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保商银行的纸币发行
北洋保商银行创办的历史过程,是旧中国银行业中最复杂的。该行创办于清宣统元年,开业于宣统二年4月16日。
自从19世纪40年代天津开埠以后,华商在对外贸易中屡有亏折,数十年间积欠洋商款项达1400余万两之巨。宣统元年经北洋大臣倡议,并征得华洋商人同意,共组华洋商务理事会,以谋挽救,并建议华洋集资创办银行,由银行发行债票偿还欠款,以维护华商在贸易中的利益,故定名“保商”。
该行资本总额为库平银400万两,华洋各半,洋股主要有德商礼和洋行(股银3400两)、瑞记洋行(股银1872250两)等,共缴股银1906250两。华股来源主要为直隶省银行、清度支部,民国后北洋政府财政部先后拨银160万两,又以该行产业作华股资本金40万两。根据现存档案资料记载,北洋保商银行于1911年由清度支部核准发行银两票、银元票两种银行兑换券,核定发行额合银元130万元。银两票计分一两、二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一百两六种;银元票计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种。
[1]李渔:《连城璧》,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6页。
[2]《清朝文献通考》卷15,钱币3。
[3]《清朝文献通考》卷16,钱币4。
[4]《商贾便览》卷5。
[5]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编:《天津志》,第13章第一节货币,1909年。
[6]傅尚文主编:《中国近代经营大观》,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7]《各地宝银成色调查》,《工商半月刊》第4卷第18号。
[8]参阅孔祥贤《大清银行行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8页;张惠信:《中国银锭》,台湾齐格飞出版社1988年版。
[9]光绪时还有另一类公估局,如湖北沙市公估局只鉴定银元,山西太原公估局专司兑换银元,顺天府公估官局和京师公估官局为调节银钱比价而设。这些公估局同鉴定银锭的公估局无关,不予涉及。
[10]傅为群:《图说中国钱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9-100页。证据原件藏上海历史博物馆。
[11]严燮:《记九江公估局》,《中央银行月报》第2卷第1号,1933年。
[12]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永泷久吉报告,明治三十九年(1906)。潘承锷编译:《中国之金融》上册,第47页,中国图书公司,光绪三十四年。
[13]张公权:《各省金融概略》,第224-225页,编者刊,1915年;《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86页。
[14]严燮:《记九江公估局》,《中央银行月报》第2卷第1号,1933年。
[15]《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96-400页。
[16]日本驻汉口领事水野幸吉报告,明治四十年(1907)五月一日。潘承锷编译:《中国之金融》上册,第38页,中国图书公司,光绪三十四年。
[17]宫下忠雄:《中国币制の特殊研究——近代中国银两制度の研究》,第72页,日本学术振兴会,昭和二十七年(1952)。
[18]日本驻烟台领事小幡酉吉报告,明治四十年三月十五日。潘承锷编译:《中国之金融》上册,第30页,中国图书公司,光绪三十四年。
[19]《支那省别全志·云南卷》,第913页,东亚同文会,大正六年(1917)。
[20]日本驻重庆领事馆通译生池永林一报告,明治四十年六月二十二日。潘承锷编译:《中国之金融》下册,第20页,中国图书公司,光绪三十四年。
[21]《公估设局》,《申报》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22]宫下忠雄:《中国币制の特殊研究——近代中国银两制度の研究》,第72-73页,日本学术振兴会,昭和二十七年。
[23]《会议官设公估局救济银荒》《官设公估局已作罢论》,《申报》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二日、十九日。
[24]《津门谈屑》,《申报》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
[25]《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372、374-375、377、380页。
[26]《开封简报》宣统三年三月初一。
[27]乾隆《大清会典》卷11,权量。
[28]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80。
[29]单03-6572-094,光绪二十一年。
[30]《农工商部会奏遵拟画一度量权衡制度图说总表及推行章程折》,《大清法规大全·实业部》卷一五,台湾考正出版社1972年版,第3117页。
[31]转引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00页。
[32]583.3格令说见耿爱德《中国货币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75页。581.47格令说见张家骧《中华币制史》第二编,民国大学出版部1925年版,第61页。
[33]张家骧:《中华币制史》第二编,民国大学出版部1925年版,第65-67页。
[34]电报档2-07-12-023-0360,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七谭钟麟电。
[35]张家骧:《中华币制史》第二编,民国大学出版部1925年版,第78-93页。
[36]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80。
[37]杨荫杭:《拟兴实业策》(续),《商务官报》光绪三十二年第8期。
[38]张惠信:《中国银锭》,台湾齐格飞出版社1988年版,第187页。
[39]《皇朝政典类纂》卷59,同治六年户部奏议。
[40]《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1822—191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521页。
[41]《光绪朝东华录》。
[42]《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1822—191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521页。
[43]《清朝经世文续编》拟请变法铸钱议。
[44]《财政部杭州造币厂报告书》,第1-2页。
[45]《直报》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1896年7月3日)。
[46]《直报》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96年2月5日)。
[47]W.J.Hinton:Journal of Economic,Vol,Ⅱ Part3.C.F.Remer,Reading:Economics of China,p.334.
[48]《张宫保政书》,转引自《皇朝政典类纂》卷58,钱币一。
[49]《李文忠奏议》,转引自《皇朝政典类纂》卷58,钱币一。
[50]《皇朝政典类纂》卷64,钱币七。
[51]《直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九日(1898年9月24日)。
[52]《张宫保政书》,转引自《皇朝政典类纂》卷58,钱币一。
[53]《南京造币厂报告书》,1915年刊行。
[54]《议铸铜元银元奏疏择要》(抄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55]周启邦:《中国造币厂沿革》,《中央银行月报》第5卷第4号。
[56]《直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1896年6月6日)。
[57]《东方杂志》第1卷第5期。
[58]《奉天通志》卷147,财政币制。
[59]《李文忠奏议》,转引自《皇朝政典类纂》卷58,钱币一。
[60]印鸾章:《清鉴纲目》,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68页。
[61]《光绪邸抄》;《皇朝政典类纂》卷59。
[62]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见《饮冰室合集》。
[63]财政部钱币司编:《币制汇编》,第二册,1919年,第224页。
[64]《清德宗实录》卷四〇四,光绪二十三年四月戊寅。
[65]《清德宗实录》卷四二五,光绪二十四年七月戊寅。
[66]录副奏折03-9536-027,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四德寿折。
[67]录副奏折03-9536-025,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一日许应骙折。
[68]录副奏折03-9538-025,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五奕劻等折。
[69]朱批奏片03-9536-096,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增祺片。
[70]《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32页。
[71]《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93-894页。
[72]《清德宗实录》卷五〇五,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壬申。
[73]录副奏折03-9539-046,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七赵尔巽等折。(https://www.daowen.com)
[74]《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10页。
[75]周启邦:《中国造币厂之沿革》,《中央银行月报》第5卷第1期,1936年。
[76]《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80页。
[77]录副奏片03-9536-079,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朱批日期)周馥片。
[78]《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20页。
[79]《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84页。
[80]《宣统政纪》卷六二,宣统三年九月甲戌。
[81]《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22页。
[82]录副奏折03-9537-016,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丁振铎、唐炯折。
[83]录副奏片03-9540-017,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二锡良片。
[84]穆渊:《清代新疆货币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页。
[85]《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44-845页。
[86]《东华录》道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上谕。
[87]戴建兵等:《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206页。
[88]西班牙王室并不按直系血统排列王序,中国人往往弄不清楚诸王之间的关系,只以币面的拉丁数字称呼钱币。
[89]张家骧:《中华币制史》第二编,民国大学出版部1925年版,第14页。
[90]《清代钞档》,道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御史黄爵滋摺。
[91]《清代钞档》,道光十六年署两江总督林则徐等摺。
[92]本节所引诸人奏折等文字,转引自《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第三章,中华书局1964年版。为便说明本题,都略有缩编。
[93]廷寄,由中枢专送指定地方官员的公文。
[94]夹片,是大臣在正式的奏折后面,为详细述说事由,或补充某些细节另写的文字,夹于奏折内。
[95]《北洋委用道员傅云龙摺——设立制造银元总局》,见《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96页。
[96]郝庆元:《直隶工艺总局发展概略》,《近代史资料》总56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97]《考察铜币大臣陈璧摺——考查各省铜元铸造情形》,见《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07页。
[98]张惠信:《中国货币史话目录》,(台湾)作者自刊,1982年,第431页。
[99]《清史列传》卷四一《花沙纳传》,中华书局1928年版。
[100]《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50-352页。
[101]《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56-358页。
[102]录副奏折03-9506-080,咸丰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祁寯藻等折。
[103]录副奏折03-9507-033,咸丰三年九月十八日绵愉等折。
[104]《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74-377页。
[105]《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26-427页。
[106]《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80页。
[107]《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65、381、385页。
[108]王茂荫:《再议钞法折》,《王侍郎奏议》卷六。
[109]朱批奏折04-01-30-0515-038,咸丰四年三月初五朱批。
[110]《清文宗实录》卷一二三,咸丰四年三月丁未。
[111]《清文宗实录》卷一四八,咸丰四年十月癸丑。
[112]录副奏折03-9513-019,咸丰五年二月十一日奕䜣等折。
[113]《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46-447页。
[114]《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85页。
[115]录副奏折03-9510-027,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王荣第折。
[116]录副奏折03-9510-025,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唐壬森折。
[117]《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11页。
[118]录副奏折03-9522-008,咸丰十年二月初九绵愉等折。
[119]《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28页。
[120]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页。
[121]巴斯人(parsee)是生活在印度的原波斯人群体。萨珊波斯被阿拉伯征服以后,一些不愿皈依伊斯兰教的琐罗亚斯德教徒流亡到印度,形成巴斯人群体,以从事农业、商业为生。印度为英国征服后,巴斯人迅速欧化、英国化,积极介入远洋商业。在中国从事商业和鸦片走私的“英国商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巴斯人。
[122]Judith Sear,Variety in the note issues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1865-1891,Frank H.H.King,Eastern Banking: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London:Athlone Press,1983,p.139.
[123]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34-235 页。
[124]Banister: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1834-1881,第136页。转引自汪敬虞《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125]Decennial Reports,1882—1891年,汉口,第177页。转引自汪敬虞《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126]《申报》1887年1月4日。转引自汪敬虞《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页。
[127]Herald,1889年11月29日,第662页。转引自汪敬虞《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页。
[128]《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6页。
[129]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71页。
[130]黑龙江档案馆馆藏:《黑龙江交涉局道员王昌炽条陈》。
[131]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大正四年(1915)11月28日情报。转引自杨培新《华俄道胜银行》,香港经济与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
[132]献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8-179。
[133]转引自《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4页。
[134]台湾银行在1945年9月以前,是由日本政府投资经营的银行,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工具之一,因此,一向列为外国银行。1945年9月,国民政府下令,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管,并改组为台湾省银行。
[135]转引自《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86页。
[136]转引自《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91页。
[137]周葆銮:《中华银行史》第一编第二章《中央银行起源》,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
[138]戈里,法国人,1901年进入中国海关,在天津海关任职员,著有Notes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ank.
[139]协饷,是指朝廷有重大军事行动,军事所涉地方难于支持军饷,由若干外省发来银、钱协助军需。
[140]《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中国通商银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41]关于四明银行纸币发行定额,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中有“发行定额500万元”“宣统元年发行纸币120万元,流通19万元”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