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银元券

[1]武康平编著：《货币银行学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2页。

[2]《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83-789页。

[3]潘子豪：《中国钱庄概要》，上海华通书局1931年版，第97-98页。

[4]20世纪30年代江西南昌汇划公所附设于钱业公会组织之下，“规元、洋例、银元、日拆、铜元、盐封、申钞、杂钞等行市，皆由公所挂牌，以为全市交易之标准”。参见杨祖恒《南昌之金融》，《中央银行月报》第2卷第2—3号合刊，1933年1—2月。

[5]因银本位刚一确立就发生白银风潮而导致法币改革，故本文所探讨的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截至1935年的法币改革，即与白银基本脱离关系为止。

[6]杜恂诚：《中国金融通史（第3卷）：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7页。

[7]杨端六、侯厚培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1931年第4号，第159页。

[8]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史实的综合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343页。

[9]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调查部编：《最近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图解1912—1930》，1931年，第70页。

[10]潘世杰：《白银市场》，杨荫溥主编《经济常识》第2集，上海经济书局1935年版，第90页。

[11]菊曾：《伦敦的银市》，《钱业月报》第14卷第12号，1934年12月15日。

[12]杨荫溥编：《经济新闻读法》，上海黎明书局1933年版，第138页。

[13]洪葭管、张继凤：《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262页。

[14]到20世纪20年代时，“属美国权利所管理之银矿占全世界百分之六十六”，“世界矿产之银，几有百分之九十系英美资本所控制。提炼产银于1929年所出产者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亦均为英美资本所控制。美国者占全世界总生产百分之七十三”。梁氏：《银价研究》，杨先垿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91、93页。

[15]杨荫溥：《中国金融研究》，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13页。

[16]参见《去年上海大条银进出概况》，《银行周报》第16卷第1号，1932年1月19日。

[17]洪葭管、张继凤：《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5页。

[18]参见《去年上海大条银进出概况》，《银行周报》第16卷第1号，1932年1月19日。

[19]洪葭管、张继凤：《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

[20]参见《去年上海大条银进出概况》，《银行周报》第16卷第1号，1932年1月19日。

[21]Frank King，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Vol.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509.

[22]当时掌握汇丰银行的杰克逊因此被称为“伟大的白银专家”，开创了1865年建行至1902年的杰克逊时代。在这个时代，汇丰银行的资产从4300万元增至22000万元，年度纯利润从50万元猛增至1898年的600万元之巨。参见［英］毛里斯·柯里斯《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李周英等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页。另可参见Frank King，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Vol.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269.

[23]中国以银为币，黄金白银的转换实质就是外汇交易。参见张国辉《中国金融通史（第2卷）：鸦片战争时期至清末时期》，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页。

[24]［英］毛里斯·柯立斯：《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李周英等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0页。

[25]Frank King，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vol.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512.

[26]Frank.M.Tamagna，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New York：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ublications Office，1942，p.103.

[27]由于外商银行掌握白银，法币改革前汇丰银行能掌控中国货币的稳定，蒋介石曾授予汇丰银行经理郭礼宾和上海分行经理亨奇曼勋章。［英］毛里斯·柯里斯：《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李周英等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9页。

[28]［英］毛里斯·柯里斯：《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李周英等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6页。

[29]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也有学者认为是咸丰八年秋季。参见杨荫溥《中国金融论》，上海黎明书局1936年版，第88-89页；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24页。

[30]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内国汇兑计算法》，内刊本，1915年，第202页。

[3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53、61页。

[32]从1843年的税则和1858年的改订税则里，还看不到“关平银”“Haikwan tael”或“Customs tael”这样的用语，只能见到“两”或“Tael”这样的货币单位，或者是“Sycee silver”“纹银”这样的用语。从海关贸易统计来看，1875年开始使用“关平银”这一货币单位。海关贸易统计的发表开始于设置总税务司制度的1859年，同年Annual Returns of Trade发行，1864年发行Annual Reports of Trade，1882年两书合并成Annual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在海关统计中，价格单位1868年以前，“两”（各地方的银两）和“元”（外国银币）并用。1869年以后采用地方两制度。1875年采用关平银制度。参见［日］宫下忠雄《中国币制の特殊研究——近代中国银两制度の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刊，1952年版，第407、408页。

[33]江礼璨：《述青岛废除胶平银之经过》，《银行周报》第13卷第31号，1929年8月13日。

[34]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35]录自《农商公报》1912年第14期。

[36]所引资料均出于《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第二编第一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7]《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第一编第二章，所引有节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8]《银行周报》1926年8月24日。

[39]《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台湾，1984年版，第67页。

[40]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21页。

[41]《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6-1147页。

[42]《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2页。

[43]《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3页。

[44]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编第二十九辑《全国财政会议汇编》，台湾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第三类第54页。

[45]《财政部向国民党三全大会提出之财政工作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16页。

[46]《财政部向国民党三全大会提出之财政工作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30页。

[47]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2-133页。

[48]《银行周报》第12卷第17号。

[49]《银行周报》第12卷第12号。

[50]杨汝梅：《国民政府财政概况论》，中华书局1938年版，第480-481页。

[51]《银行周报》第12卷第47号，1928年12月4日。

[52]《银行周报》第12卷第50号，1928年12月25日。

[53]杨荫溥：《经济新闻读法》，上海黎明书局1933年版，第128页。

[54]施伯珩：《上海金融市场论》，上海商业珠算学社1934年再版，第97页。

[55]朱彤芳编著：《旧中国交易所介绍》，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

[56]杨荫溥：《上海金融组织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348页。

[57]叶世昌：《旧上海的金市》，《钱币博览》2001年第2期。

[58]施伯珩：《上海金融市场论》，上海商业珠算学社1934年再版，第96-97页。

[59]投资周刊社编：《黄金交易须知》，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年版，第19页。

[60]杨荫溥：《中国金融论》，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版，第258页。另见施伯珩《上海金融市场论》，上海商业珠算学社1934年再版，第98页。此外该书第97页估算1928年下期（半年）共做交易19826208条。

[61]洪葭管、张继凤：《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0页。

[62]任建树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页。

[63]马寅初：《战债和赔款之缓付问题》，《马寅初全集》第六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页。

[64]即对冲，是指利用一个市场进行买卖，以作为代替另一个市场持仓暂时平仓之用，从而达到两者相互对冲风险的功能。

[65]马寅初：《银价跌落救济问题》，《马寅初全集》第六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192页。

[66]朱彤芳编著：《旧中国交易所介绍》，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另杨荫溥《中国金融论》第528页记载：上海金业交易所标金期货交易的量非常大，据统计，1924年的交易总额达2870万余条，1925年为4689万余条，1926年为6232万余条。这里的交易总额，是将买卖双方的成交金额都计算在内，因此成交实数可以折半计算。1926年的成交实数为3116万余条，以每条合日金480元计算，约合日金149.6亿元。

[67]樊亢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附表27。

[68]《上海黄金市场》，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Q323-1-318。

[69]叶世昌：《旧上海的金市》，《钱币博览》2001年第2期。

[70]天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金融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637页。

[7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期间杨格提出的关于中国财政金融的建议》，《民国档案》1985第2期。

[7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江苏省金融志编委合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选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422-440页。

[73]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号Q53-45-47。

[7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7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运用1942年美英贷款的一组史料》，《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

[76]杨菁：《试论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

[77]康心如：《回顾四川美丰银行》，《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经济（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68页。(https://www.daowen.com)

[7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页。

[79]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页。

[80]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1）》，台北1981年编印，第395页。

[81]何汉文：《记上海金融风潮案》，《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82]杨桂和：《一年来我国之币制》，《银行周报》第32卷第1号，1948年1月5日。

[83]何汉文：《记上海金融风潮案》，《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84]何汉文：《记上海金融风潮案》，《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85]上海《太平洋报》1912年4月27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第二编第一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86]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年）》，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

[87]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中国银行1918年11月1日报告”整理而成。

[88]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财政部档案》。

[89]此系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之中央银行。

[90]关金券最初只是缴纳关税的证券，并不是流通纸币。1942年关金券以1∶20的比价与法币同时流通。1948年停止流通。

[91]《恰克图铁路交涉分局呈黑龙江省长文》，1919年6月19日。转引自任浩然《华俄道胜银行在华活动的真面目》，见寿充一、寿乐英编《外商银行在中国》，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92]《哈尔滨远东日报》1919年10月18日。

[93]马寅初：《马寅初讲演集（二）》，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204页。

[94]杨培新：《华俄道胜银行》，香港经济与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95]上海市档案馆馆藏：Q321-1-96，《中华懋业银行综合类档案》，第38页。

[96]中华懋业银行1920年在华流通的兑换券数额不详；1921年和1922年的数额单位系美元，而1923年以后的数额单位系银元。引自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及北京金融志编委会《北京金融史料（银行篇二）》，第406页；Frederic E.Lee：Currency，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Garland Publishing，Inc.NewYork &London，1982，p.87；献可的《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版，第184-185页）中1921年该行发行的数额为368373美元。

[97]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资本主义国家在旧中国发行和流通的货币》，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98]表中1920年的发行数字采自张家骧《中华币制史》。1924年的发行数字采自上海申报年鉴社发行的《申报年鉴（民国二十二年）》，第159页。1921—1923年、1925—1934年的发行数字采自《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1119-1121页。其中1922、1924、1925年数据与《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第640页相同。

[99]庄叔英：《今后之外国银行应严加取缔》，载《银行周报》第11卷第19号，1927年5月24日。

[100]周葆銮：《中华银行史》第七编第九章，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24页。

[101]“西原借款”之称源于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的中间人西原龟三。

[102]中华汇业银行历年营业报告，1918年、1920—1924年的发行额分别见《银行月刊》1921年7月、1922年5月、1923年6月、1924年5月和1925年4月。1919年、1925年和1926年的发行额分别见《银行周报》1920年6月22日、1926年5月18日和1927年6月7日。1927年的发行额见《工商半月刊》1929年1卷1号。

[10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中华汇业银行档案》壹零六四—16，汇业总管理处与津行联系业务函。

[104]《天津财政局调查华威银行》，载《银行月刊》第8卷第12号。

[105]民间相对中、中、交、农“大四行”而对民族资本的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和中国国货银行的通称。

[106]《四行准备库发券情形》，《银行周报》第8卷第8号。

[107]《四行准备库发券情形》，《银行周报》第8卷18号。

[108]杨固之、谈在唐：《中南银行概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1981年1月。

[109]上海市档案馆馆藏：《中南银行档案》Q265-1-461。转引自杨天亮《北四行联合发行中南银行钞票评述》，见《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页。

[110]1926年度发行数额不详。又农商银行从1928年1月12日开始发行第二版美钞公司印制新版券，但数额不详。

[111]清代的京师（北京）城区以中轴线分东西两城区为大兴县、宛平县（今东城区、西城区，并含近郊），民国初年因之。大兴县署在今东城区大兴胡同；宛平县署在今地安门西大街，后迁到卢沟桥边拱极城（后称宛平县城）。

[112]该行1924—1931年发行数字无从查考。

[113]《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记载为787695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4]《直隶县银行之组织》，《银行周报》1925年6月26日。

[115]台伏的台指福州南台（今福州市仓山区），伏指有人头的外洋银元（伏佛谐音）。台伏票即以外洋银元为货币单位的纸币，实际是一种虚银单位，从地方习惯而成。

[116]精琦，Jenkes Jeremiah Whipple，关于其人其事，见红旗出版社《李大钊研究辞典》1994年版。2007年第27卷第2期《河北学刊》中，李继华“对新版《李大钊全集》部分注释的商榷”一文对精琦人名译介过程及差误作了综述。

[117]《财政部档案》，转引自《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四编第一章第二节“废两改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8]［美］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页。

[119]《二十四年十一月份财政部钱币司工作报告（1935年12月21日）》，《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

[120]《中央银行月报》第5卷第4号，1936年4月。

[121]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

[122]美国国务院档案895、515\372，1934年12月16日。转引自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页。

[123]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5、77页。

[124]李良志：《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分裂及其历史经验》，转引自赵荣达《孔祥熙评传》，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

[125]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编：《财政年鉴续编》第一篇，第33页，编者印行，1945年。

[126]徐堪：《徐可亭先生文存》，自述，台北1970年版，第5页。

[12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三九六〈2〉423。

[128]《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第309页，转引自徐蓝《英国和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129]稚言：《中国实行新法币政策》，第13-14页，转引自卓遵宏《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1887—1937）》，台北1986年版，第350页。

[130]［美］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131]《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过去现在和未来》，《新民报》1940年1月1日。

[132]李立侠：《两度任职的俞鸿钧》，《中央银行史话》，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李立侠时任中央银行稽核处长，中央银行方案的执笔之一。

[133]“行宪国民大会”后，为示“宪政”，国民政府改称中华民国政府。

[134]吴平主编：《华南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