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灭
还在日本败像已现而尚未投降的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就确定了坚持独裁和准备内战的路线。蒋介石提出：“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2]同时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说：“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3]这个论断极其准确地判断了当前的形势，也指出了今后局势的发展方向。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全国人民都盼望着早日和平，重建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国家。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却仍然处心积虑地要继续被抗战打断的消灭共产党的计划。为争取和平，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到重庆，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在1945年10月10日达成和平协定。
由于抗战期间国民党的主力军队大多在正面战线之后，调运前线尚须时日，所以蒋介石以和平谈判为幌子，加紧准备对共产党解放区的进攻。1946年4月，国民政府陆续回到南京，5月5日举行仪式正式“还都”。此时蒋介石认为内战准备已经完成，6月26日，下达围攻宣化店的命令，动用国民党军队的全力，正式发动了全面内战。宣化店位于今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是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和中原解放区行政公署所在地。由于中共对此早有预判，中原军区迅速完成了“中原突围”，全国被迫重新进入了战争状态。
战争初期，国民党军迅速进占了共产党解放区的大小城市100余座。在东北，新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被压缩在松花江以北；在华东，新四军不得不从苏北皖北撤到山东。但是中共各野战军大踏步进退，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在运动中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到1947年初，国民党军已经被歼70余万人，兵力损失近三分之一。加之攻陷城市须留兵守备，国共双方兵力对比已经开始向着不利国民政府的方向转变。
由于内战的全面发动，国家既不能进行恢复和建设，又要负担庞大的军费和战费，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迅速恶化。1946年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约为1.98万亿余元（法币），而军费支出就达6万亿元。1947年财政收入约为13万亿余元，总支出竟达40万亿余元。[4]政府只能以滥发纸币支撑财政，以致通货极度膨胀。
1947年5月，中共华东野战军发起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精锐整编74师，以此为标志，中共军队事实上已经开始转入进攻态势。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从学校开始，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战场、社会两个方面对国民政府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国民党内一些高层核心人物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原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陆军大学校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5]：“昨日张岳军（注：张群）报告现在一月印行一万亿票子，若按陈辞修（注：陈诚）报告，似尚不够，收入才十五六万亿”（5月13日）；“下午出席政委会军事专门委员会。在会前闲话。钱慕尹（注：钱大钧）云军队纪律愈坏……鹿瑞伯（注：鹿钟麟）言，兵征不起由于不愿战，官长则厌战……陈立夫云，不想军事如此地步……”（5月28日）。外交部长王世杰的日记写道：“晚间与陈辞修总长细谈，彼对大局亦悲观。关于近日对中共军事之失利，彼觉自己不能负责，因为命令多不由彼决定或发出。彼颇露消极之意，谓时局稍好转即将引退。由此可知局势之严重。”（5月31日）
面对党内、军内和社会的消极情绪，为提振士气，7月4日，蒋介石向国务会议提交了一个方案，名称很长：《为拯救匪区人民，保障民族生存，巩固国家统一，提请厉行全国总动员，以勘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这个长名实质内容就是两项：“勘乱”（即剿共）和“行宪”。
所谓“行宪”是把1947年作为由训政到宪政的“过渡期”。还在1946年11月，国民党就强行召开排除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只有“钦定”的同意依附国民党的民社党、青年党两个小党参与的“国民大会”，而国民党一党代表则占有全部席位的85％以上。会上通过了所谓“还政于民”的《中华民国宪法》，用貌似民主的形象以聚拢日益涣散的人心。1947年圣诞节，临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发表讲话，声明“训政”结束，开始“宪政”。
1948年3月29日，所谓“行宪”的国民大会开幕，国民政府宣布将政权移交给“民选”国民大会。所谓“民选”，代表只指定为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提名，引起选民和被指定候选人普遍不满，选举结果三分之二以上为国民党代表，而且限定代表职权只限选举总统、副总统和通过宪法修改案。至于人民普遍要求讨论的政治、经济、金融、外交等问题，则一概置之不理。会议乱象频出，尤其是在副总统的选举问题上，完全偏离了蒋介石的预想。蒋介石原拟以孙科为副总统，选举结果却是李宗仁，使原本裂痕已深的蒋桂矛盾进一步激化。
“政宪”后的国民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政府”，国民革命军改称“中华民国国军”，以示军队国家化。国民党又提出一个《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附于《宪法》，即以“勘乱”为名，总统可以不受《宪法》的约束。于是以法律的名义，国家进入“动员勘乱时期”，国民党可以强行征调国家的农业、工业、金融资源，征发兵员，用于内战。(https://www.daowen.com)
但是在内战战场上，民国政府的军事形势却每下愈况。在1947年3月进占的延安，一年以后，到1948年4月，延安已为解放军收复。在东北战场，从1948年9月到11月，解放军东北野战军通过辽沈战役，已经完全解放东北，东北成为中共解放全中国的工业、农业和兵员的稳固而丰厚的大后方。在华北战场，傅作义集团被压缩在从绥远（今呼和浩特）到天津的狭长地带。从1948年的11月，也即辽沈战役刚一结束，国军被迫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阔中原战场与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展开“徐蚌会战”（中共方面所称“淮海战役”）。到1949年1月“会战”结束，国军被歼55万人。东北野战军解放天津，关上了华北的大门。1月21日，傅作义只得接受解放军改编，北平和平解放。至此，国军主力几乎损失殆尽，长江以北已尽属解放军天下。
此时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军事、经济已经开始全面崩溃。面对北方战场的败局，蒋介石不得不在1月21日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但实际上蒋介石仍操纵着党、政、军、经的一切大权。民国政府还企图以“和平谈判”维持半壁江山，希图制造一个“南北朝”，以待卷土重来的时机。但是中共中央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占领了民国政府的首都南京，民国政府撤往广州残喘。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气概，对南逃的国军展开战略大围歼，陆续解放了南方的大片国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彻底推翻了中华民国政府。10月14日，解放军进入广州，民国政府残部流亡重庆；11月30日重庆解放，国民党只得逃往台湾，结束了在大陆30年的政治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