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圆券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和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对和平的企望，不顾中共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意见，悍然发动内战。从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到1948年年中，国民党在战场上步步败退，由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到重点进攻，北方地区的农村已经基本落入共产党手中，国民党在北方只能占据主要城市和交通线。由于内战，也由于东北工业区和北方产粮区的丧失，更由于坚持内战而产生的大量军费，造成国统区（即国民政府统治区）的通货极度膨胀。法币发行从1945年的5500多亿元增加到1948年8月的600多万亿元。国民政府只得利用手里剩余的黄金作为准备，发行纸币，而不再采用售金的手法。
抗战胜利后，仅中央银行尚保有8.7亿美元外汇、600多万两黄金和大量白银、银元，共计约合12亿美元以上，更无论其他单位保存和接收敌伪的资财。[132]1948年4月，“行宪国民大会”闭幕，政府人事大变动。5月，王云五被任为财政部长、俞鸿钧被任为中央银行总裁。王、俞二人都向蒋介石提出了关于法币的救弊方案。
俞鸿钧代表中央银行认为，币制不宜作根本性变动。目前内战仍在进行，法币虽然恶性膨胀，但不宜轻动。建议利用库存黄金，发行名为“金圆”的纸币，与法币并行，但不得在市面流通，仅作为买卖外汇和缴纳税收的工具。如此不动根本，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王云五则代表财政部认为，可以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用国家的政治力量来收兑全国私人所持的金银、外币，实行管制经济。
蒋介石认为，中央银行的方案不解决问题，决定采纳王云五的方案。1948年8月蒋介石召集财政和金融领袖在浙江召开重要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说：“发行金圆券之方案，是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的极其必要的措施。”
1948年8月19日，民国政府[133]以总统命令颁布了《财政经济处分令》，正式宣布了金圆券的实行。其要旨为：
（一）由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
（二）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
（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
为执行此要旨，同时发布了一系列“办法”，如《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等。
依照这一系列办法，金圆券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金圆券法定含金量为0.22217克，与法币的比价为金圆券一元等于法币300万元。1948年11月20日以前应将法币兑换为金圆券。即日起所有公私会计、债权债务等，一律折为金圆券计算。
人民持有黄金、白银、银币或外国币券者，应于1948年9月30日（后由行政院把黄金、外汇展期至10月31日，白银、银币展期至11月30日）以前，向中央银行或其委托之银行，兑换成金圆券，兑换比价为：（1）黄金每市两兑给金圆券200元；（2）白银每市两兑给金圆券3元；（3）银币每元兑给金圆券2元；（4）美国币券每元兑给金圆券4元，其他外国币券照中央银行外汇汇率兑给金圆券。(https://www.daowen.com)
违反规定不于限期内兑换者，其黄金、白银、银币或外国币券一律没收。
金圆券命令发布后，中央银行必须立刻准备20亿元金圆券纸币。然而其决定是8月初做出的，到发布命令不过半个月，何处去觅20亿新钞？中央银行忽然想起，抗战胜利之初，曾向美国钞票公司订制了一批法币新钞，钞票主景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像（其时林森已故），面额为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当钞票成品运抵中国，法币早已膨胀得让这些“小额”钞券尚未发行已毫无用处，只得暂存库房。情急之下，就把这批库存废票拿来应急，券面上连“金圆券”三个字都没有加。
◆第一批林森像金圆券
《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规定，所有私家银行的金、银和外币一律上交中央银行。但银行家们谁也没有把自己的金银外币送去，中央银行没有收兑到黄金。政府遂决定采取强硬手段逼迫银行家们就范。9月11日，作为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的蒋经国开门见山地要李馥荪等如实向他汇报所持有金银和外币的数额，并限定时间移交到中央银行。银行家们搪塞蒋家公子。蒋经国决心以武力使金融家们屈服。不久，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有关部门便把与孙科有关的某公司王某以“抵制金圆券法案”为名枪决，之后还把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的儿子等人以囤积居奇之名关入监狱。一时间，上海银行家们谈虎变色。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在金圆券发行初期说：“明知金圆券就要崩溃，上海银行所存黄金也要送往中央银行。”
政府由此收兑黄金的数字记载不一，据中央银行档案记载：全国共设立了26个收兑机关，自1948年8月23日至10月31日收兑数字为：美元47824407.07元，港元87691615.97元，菲钞16327.85元，黄金1657342.148纯金市两，白银9002176.016纯银市两，银元23238707.25元，银角29668361角。
这里收敛的黄金不过1600余万两，美元不足4800万元。事实上的发行却一增再增。王云五的方案规定金圆券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1948年11月11日，行政院不得不颁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改为“金圆券发行总额另以命令定之”。在此以前，俞鸿钧已两次电请财政部在限额20亿元以外，每次增发5亿元。这些政策公布后，王云五不得不下台，接着孙科登台，徐堪任财政部长。俞鸿钧随后在11月27日、12月6日、12月19日又三次请增发每次10亿元；12月下旬两次请增发共60亿元。1949年1月刘攻芸继俞鸿钧任中央银行总裁，请增发100亿元，2月请增发350亿元，3月请增发1600亿元，4月增13000亿元。截至5月4日，金圆券发行总额已达到98041亿元，5月18日达到294722亿元。5月25日上海解放前金圆券的发行额达到了80万亿元。仅仅9个月，金圆券就几乎等于废纸。金圆券的票面额也一升再升，最后，最大面额已经达到五百万元，而且只能交给地方普通印刷厂印刷，粗劣不堪。
按照原方案，中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依照兑率折合金圆券出售，由当地地方官署严格监督执行。但是从金圆券发行的第二个月，即1948年9月份，批发物价指数就比8月涨高7.4％。截至9月4日，即在金圆券发行后的第15天，汉口物价涨高21％，重庆涨高40％，广州涨高83％。这就是说，仅仅半个月，物价已经不是政治力量所能管制的了。同年10月，物价的批发指数比8月涨高35.6％，11月高涨到17.5倍，12月涨到32.5倍。1949年1月涨到85.7倍，2月涨到834倍，3月19日涨到2900倍。单就上海批发物价来说，到4月15日，竟涨高达62719倍。后来，国民党政府逃往广州，全部金圆券的灾难都加在广州、重庆等都市的人民身上。
◆壹百万元面额的金圆券
此时最高当局知道局势已不可为，从1948年11月28日起，第一批大陆黄金200万两起运台湾，标志着蒋介石对大陆局势的重新认识。此后，蒋介石以各种方式力压地方军政长官，强运黄金及金圆券的准备物资至台湾，从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5月17日，共运至台湾黄金2961904.403市两又12小箱，银元53469000元，白银69123.54两又银元白银93箱。到1949年初，中央银行发行局在金圆券发行准备金项下，存在台湾的黄金有2294206.687两，存在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黄金245293.853两，伦敦大通银行黄金9271.984两。而在上海的准备金只有黄金130701.542两，另有代保管的93118两。后汤恩伯又运至台湾171141.953两。
时人云：“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金圆券’，抢购抢购，逃卖逃买，像大洋上的风暴，席卷了整个社会秩序。抢购是一种‘无言的反叛’。”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回忆说：“人人都涌向街头见货就买，所有商店库存全部清空，货架空得像鬼一样。店主不愿意再补充库存品，他们也找不到任何供应。疯狂抢购出现了，人们称那三天为抢购日，于是大祸临头，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上海，商店变得空空荡荡。”
金圆券失败的最大原因在于蒋介石发动并且不愿意停止内战，但他却将在大陆统治的失败归于经济的崩溃，甚至直接归之于金圆券。他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这样说：“到了第三任行政院，于三十七年八月，乃采取以金圆券改革币制的计划，以致币信每况愈下。……最后影响了全国金融紊乱，物价的波动，乃使通货膨胀的趋势益加恶化，而无法遏止。于是军公人员的生活更见艰苦，而军容风纪就不能保持其抗战时期的水准。我们反共斗争之所以遭致失败，这实是其最大原因之一。”而实际上金圆券制度正是他亲自拍板敲定的。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南方地区相继解放。5月28日，即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便发布命令：金圆券为非法货币，持有金圆券者应按规定以人民币1元折合10万元的比价，向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代理处兑换。仅一个星期时间，中国人民银行共收兑金圆券35.9万多亿元，占国民党统治区全部金圆券流通总额的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