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币制的转折——机制制钱

一、近代币制的转折——机制制钱

晚清币制正处在一个变革时期，特别是在光绪朝中，近代币制已开始了制钱向铜元、银两向银元的转变，尽管这种变革还不是那样彻底，制钱和银两仍起着货币的职能，但其颓势已露。而在这场转变中，机制制钱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机制制钱产生的历史背景

清自咸丰朝以来，对外割地赔款，对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资财耗费无数”，为维持财政，咸丰帝不惜饮鸩止渴，发行纸币和大钱，尤以咸丰大钱制度混乱。京城自咸丰四年（1854）以后，由于兵饷不继，开始搭放当十、当五十、当百大钱，使银价增长十余倍，银一两可换制钱二三十串，物价大涨，当十以上大钱很快失败。到同治和光绪初年，“惟大钱一项，专行于京城之内”，“不能出都门四十里外”。

由于当十大钱“行使日久，市廛相率折减，每大钱一枚，不独不能当十文之用，并不敷所糜之工本，欲省铜而转以费铜，且小民零星贸易以钱易银，及以钱购物均受折减之累，于国用民生皆有未便，此亟宜停大钱以复制钱也”[39]。

铸大钱的目的是以减重的手段来获得巨额的铸息，以补国用。现在当十大钱已达不到这种目的，当十大钱实际上只能折二行使，不仅没有铸息可得，反而铸造亏本，而且物价久涨不下，因而清政府又开始试图恢复过去的制钱制度。

早在同治元年七月十八日，湖广总督官文以京师用大钱物价上涨为由，上奏请恢复制钱。同治六年（1867），户部尚书宝鋆上奏，以一二年的时间难以恢复京师鼓铸，建议由外省筹解制钱，汇集京师，待制钱充足，再明定章程更改。这样，清政府打着“天津练饷”的名义，下令向京师调拨铜钱，同治七年（1868），仅江西、广东、浙江、江苏四省即调入制钱百万串，但数量有限，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清廷虽极力想恢复各地铸造，但因久已停铸，又无铜源，一时难以恢复。从光绪年间开始，当十大钱已到末途，价贱银昂，京师每两可易五六千文、八九千文至十余千文不等。光绪二年夏至秋，银每两易大钱十六千上下，物价大涨，而外地银两只能易钱三四千文。

光绪十二年，醇亲王奕譞等上奏，请以三年为期，恢复制钱，督促各省用土法开铸。同时因左宗棠在同治四年搞福州船政局时提到机器可以铸钱，因而想在有机器局的直隶、江苏等省，以机器铸造制钱。“请饬下直隶、江苏督抚查明，于机器局内添购机器，制造制钱。……如议有端倪，即将购办东洋铜斤分运天津、上海两处，发交机器局试制制钱。”[40]

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三日，上谕限户部一年内将开铸制钱的有关事宜办理就绪，后因李鸿章等人多次上奏声明机器铸钱工本过亏，清廷严令他们“核实举办”。并称：“闽浙督臣杨昌濬所奏机器局铸钱各节，工本尚无亏折。”同时强调：“总之旧制必宜规复，钱法亟应整顿……限于一年内一体办理。”[41]

之所以想用机器鼓铸，是幻想机器铸钱，节省劳力，铸额巨大，速度快，可迅速恢复制钱制度，同时希望能有铸息。另外是觉得机器铸钱可根绝私铸，以解决统治者头疼的这一问题。“机器压模……精则私铸者未能如式，其弊不禁自绝。”[42]

实际上，机制钱币是清代洋务运动的组成部分，从19世纪60年代始，在清廷中央奕䜣、文祥等人的支持下，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抱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大量引进西方的近代工业，以图“富国强兵”。故当清政府想恢复制钱时，一方面严令各省恢复土法鼓铸；同时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洋务派搞的近代工业上，上下一心，都幻想以机器制币来打破币制混乱的僵局，并解决一些封建统治者从未解决的如私铸等问题。在这种大气候下，中国近代机器造币工业产生了。

（二）各省的机铸制钱

在慈禧的严令下，各地开始积极筹备用机器制造制钱，从光绪十二年福建创铸开始，至广东、奉天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开铸铜元为止，在不同的省区、不同的时间断断续续地搞了14年。

福建早在“同治四年，左爵相（指左宗棠）奏请制造轮船，云轮机成后兼可铸钱，夫铸钱之欲藉轮机者，冀可免亏本也”[43]。到了光绪十二年七月十二日，闽浙总督杨昌濬报告已着手试办机铸八分五厘制钱。“在船厂设炉鼓铸，借资轮机以省人工，酌改铢两以杜私毁。”这种每文重八分五厘的机制钱，面文为光绪通宝、光背，是中国机制制钱之始，但并没有大量铸造，福建不久就恢复了土法鼓铸。

第二个开铸机制制钱的省份是浙江，据英文《北华捷报》光绪十三年3月23日杭州通讯记载：“（杭州）机器局的总监工给他的友人们看了新造制钱的样品，这是由浙江巡抚下令铸造的，因为清廷谕令各省开铸制钱，本省抚台遂叫机器局从事铸造，于是机器局从事铸造出了样品。”这种钱用钢模压制成钱，每文重九分，试铸钱一千文合计铜铅工火运耗共需库平纹银一两，但到了4月底就停工了。

浙江大量铸造机制制钱，是在光绪二十年以后，杭州报国寺银元局开立，铸造银元，旋又有开铸制钱之议。[44]到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二十三日，《直报》记载：“杭省报国寺开炉鼓铸制钱已阅六月，所出钱不下数十万缗，近闻业已停歇。”[45]浙江机制制钱，钱背为满文“宝浙”。

在福建试制机器铸钱成功的鼓舞下，光绪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清廷令“李鸿章先行购置机器一分，就天津机器局鼓铸运京应用”。当时慈禧规定每文钱重一钱。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日，李鸿章上奏称已由沈保靖定购英国格林活铁厂所造铸钱机，于本年开河后运到天津，此时已经开铸试制，“查阅造成制钱，字画轮廓均尚清楚”。但因亏损，不久就改为土法铸造，光绪二十二年前后又土洋结合铸造减重制钱。天津所造机制钱，钱背为满文“宝津”。

在广东，张之洞在光绪十二年就开始筹备机制币工厂，并由使英大臣刘瑞芬向英国喜敦（希顿）厂订购机器，在广东大东门外黄华塘征地建厂。光绪十四年机器运到。十五年八月初六张之洞上奏时称：“于四月二十六日开炉试铸。”并将样钱一千枚，分装两匣，恭呈御览。但光绪帝反对铸背有“库平一钱”字样，九月二十六日御批为：“各省钱样向有成式，该省铸钱应用清文宝广二字。”

除了光绪帝纠于祖制，反对广东铸机制币背文外，广铸通宝，计重一钱，不合朝野上下减重防私铸的潮流，且钱重一钱，亏本过巨。两广总督李瀚章于光绪十六年闰二月二十六日上奏，改铸每枚重八分的新钱，钱背为满文“宝广”，又铸有当五和当十两种大钱。

光绪二十年两广总督李鸿章上奏，机器铸钱亏折过巨，因而停铸。实际上此时广东用机器制造制钱的历史并未结束。第二年则又因“制钱少，一元兑九百余文，广东又开铸制钱”[46]。而且此后还为其他省区代铸机制制钱。

香港也铸造过与广东机制钱极为类似的背满文为“宝广”的钱币。“实际上，直到广东自铸银元时为止，香港政府曾供给邻省广东以辅币，而获得铸币的丰富利益”[47]，这种机制制钱钱背穿下有英文香港制造的字样。

广东铸机制制钱的数量和时间为各省之冠。实际上，广东机制钱也赔，“亏折过巨，力有不支，惟有搭铸银元，或有余息藉资弥补”[48]。而且“广东另有捐项弥补”[49]，故而得以延续时间较长。

吉林是我国最早使用机器铸造银币的省份，早在光绪八年（1882），吉林将军希元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在机器局用机器制造厂平银元，以解决吉林钱荒。但银币仅铸了五千两，市面交易仍用制钱，商已屡请开炉制钱，希元才下令就省城迎恩门内旧有废置不用的官铁炉设局，名曰“宝吉钱局”，鼓铸制钱。光绪十五年吉林将军长顺，又增炉座及工料，并至上海采购机器，大量制造制钱，所铸钱背满文“宝吉”。背满文“宝吉”钱币，常被认为是直隶蓟镇局所铸，实际上光绪年间蓟镇并未开炉铸钱，而且当时该地也没有近代工业，这些钱都是吉林铸造的。

在湖北，光绪二十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近年以来，制钱缺乏，市价日增，湖北宝武局自光绪十三年奏明鼓铸一年以后，旋即停止。钱无来源，又兼邻近各省钱价俱贵，纷纷禁钱出境，彼此不能流通。”[50]而土法铸造又“赔必过三成”。因而筹款购运铜铅，咨解广东钱局附铸。

但因在广东附铸的不止湖北一省，“鄂省所得无多”，因而准备自己设厂购机，开铸机制钱。张之洞首先将制造枪炮的机器改为铸钱机，再由茂生洋行向美国汉立克纳浦厂定购舂饼机、压字机、剪床等机器及刻字钱模，设地于原宝武局基地，建造了“铸铜钱局”。

据光绪二十四年《直报》记载：“汉口来信云，铸造局已于前六月十七日开工，现每日出钱一百串，各机开足，每日可出钱三百串，该局所出钱甚佳，较广东所铸，略小而厚，铜质亦光润、坚致。”[51]

光绪二十一年，“江宁藩司、两淮运司、江安粮道、苏沪厘局各借拨银四万两共十六万两，分别汇解上海道库存储，由江宁藩司委员，赴沪支取采买上等东洋紫铜及外洋白铅运赴广东，交由两广督臣饬交广东钱局附铸制钱二十万串，补给工钱仍照定章，铜六铅四，每文计重八分”[52]。常见的背满文“宝苏”机制钱，实际上是由广东代铸的。原因为：其一，该币面文与宝广机制制钱毕工毕肖，重量均为8分。其二，苏州造币厂于光绪三十年（1904）才建立，而此时机制制钱已失败，该厂无铸造的可能。其三，江南铸造银元制钱总局，在刚开始自铸机制制钱时，有“惟将”省份字样改为“江南省铜钱”的奏折，疑即改背满文“宝苏”为满文“宝”、汉文“江”字。

光绪二十二年初，两江总督刘坤一有感于向广东搭铸制钱有限，不够市场需要，因而派藩司江司瑞为总办，并令江苏候补道刘式通先行研究铸造银铜币所需之各种机器，又派营务处桂荣庆在省城西水关内云台闸南岸勘地设厂，并分别向英德两国陆续添购机器。三月启用关防，曰“江南铸造银元制钱总局”，“七月，副将刘长泰禀请以废铜炮改铸制钱，……惟将省份字样改为‘江南省铜钱’，每文重七分，汉文宜用宋体”[53]。此即为钱背为满文“宝”、汉文“江”的机制制钱，但旋停铸。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该厂划成东西两厂，西厂专铸制钱，于十二月十五日开始铸造。

该厂又“在上海瑞生洋行订购英国喜敦厂铸造制钱机器全副，每日故可造钱一千串”[54]。这种钱钱背为满文“宝宁”，过去人们常认为这种钱钱背为满文“宝漳”，为福建漳州所铸。实际上，福建漳州局仅在康熙时曾短暂设局，就是在“设局几遍天下”的咸丰朝，该局也未再开，而且光绪朝也无漳州开铸的记载。从福建机器造币的历史上来看，尽管福建银元局设厂较早，创于光绪二十二年，但该厂设在福州南门外南台苍霞州；此外福州机器局附设的铜币局也在福州，且在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开设，闽海关铜币厂也是此时开办，而这时机制制钱已经失败，均无铸造的可能，即使铸造了也应标以“宝福”而非“宝漳”。至于宝宁机铸钱背满文“宁”字有细微的版别区分，可能是由于这种钱是由广东借来的喜敦厂铸钱机所为，该厂铸钱之初，因机力不够，“曾向广东借进印花小机四副”[55]。而广东机器源于英国喜敦厂是众所周知的。另外漳州此时也没有近代工业企业设立。

还有一种机制宝宁钱币，面文和钱背满文与上述钱币毫无相似之处，这大概是该厂所购德国机器所为。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西厂因亏停铸，从此改为土法铸造制钱。

在奉天，“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在东三省布置一切，兵民交赖，近日钱贵银贱，民间殊多不便，因拜摺奏请仿照南五省鼓铸小银元，掺铸五种银元及钱串等，以济闹民。闻已奉旨……到沪采办机器，并赴鄂访问铸元铸钱详细章程”[56]。这是光绪二十二年的事情，八月户部议准：“在省城东关外东边门里奉军旧有营房一所修建局房，二十四年五月工竣，六月九日开工试造。”[57]此时所铸机制钱钱背有“公平”二字。

光绪二十五年（1899），增祺继任奉天将军后，“复加扩充添盖厂房，续购机器，规模始为粗备。时值省城现钱缺乏，不敷周转，当用土法鼓铸制钱十万吊，并以机器试造四分重铜钱，其钱式均经奉呈御览。正在试造紫铜当十钱文，忽届拳匪事起，该局机器紧要各件已尽归乌有”[58]。所言四分重铜钱即宝奉板四分。而紫铜方孔当十铜币的铸造是光绪二十六年的事情，它和广东所铸铜元一样，是中国铜元的鼻祖。

（三）机铸制钱向铜元的转化

各省开铸机制制钱一般一两年就被迫停铸而失败，广东开铸时间最长，但到了光绪二十六年也改铸铜元。铜元的出现，标志着机制制钱的彻底失败，从此以后，各省纷纷改铸铜元。机制制钱的失败，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亏赔太多。以直隶宝津局为例，光绪十三年李鸿章上奏时说：“今以西洋机器造中国钱式，须另添打眼挺杆，由钱模正中穿透始能撞出钱孔。地位殊窄，撞力过大，挺杆上下与钱模互相磨触，最易伤损。每日每座机器模撞修换数次及十余次不等，人工既费，成数亦少。又土铸系用生铜溶灌，工料简易，仅用铜五成四，铅四成六，机器则须铜七成方受压力，铅只三成，且必先化成六分厚铜板，再用卷铜片机器烤卷十数次，使其质性纯熟，减至不及半分厚之铜片始能压造成钱，其铜片成钱者只六成，下余四成废边又须加费熔卷再造，仅卷铜片一项工料，每造钱千文应合银四钱一分，零加以他项工料为费甚多。原订此分机器长时每日成钱二百四十串，今因机器时须修理，约计每日成钱二百串，……每年成钱七万二千串，共需工料银十万七千四百余两，按制钱一千五百文合银一两，每造制钱一千约需工本制钱二千二百三十七文七厘，亏折未免过巨：……计每年机器造成之钱直银不足五万两，而工本则需十万七千余两，赔贴银至五六万两之多。……现用土法鼓铸，计每铸制钱一千文不过赔贴三百文左右。”[59]

其他各省情况大都如此，因而最后许多地方将规复制钱的任务让土法鼓铸挑大梁，而机器则用于铸造有利可图的铜元。

二是铜元的兴起。早在光绪二十三年，监察御史陈其璋就奏请铸造铜元，并言其利大。[60]第二年刘庆汾又提出了一个更为详尽的建议，且指出了铸造铜元的好处是：“成本极轻，获利倍增也；制造甚精，分两几无可杜作伪而免私熔也；钱价划一，小民厚沾其惠也；饬官收用，则中饱可除，漏卮可杜也。”[61]清廷接受了他的建议，上谕：“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妥定章程办理。”这样一来，自广东始铸后，各省纷纷开铸。

将铸钱机改为铸铜元机后，果然获利不少。天津“仅阅两三月，而铸出者数千万枚，获利百数十万两”[62]。江南铜元余利，每百万枚约得银三千三百余两。[63]

铜元的铸利极大地吸引了各省官员，从而引起滥铸，弊病立现。为了补救铜元的贬值，机制制钱还有一次回光返照。

光绪末年，当十铜元已不抵十文制钱，贬值过甚。光绪三十二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因市面零用不便而改铸有孔减重光绪通宝一文钱，福建随即仿铸。第二年度支部造币总厂也开铸了一文有孔铜币。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清政府下令各省一律仿铸一文钱，并否决了有孔样式而改为完全无孔的小钱。因为不铸一文钱，不足以显铜元当十之数。这已经和原来清廷规复制钱的原旨大相径庭了，此时所铸的一文新钱，已经纳入铜元的体系中，清代的制钱制度实际上已经崩溃。

另外，新疆藩司王树枏还在迪化城外水磨沟机器局（兵工厂）内试铸过机制红钱，铸额不多。

清末机铸制钱给近代币制带来了巨大的震动。清政府一开始将机制制钱当成挽救清末币制的关键，但万万没有想到，采用机器铸钱来规复制钱，竟会使晚清币制产生巨大的变化。从此机器铸币开始取代土法铸造，铜元击败了制钱，银元也开始威胁传统银两的地位，从而掀开了中国近代币制更为混乱的一页。机制制钱作为中国近代币制的一个转折点，其意义是极为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