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与新政
冲破黑暗需要思想。康有为是晚清思想冲击波的主要发起者。
康有为，咸丰八年（1858）生，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因其为南海（今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人，故其弟子称之为南海先生。康有为11岁就跟随祖父读书，19岁时祖父去世后，又在朱次琦的礼山草堂受业。他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的青年，由于读书时不盲从于书本和师长，因而被同学和老师称为“狷狂”“无礼”。
康有为早年在香港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始知西人治国之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中国传统学问、对至圣先师的盲目崇拜都在这个青年的脑海里发生了动摇，他开始大量购买“西书”——关于外国的书籍，开始研讨和传播西学。慢慢地，一种改变中国现状的愿望在他脑海里形成了。
由于康有为的祖父是因公殉职，康有为以“荫监生”的资格，于光绪十四年（1888）到北京参加乡试。正值列强蚕食中国，他对祖国前途极为担忧，认为中国应“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以往，后欲为之，外患日逼，势无及矣”。随后就大胆地写了5000余字的《上皇帝书》，但是无人上达。
三年后，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了万木草堂，招生讲学，并收了两大高足，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陈千秋。这一年，他发表了自己的专著《新学伪经考》。
《新学伪经考》是一部战斗性的思想专著，其在学术上的意义并不大。在这本书里，康有为提出了一个让当时所有知识分子都目瞪口呆的论点：中国传统的经书，大部分是新朝王莽、刘歆的伪作。“经”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他的这一说法无异于日后尼采在基督教世界宣布“上帝死了”。
人们惊呼：“五经去其四，而论语亦在存疑之间。”紧接着，康有为又发表了《孔子改制考》，认定《春秋公羊传》里明白地表明了他的基本思想，那就是变法。而且历史是按照“据乱、升平、太平”三个阶段而发展的，“变”是世界的主题。后来他又写了更为激进的《大同书》，但因该书太超前，他没敢公开发表。康有为的学说像一道闪电，划破千年沉稳的中国思想界。
名师出高徒，梁启超以其天才的文笔和口才，使老师的思想得到传播，并以自己的智慧高唱变法之歌。他当时的志向是：“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梁启超的兴趣在于人民应当有自己的权力，也就是“民权论”。梁氏的主体思想是“变”。“变者，天下之公理也。”“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他日后培养了蔡锷等一批人才。对于梁启超的宣传演讲才能，时人评论说：“如陋室见日，枯腹得酒。”他曾写道：“敌无日不可来，国无日不可亡。数年之后，乡井不知为谁氏之藩，眷属不知为谁之奴，魂魄不知为谁氏之鬼……”封建顽固派则认为梁氏的宣传是让“人人造反，时时作乱”，“误尽天下苍生”。
而湖南的谭嗣同，这个大清帝国巡抚之子受尽封建思想磨难，把矛头指向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特别是皇权。他说：中国“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皇帝是“独夫民贼”，对付这种人就要“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他在《仁学》一书中号召冲决罗网。“冲决利禄之罗网！冲决君主之罗网！冲决伦常之罗网！”“君主之祸，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忍受，……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使，死无憾焉！”
当时宣传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中，真正理解资本主义，而且亲身经历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只有曾在英国留学、学习海军的严复。严复（1835—1921），初名体乾，14岁时父亲病故，家贫，后考入福建马尾学堂学习海军，同治十年（1871）以最优等毕业。光绪二年被派到英国去学习海军，每次考试都成绩优秀。光绪五年毕业后在天津水师学堂任总教习。严复在英国的日本同学如伊藤博文、大隈重信回国后都得到了重用，而他在中国却只当了一名教书匠。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开始宣传变法的思想，给中国的改良派和日后的思想界提供了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严复将西方资产阶级理论的精华用自己的语言介绍给中国，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观点如春雷般震惊了中国的思想界。他还译出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一系列世界名著。
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北京举行了考进士的会试，进京的一千多名学子，在康有为的鼓动下，搞了一次学潮，反对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字。为此他们给皇帝写了一份请愿书，要求：“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以变法为救国图存的根本，实行“富国、养民、教民”之法。大清官僚说《马关条约》“既已用宝，无法挽回”，拒绝了十八省学子给皇帝的请愿书。
这次学潮在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康有为、梁启超成为知识界新进分子的领袖。当年八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一年后又在上海办了《时务报》，宣传变法，畅谈世事。而各地的改良派分子也在国内创办了一系列报纸杂志，如《湘学报》《国闻报》《蜀学报林》《知新报》等，均以开风气、联人才、伸民权、挽时局为宗旨。汪康年、黄遵宪、章太炎等人也大声疾呼变法，一时间风气大开，世事为变。
对变法兴趣极大的光绪帝，不断要求康有为告诉他关于日本明治天皇、俄国彼得大帝变法的经验。他说：“我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光绪决心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11日，光绪皇帝下达《明定国是诏》，要“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以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16日，任命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后又陆续起用了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人。到9月21日，在这103天宝贵的日子里，光绪皇帝在变法派的帮助下，发出了一系列变法诏令。(https://www.daowen.com)
诏令主要反映了下列内容：
政治方面，要整顿吏治，撤销闲散衙门，对于冗员一律淘汰。人民可以向政府和皇帝反映政事，对于一等公民满族人，政府放弃全养起来的政策，可以自谋生计。
经济方面，要建立新的管理体制，如建立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局，各省设商务局。保护农工商业，提倡私人对工商业投资，编制国家预算，改革财政制度，开办邮局。
军事方面，对战斗力不强而日益涣散的绿营进行整顿，力行保甲，军队使用洋枪，以洋人方法练兵，买军舰等。
教育上，废除科举，以后考试必试策论，创办京师大学堂，选派留学生，允许民间办报，对于著作进行奖励。
但是这些政令只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管理的湖南得以执行，而其他地区没有什么反应。
6月15日，慈禧连下三道上谕，对光绪皇帝进行反击。第一道是免去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的职务，赶回原籍；第二道是下令新任命的二品以上的官员都必须到慈禧面前谢恩，以控制人事；第三道是在军事上对京师一带进行控制，任命心腹荣禄为直隶总督，统领军队。
9月21日凌晨，慈禧突然从自己“养老”的颐和园回到中南海，宣布重新训政，并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以后的几天里，慈禧大杀变法派。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在狱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和他一起被杀的还有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五人，史称为戊戌六君子。
戊戌变法因只有103天，又称为“百日维新”。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次年清政府同英、美、俄、德、日、法、意、奥、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一、清政府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为担保，39年还清，加上利息共为白银9.8亿两。二、在北京设立使馆区，中国人不得擅自进入。三、拆除北京到大沽沿线的炮台，允许帝国主义国家在北京至山海关沿线的13处要地驻兵。四、永远禁止中国人民和官吏参加反帝组织。五、以相当于外交部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列六部之首，使外国可更方便地控制中国。
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大清的疆土缩水至1135万平方公里。清朝内地行政区划有直隶省、江苏省、安徽省、山西省、山东省、河南省、陕西省、甘肃省、浙江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省、云南省和贵州省；光绪十年置新疆省；光绪十三年（1887）置台湾省。光绪三十三年（1907）改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将军辖区为省。光绪、宣统之际，四川西部的藏人土司、西藏东部的宗也开始改土归流。
随着清王朝国力的下降，从明代开始确立的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藩属制度也开始衰落，清初皇太极与康熙时期就有朝鲜与琉球等藩属，乾隆时扩充到东南亚地区的安南（越南）、南掌（老挝）、暹罗（泰国）、缅甸以及南洋群岛的兰芳共和国等；西南喜马拉雅山有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等国；中亚地区有哈萨克汗国、布鲁特汗国、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爱乌罕（今阿富汗）、巴达克山、乾竺特与拉达克等国。后与大清关系一一瓦解，最终日本吞并琉球，琉球王子跑到北京哭求清王朝出兵而不得。
甲午战争惨败后，袁世凯编练新军，作为主要国防力量。新政时，袁世凯在华北组建新建陆军（北洋军），张之洞在南方组建自强军。清亡前，陆军号称100万，只有17.5万人是现代化的正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