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势力对中国货币体系的影响
（一）白银货币的外部供给
中国近代货币体系的核心是白银，其货币表现形式是银锭或银元。1492年美洲新大陆被发现后，世界产银量最多的地区为北美中部、南部。17世纪秘鲁、巴西发现新银矿，18世纪墨西哥几占该世纪银产量之半。但是，以白银为币的中国银产量极少，明代以来，由于对外贸易发展，国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至近代，中国产银量仍非常有限，北洋政府时期最高年产量不足5万两。[6]1925年调查发现中国的产银地仅有五省，总额为35569两。
表18 中国各省的银产量
资料来源：企云《远东之银》，《钱业月报》第9卷第6—7期，1929年。
因中国产银量有限，白银的输入自然十分重要。白银由外部供给这一特点对近代中国经济影响巨大，晚清的白银外流和国民政府时期的白银风潮均可归结于此。由于白银的外部供给，中国货币市场上极易创造出新的货币（如小区域流通货币），日益激化复杂货币体系内的竞争，还导致中国很长时期内都是商品和白银双入超的国家。
晚清中国国门被打开后，逐渐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经济发展，对白银的需求日增。1890—1928年中国净入超白银627177427海关两。[7]1918年中国成为白银纯进口国，这一年净进口白银达23.5百万关两。1925—1927年的白银进口分别为63百万关两、53百万关两、65百万关两[8]，尤其是1928、1929两年，各净进口白银106.4百万关两、105.8百万关两，与此同时黄金净出口近2百万关两。[9]
货币量的多寡对经济发展影响十分巨大。因中国经济体内的货币量决定于白银的进出口，而白银的流动掌握在外人之手，导致了外国势力对中国经济的强力控制。
（二）大条银市场被国外白银市场控制
白银的输出入与近代中国的货币数量、价值、汇率及内外贸易均有着直接关系。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上海的对外汇价以伦敦大条银价格为标准。[10]
中国白银输入早期由于外商对华贸易逆差，需要向上海输入现银抵补。随着中国在当时世界经济体系中位置的确定，即原料的产地及国外商品的市场，中外贸易日益扩大，国外施行金本位使白银在国外成为普通商品，再加上中国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日益向银收缩，中国对白银的需要量日益增大。近代中国形成了对外贸易常年逆差，而白银仍大量进口的奇异现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居于世界金融中心的伦敦是唯一的白银市场。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的银价由伦敦银市确定，银价的涨跌操于伦敦银市。[11]伦敦市场有上海银条行市远期、近期两种价格，而纽约行市则仅有一种价格，一盎司白银的价格以便士或美金标明，每日9∶30均由汇丰银行与外汇行市一起挂牌公布。[12]中国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白银输入国，一战前主要从伦敦白银市场通过外商银行购入白银。“伦敦银价的议定，常要探询汇丰、麦加利在上海交易的多寡；而伦敦现银的市价，则由上海汇丰银行隔日挂牌公布，决定当日上海对英汇价。”上海银市“大条银的交易，没有固定的市场，主要在银行、特别是在外国银行中进行，并且常常同外汇、标金互相套做”[13]。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美国经济地位上升、实力提高，特别是其对世界产银量控制的加强[14]，时人言：“银贵银贱，其价格定之于伦敦，定之于纽约。”[15]纽约银市地位不断上升，逐渐成为世界最大银市之一。上海大条银转而多从美国输入，数量超过了英国。如1931年，上海来自美国纽约的大条银达661000条，是来自伦敦112000条的5倍。[16]仅纽约一地就有50余家银行接受中国各银行代理白银的交易。[17]
外国白银是支撑中国金融中心上海资金链的重要砝码。《申报》时常报道大条银由伦敦或纽约运至上海，在上海银炉熔铸成上海通用的银锭（二七宝银）的消息。据统计1919—1931年，上海进口的大条银有325000条熔铸为银锭，占进口总数的39％。[18]其余的大条银则转运至国内其他重要商埠，如天津、南京、杭州等地，铸造宝银或银元。由于大条银与英汇、印汇存在投机市场，故也有少量大条银再由上海重新出口，运至印度孟买或重返英国伦敦套利。[19]1919—1931年，中国共计输出大条银41000条，占同期进口总数的5％。[20]
（三）外商银行控制中国白银
在近代中国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下，银行得银者得天下，银行的实力源于其对白银的控制力。汇丰银行就是如此。
“建立以白银为基础的银行，是在中国实行资本迅速和大量积累的有效途径。”[21]晚清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账户由汇丰银行掌管，款项存入该行。早在金本位时代，在中国的汇丰银行就控制了大量白银，向中国各省地方当局提供高额短期贷款，其利率要比付给各存户如财政金库的四厘利息高出许多。[22]为了更强有力地控制白银，汇丰银行在世界各地广设分支机构，业务上注重金银的兑换，强调相关金银业务的新金融工具的开发。汇丰银行买入和卖出的外汇总值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量的60％～70％。[23](https://www.daowen.com)
与此同时，近代中国连绵不断的战乱却对汇丰银行存款持续增长十分有利。为了躲避战乱使自己的财富更加保险，中国的有钱人将白银运到上海、香港，在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英国银行开立账户。[24]而汇丰又通过对资金的掌握控制了中国钱庄。“汇丰银行在中国建立买办制度。香港的董事会企图控制信贷，依靠买办提供的拆款作为担保将其控制力延伸至钱庄。”[25]
真实白银的持有量更能说明外商银行在中国货币体系中的地位。1921年时，外商银行控制中国约70％的白银储备。[26]而1921—1934年的情况，从上海中外银行存银底数的比较中可窥见一斑。
表19 1921—1934年上海各银行现银存底折合银元总数统计 单位：千元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中外金融汇报》第2卷第12期，1935年。
说明：表中数字为中国银行当时的查仓报告，以1926年指数为100。本表对原表有删减。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大危机前的1925年，仅从单纯的白银持有量考察，在华外商银行在白银存底上占有优势。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尽管华商银行白银存底已占优势（1933年因白银巨量外流例外），但考虑到外商银行对白银进口及对伦敦、纽约白银市场的掌握，以及此后由于白银贬值引发中国白银数量的绝对猛增，在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法币改革前外商银行通过对白银的掌握而控制中国的货币是毋庸置疑的。[27]
（四）外商银行操控银两制度
外商银行除了控制中国的白银外，更为重要的是掌握了与白银有关的中国金融制度。近代银两制度的确立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自明代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以来，流通领域或如东南沿海直接使用外国银元，或如内地将银元熔化成银锭使用。但直到清代中叶，百姓还是简单分辨银两成色，除官方平砝外，使用当地平砝。政府只规定了税收中常用几种平砝，如户部库平、漕粮的漕平。近代以来，随着沿海沿江口岸的开放，英国商人和银行参与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几种银两制度的制定。[28]
上海开辟租界后，外国银行和外国商行交易最初使用的是西班牙银元，后因西班牙银元停铸，乃由外商银行与商界公议于咸丰六年（1856）起以上海豆麦行通用的“规元”为记账单位，所有商品交易往来收付都按银元折成“规元”入账。[29]其后辐射于长江中下游和江南一带，成为近代银两制度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没有外商的支持，上海九八规元很难取得日后其在中国东南地区货币核心的地位。
洋例银是近代汉口对内对外通行的一种虚银两，在长江中游影响较大。汉口开埠后，外商要求按上海规元之例，将当地估平宝银980两当作洋例1000两，以此为标准形成了新的洋例银制度，此后汉口商家相沿成习，以前各种平色的银两制度逐渐湮灭，洋例银成为主体。[30]
关平银制度更是如此。五口通商前，外商缴纳关税均为“本洋”（西班牙银元），行商收取后再改铸成纹银（关饷锭），上缴国库。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英、法、美签订的《五口通商章程》《新税则》《望厦条约》《黄埔条约》，规定海关使用银币收取关税，“交纳均准用洋钱输征”[31]。废止行商与公行制度，建立海关监督特许的海关银号。1843年7月13日经在广州分析测验，中英双方确认海关使用的银两在“平”上使用粤海关的“平”，成色采用纹银。粤海关的“平”即关平。这就是不平等条约束缚的新关税制度下产生的中国海关使用的银两——海关两。新开五口缴纳关税统一实行这种新的银两单位。以外国银币交纳关税，必须折算成这种银两单位。此后《天津条约》再次确认了这一原则。[32]
再如民国年间仍在使用的青岛胶平银，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青岛外国工厂产品仍以胶平银计价，中国人购买洋货需用胶平银，外商银行则可通过吸收洋商手中的胶平银，掌握其行市，进而操纵。[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