别是银两票，既有按通行平色计算的，也有一地同时行使几种平色不同银票的。银元票有的还因所依各种外国银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申水、贴水等花样。各省自行印制纸币，票纸质量差，印刷技术不良，不仅不耐用，且易伪造，使币信大受影响。这些官银钱行号发行的纸币，只限于本省区内流通，在外省区等于废纸。且发行数额向无定额，酿成一些省份的滥发纸币，纸币跌价，广大商民深受其害。从清末一直到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各省官银钱行号发行纸币的情形最复杂，问题也最多，是中国近代史上币制紊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北洋政府调查，广东发行纸币数额达3200余万元，江西达800余万元，均跌至七折以下。湖北约3000万元，新疆的迪化、伊犁两局约700万元，均跌至八折上下。云、贵约400万元，云南虽未跌价，而贵州跌至五五折。东三省约3500万元，跌至六七折。陕西、甘肃约600万元，广西约300万元，均跌至九折。其余河南220万元，山西70余万元，山东480余万元，安徽约80万元，因数额少、流通广，尚可支持票面价格。根据调查，全国各省发行纸币总额达1.6亿元有余。以上各省纸币发行数额，仅系各省报告数字，且多有隐匿少报者。如广东实际发行纸币有5000余万元之巨，浙江亦达1700万～1800万元。

北洋政府为整理币制，曾先后派王璟芳赴广东、高松如赴湖北、湖南，巢凤冈等赴东三省调查整理各该地区纸币事宜。最后除广东、浙江、直隶等数省纸币按计划收回外，其余各省纸币，终因财政困难，筹款无着，未能实行。而北洋政府派驻各省的督军、省长，形成军阀。军队和地方成为督军、省长们的私家财产。为维持私家军队和地方实力，旧票未收又发新票，所谓“整理”已无从谈起，全国纸币愈来愈乱。

附：台南官银票

在中国的各种官银钱号票中，有一种特殊的银票——台南官银票，这不是清朝政府所属地方官员发行的纸币，而是台湾人民抗击日本占领的见证。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中国在与日本的战争中战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台湾和澎湖列岛。第二年（1895）六月，清政府派李经方正式向日本交割台湾。台湾人民激忿于清政府弃台民不顾，不甘心受日本统治，又考虑到政府已正式向日本交割领土，为组织抗日力量、争取国际支持，不便仍使用大清名义，遂在台湾士绅丘逢甲等人倡导下，成立“台湾民主国”，以图自救。

丘逢甲为台湾苗栗人，光绪十五年进士，点工部主事。后辞官归台讲学，并参与修纂《台湾通志》。丘逢甲的“台湾民主国”推原清朝台湾省布政使署理巡抚唐景崧为“大总统”，甲午战争时奉命援台的南澳总兵刘永福为大将军，仍奉清朝正朔，年号“永清”，“国旗”以大清龙旗为本，制为蓝地黄虎旗，虎头内视，尾高头低，以示臣服于大清。唐景崧率广东带来的兵勇守台湾北部，丘逢甲率本地兵勇守中部，刘永福率本部黑旗军守台南。在日军猛攻下，台北失陷，唐景崧逃回大陆，“民主国”10日而亡。台湾民众在台南筹划重建“民主国”以抗击日本，奉“总统”印信恳请刘永福就任总统，刘永福坚辞不受，仍以清廷所授“钦差帮办台湾防务闽粤南澳镇总兵”的名义领导抗日，民众尊称为“刘钦差”。为维持抗日军饷，刘永福成立筹防总局，以台南知府忠满（忠满，满族人，原清朝安平知县。因台南府治所在安平，“台湾民主国”时被任为台南知府。忠满称护理台南知府，即代理之意）的名义印制了台南官银票，筹防总局局长陈子镛本人就捐银40万两。官银票用木版靛蓝色印刷，台头横写“台南官银票”，下面右侧是竖写“护理台南府正堂忠给”，中间是“凭票支付银××员照”，左侧是日期编号，却并不用“永清”年号而仍用“光绪”年号。票面上部盖长方形红色“镇守福建台湾总兵之关防”，下部盖正方形红色“台南府印”。

台南官银票的货币单位是平银，“”是旧式数字“苏州码”，也叫商码。即七三。清朝南方用银习用漕平，但沿海省份外洋银钱已成日常交易主流，外国银钱每一圆的含银相当福建漕平七钱三分，故而当使用洋银的时候，须以漕平七三换算中国纹银。票面的“员”字实是“圆”字。

刘永福发行此票的原意本不是以此作钞票使用，而是一种筹饷方式，即向当地殷实户借银作军费。所以面值依征借银两的数目临时填写。现存票面有“×大员”，其中的大字是指壹圆的银元。因为有的地方日常习惯用五角或二角的小银元计数，此处注大即指壹圆整数。此票虽是作为借据，但由于形势危急，为彰信用而鼓励认购，所以声明可以作为缴纳官项、关税和贸易使用，实际起到了钞票的作用。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在筹防总局下成立了官银钱票总局，重新发行官银票。台南的官银钱票总局由台南士绅庄明德办理，重新发行的官银票样式与“台南府正堂忠”银票完全一样，只是把“台南府正堂忠”字样改为“官银钱票总局”6个字，票上的关防、印信不变，区别在于票面加盖了一个小虎形印（“国旗”形象），同时改为三联式，即左右都有骑缝编号和骑缝关防。刘永福一边筹措军饷，分派军力，奋力抗击倭寇；一边派人回到大陆，向各省督抚求援，期望起码能够筹到部分款项，既可解决军饷，也可解决银票回收问题。然而由于割让台湾之举出于中央政府，各省督抚无人敢于公开支持台湾抗日，至七月十七日官银票停止发行。刘永福奋力组织抗战，战至九月（公历10月），台湾各地已基本陷于日军铁蹄。刘永福、忠满等人在台湾人民掩护下，微服潜回大陆，台湾终为日本占领，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才回归祖国。

署“台南府正堂忠”和“官银钱票总局”的两种官银票前后总共只发行了一月有余。据有资料称，日军占据台南后，从搜出的文件中得知，官银票共发行了80万元。然而发行时间既短，历经战乱，存留下来的就非常稀少了，其中“台南府正堂忠”银票则更其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