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元的铸行

二、中国银元的铸行

（一）陶澍、林则徐的建议

外国银元对中国市场的冲击，在官场中感受最为深切的是封疆大臣们。道光十二年（1832）闰九月，掌稽查文案、有言事之责的给事中孙兰枝上了一个折子，专指江浙两省钱贱银贵，应清理积弊。其中论及外国银元：“江、浙两省盛行外洋银钱，民间谓之花边，亦谓之洋钱。每洋钱一枚，计江、浙市用漕平七钱三分。实在除耗镕净，只得漕平足色纹银六钱五分。约计每年江、浙地方所来洋钱不下百数十万，以内地足色纹银，尽变为外洋低色银钱，宜乎银日少而价日昂矣。”他建议“莫若核实平价，出示晓谕，凡民间使用洋钱一枚，照净镕之数，只准作漕平纹银六钱五分，不许浮多”。[92]

道光皇帝认为这种情况并非两省独有，遂命军机处专发廷寄[93]给两江、闽浙、两广总督及所属各省巡抚，要求调查地方银钱比价情况，提出除弊意见。经过长达半年的调查，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联名上了一个奏折，除报告市场情况外，论及洋钱，奏折说：“百年以前，洋钱尚未盛行，抑价可也，即厉禁亦可也。自粤贩愈通愈广，民间用洋钱之处，转比用银为多，其势断难骤遏。盖民情图省图便，寻常交接应用银一两者，易而用洋钱一枚，自觉节省，而且无需弹兑，又便取携。是以不胫而走，价虽浮而人乐用。”陶、林二人借用他人提议，提出自铸银币的建议：“或云：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轮廓肉好，悉照制钱之式，一面用清文（按即满文）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先于兵饷搭放，使民间流通使用，即照纹银时价兑换。计银钱两枚，即合纹银一两，与耗银倾成小锞者不甚参差。且洋钱一枚，即抑价亦系六钱五分，如局铸银钱只重五钱，比之洋钱更为节省。”最后陶、林二人说：“臣等察听此言，似属有理。然钱法攸关，宜上出圣裁。”

道光皇帝看到陶、林二人的奏折，批道：“至官局议请改铸银钱，太变成法，不成事体。且银洋钱方禁之不暇，岂有内地亦铸银钱之理耶？”有此上谕，自铸银钱一事就算告罢。

（二）吉林铸造“厂平”银币

尽管道光朝皇帝禁止铸行银钱，但是随着外国银钱在中国的侵入日甚一日，一些负有牧民责任的疆臣仍然不免心怀愿望。最先尝试铸造银钱的是督办吉林防务的吴大澂。吴大澂，江苏吴县人，同治七年进士，又是当时著名的学者、金石学家、书法家。光绪六年，吴大澂受命帮办吉林军务。吉林北邻沙皇俄国，东接朝鲜，正是日本亟欲借之为入侵东北的跳板，边境形势十分紧张。吴大澂到任后，组织边防军，身入匪巢收编土匪，以安定局势。第二年，为朝廷超升为三品卿衔，督办军务。为此，吴大激上奏朝廷，创办机器局，自行制造军火。朝廷批准了吴大澂的计划，拨款白银24万两。吴大澂遂向英国、德国订制机器270余套，筹备开厂。

实际上吴大澂办机器局还另有打算。当时吉林辖地甚广，由于清初实行封禁政策，不许关内汉人到关外谋生，因此地广人稀。自嘉庆年间废除了封禁以后，闯关东的人越来越多，本地又不铸钱，造成吉林地区的流通手段极其缺乏。吴大澂订购的西洋机器中还夹带了两套压制银钱的铸币机，并附钢模两件。光绪九年（1883），吉林机器局建成，成为东北地区最早的近代工业基地。而吴大澂利用西洋运到的铸币机器，设计了一套机制银钱，即后来被称为“吉林厂平”的银钱。

吉林地处松花江边，明清两朝都曾利用松花江的水路之便在此兴造大船，用于运输和作战，因而民众称当地为“船厂”，后来由朝廷正式定名为吉林。因此，传统上这里所用的白银平砝称为“厂平”。吴大澂设计的银钱即以厂平为平砝。这套银钱共有五种面额六枚：壹两、柒钱、半两、三钱、壹钱、式钱（即古体“一”字）。一面篆文“光绪十年吉林机器官局监制”（三钱以下无“监”字），另一面是“厂平××（钱额）”。光绪十年十月，银钱共铸成样币4380枚，吉林将军希元遂于十一月上奏报告铸钱事宜，并附送上样币。这其实是一件先斩后奏的事。当年十二月，军机处的答复来了：“览，钦此”，竟是不置可否的语气。

恰在此时，中法战争爆发，清廷命李鸿章在天津办理与法国的外交事务，同时命吴大澂为通政使，会办北洋事宜，协助李鸿章。吴大澂力辞不获批准，只得赴津。紧接着，朝鲜发生“乙未事变”，日本谋杀了朝鲜王后闵妃，造成内乱，朝廷又命吴大澂赴朝鲜查办。朝廷对吉林铸钱一事不表态，铸钱的策划、主办人又逢调离，吉林厂平银币一事竟此不了了之。只有少量样币流入社会，成为钱币收藏的珍品。

（三）广东铸造“光绪元宝”银元

吉林试铸厂平银币时，广东也由张之洞主持开始了铸造银币的尝试。张之洞，河北南皮人，同治二年进士，殿试第三名探花，进入仕途。在官敢说敢做。赴俄谈判大使崇厚颟顸丧权，张之洞直陈当斩；凡外交、练兵、经济，遇事上疏，纠弹时政，加之学问深厚，成为一时清流主将。光绪十年任两广总督，又因张之洞号香涛，人称香帅。

张之洞长期在北方做官，仅在四川、湖北做过学政，督粤之前，从未来到沿海。两广总督统辖广东、广西军务，正值中法两国在安南和广西开战，张之洞强烈主张抵抗法国的进攻，积极调派军队，筹饷制械，举荐冯子材等大将，取得镇南关大捷，克复谅山等地。法国在两广不胜，转而攻台湾、闽浙。张之洞虽因陆战之胜而得赏戴花翎，但中国以不败而和却给了张之洞极大刺激。战争中中法两国在军械上的差距，督粤以来结识的南边如郑观应等一流新派人物的言行，眼见广东地方受外洋影响风气上的变化，身任总督所具的职权，让张之洞迅速从一个清流干将转而为一个实干的疆臣。

张之洞虽然主张传统的体制、学问是中国之“体”，但也认同魏源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必学西学以为“用”。他开始在广东兴办水师学堂、陆师学堂，购买兵船，开办矿山、纺织厂，创建铁厂（正在筹划中，因调任湖广，后带到汉阳办成汉阳铁厂）……同时他也看到了广东地面外国银元大行其道，市民乐用而实际侵害了中国的货币市场，想自造银元以排挤外国银元。光绪十二年十月，张之洞致电驻英公使刘瑞芬，请代为考察英国的铸币机器。刘瑞芬接电认真考察了英国的造币厂，回电推荐位于伯明翰的喜敦父子造币厂。张之洞接电后非常高兴，恰在此时，朝廷于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三发下上谕，令已建有机器局的直隶、江苏、福建等省尽快用机器铸造制钱，以补国内钱币短缺。张之洞于是立刻于光绪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也上奏要求购买机器，机制制钱。其实张之洞本意并不在制钱，却仅在奏折后面附了一个夹片[94]“请许试铸银元”。

在奏折的夹片中张之洞申述了要铸造银元的理由：广东地方“华洋交错，通省都用外洋银钱，以至利归外洋，漏卮无底”。因此本次购买铸钱机器中附有铸银元的机器，拟选有技术的洋人来华试造银元。自造银元的规格，考虑到“外洋银元每元重漕平七钱三分，今拟每元加重一分五厘有奇，定为库平七钱三分”。自造银元的样式，“一面铸光绪元宝四字，清文汉文合璧；一面铸蟠龙纹，周围铸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三分十字，兼用汉文、洋文”。同时张之洞向英国汇去白银八万两，合英国16900余镑，请代为订立制备机器的合同。刘瑞芬按英国的办事章程，请汇丰银行担保，与喜敦厂订立了购买全套铸币机器的合同。

值得一提的是，恰在光绪十二年，原在吉林帮办军务的吴大澂也升任广东巡抚。同是学问中人，张之洞于是请吴大澂为新创银币题写币面。吴大澂在吉林创制银币没有成功，此时欣然命笔，写下“光绪元宝”四字，也算寄托了自己在吉林未了的心愿。这一题字也发到英国，请厂家制在模上。

张之洞的请示奏折到京，光绪只批了个“览，钦此。”军机处却叫户部拿出意见。户部尚书阎敬铭是个耿直之士，但却昧于洋事，他说，早在道光时期，皇帝就曾严禁行用洋钱，现在用洋钱也有四弊：银价贵源涸；私铸难防；费用过高；民间降低成色取利。所以此事须慎重。慈禧看到后发出上谕：“至所称兼铸银圆一节，事关创始，尚须详慎筹画，未便率而兴办，着听候谕旨遵行。”

张之洞接到上谕答复，却并没有停止筹办。他在广州划地建厂，英国也按时运来机器，甚至还有专门铸造的制钱和银元样币。光绪十五年二月，广东钱局建成，经过设备调试，大约四月以后，就开炉试铸。每套银币5枚，系七钱三分、三钱六分五厘、一钱四分六厘、七分三厘、三分六厘五毫，相当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

此时香港汇丰银行向张之洞提出，将一元银元定为库平七钱三分是有问题的。虽然立意的初衷是吸引国人使用中国银元，但是一则每元加一分会大大增加成本；二则与外洋交易，每付出一元将有一分白银外流。张之洞从善如流，另铸成每元库平七钱二分的银币样币一套，一元以下的小银币也依等减重。

试铸的样币，张之洞上报朝廷，并说明按光绪十三年的上谕，并未正式铸造。此时的户部尚书已改任为张之万。他提出样币“惟将洋文列于中国年号之内，体制尚有未合，应请饬令该督将洋文改錾蟠龙之外，以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二分汉文十字改列正面”。实际上，从世间留下的实物看，七钱三分和七钱二分这两套银币，也都有英文在正面和英文在背面的两种版别，只是英文在正面的非常稀少，被钱币学界称为“反版”（或称“番版”）。只是张之万批复下达后，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两广总督由李瀚章接任，铸造七钱二分的银元就是李瀚章的事了。

这一年，光绪皇帝终于亲政了。自己可以主持朝政，对张之洞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的做派自是十分不满，他发下上谕：“近阅张之洞叠次奏报，于添购机器等事，未经奏明，辄先向洋商订立合同。如前购织布、铸钱机器及沙路铁桩，本日具奏购买炼铁机器，动需巨款，皆于已经议办之后，始行入奏，特属非是。国家经费有常，岂容任意开支。”这个责备是很严重的。只是张之洞是朝廷不多的肯做事的大臣，光绪除了责备，也无可如何。

李瀚章于光绪十六年向朝廷报告“市面商情佥称适用，业已交易通行。倘能愈行愈远，可期中外畅销，实属有利无弊”。并正式奉上银元样币10套（见下页图）：

1号银元，每枚重库平七钱二分（按即一元）；

2号银元，每枚重库平三钱六分（即五角）；

3号银元，每枚重库平一钱四分四厘（即二角）；

4号银元，每枚重库平七分二厘（即一角）；

5号银元，每枚重库平三分六厘（即五分，当地亦称半角）。

（四）自铸银元在全国的推广

广东银元试铸成功，不仅在广东得以流通，不久就随着商业活动流向外地，各省都称流通方便。张之洞光绪十五年调任湖广，把在广东没有完成的炼铁厂等企业转带到了湖北，在湖北开办了汉阳铁厂等企业。光绪十九年（1893），张之洞又上折请求在湖北铸造银元，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刘坤一等人也相继要求朝廷铸造银元。户部面对这些洋务派疆臣的要求难于拒绝，却又囿于财政短绌，于是提出招商，由官督商办的意见，却遭到张之洞的坚决反对。张之洞说：“钱币为国家大政，一国有一国之权，即一国有一国之钱。事关国计，必需官为铸造，方昭慎重，无准令民间铸造之举。”此时的户部尚书是翁同龢，他也支持张之洞的意见，上折表示：“无论金银铜何项钱币，铸造统归官办，商人不准附搭股本，不准自行铸造。至官局所铸银钱，当设法疏通，使之畅行无滞。”光绪批复：“依议，钦此。”张、翁等人的意见得到皇帝同意，各地有实力的督抚就都纷纷准备开铸银元。仅以直隶（今河北省）为例：

北洋机器局

清末称辽宁、河北及山东沿海三省为北洋，北洋大臣主管通商等事务，故又称北洋通商大臣，驻于天津。咸丰十年十二月设置；同治九年（1870）八月后，由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地方于同治六年成立北洋机器局，光绪二十一年改称北洋机器局。

同治九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开始主持天津机器局。光绪十三年，天津机器局分设了天津机器铸钱局，简称宝津局；光绪十四年又从英国购回机器，由日本办得洋铜，铸造机制铜钱。

光绪二十一年，北洋机器局用该局制钱机器加以改造，制造二角以下银元。先制二角、一角、半角三种，后又增购制造一元、五角两种印花机器，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试制，至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铸造五种银元，共计2645077.7元，净益余库平银37306两1钱4分4厘。[95]

北洋机器局所造银元，起初自创形制，光绪二十四年起改如广东银元，仅将“广东省造”改为“北洋造”字样。其历年制造额如下表。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七月炮轰天津东局子，将北洋机器局破坏殆尽。

北洋银元局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直隶总督李鸿章病死，继任的袁世凯决定筹办北洋银元局，由周学熙承办。

周学熙认为：天津为南北交通要道，且华洋辐辏，商务繁盛，要建立银元局是十分必要的事情。为了方便运输银料和机器，银元局应傍水而设，拆搬原北洋机器局的旧残机器，购买新机器，按照广东钱局的规模，营建厂房。并请求调广东钱局人员帮忙聘请洋人化验技师负责银元成色，仿广东、湖北两局银元制造。

袁世凯对周学熙的建议甚为满意，马上派人到广东绘取厂图，在天津河北西窑洼护卫营旧址，借商款1169400余两，开工建造，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落成，十一月十六日试车，并命名为“北洋铸造银元总局”，制造银元和铜元。

北洋银元局开制初期，获利甚丰，除每年偿付借商款本息和为袁世凯新建陆军发行公债票券担负还本付息库平银四十万两外，还可拿出二三十万两的余利济助北洋实业。[96]

北洋银元局制造的银元种类较多，建厂后，每日可制银元11000余元，还曾委托日本正金银行代制一两重银币祖模，但试制了六七千枚，旋因银币过重而停制，后专制原来的北洋造库平七钱二分银元。光绪二十九年制额为221018000元，光绪三十年制额为1405017元，光绪三十一年还制有一钱四分四厘的银辅币。

光绪二十九年天津造币厂成立后，北洋银元局于光绪三十二年四月改名为直隶户部造币北分厂。八月又改名为“度支部铸币津厂”。该厂自开办起至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底，共制大银元5711901元，二角小银元152091枚。[97]该局所制的北洋造银币，为我国制量最大的银币之一，民国时政府曾下令各地仿制，因而流通极广。

清末和民国时期所制银元，成色一般在80％～90％之间。主币成色较高，一般在89％左右；辅币成色较低。

户部造币总厂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清廷特派大臣整理财政，并议在天津设立铸造银钱总厂，由户部拨给开制成本400万两，九月置天津大经路民地兴建。从美国常生厂购买制币机器，光绪三十年开机，先制铜币。五月，户部奏请限制各省滥制铜元，整理币制，命造币总厂造三品钱币，即大清金币、大清银币、大清铜币，但没有流通。

光绪二十九年，该厂曾委托美国常生厂代制光绪元宝银币，分一两、五钱、二钱、一钱、五分计五种。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该厂又制丙午年大清银币样币，分一两、五钱、二钱、一钱四种。光绪三十三年，户部造币总厂又制元角制银币样币，分一元、五角、二角及一角四种，这些钱币均未流通。

光绪三十四年，因大清银行发行纸币，请造币总厂制造银币以为基金，正月开始制造。有七钱二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种，制额较多，通行全国。

宣统二年二月，清政府下令将银元制造权收归中央，在武昌、广州、成都、云南、奉天、南京设立六个分厂，由户部造币总厂颁发制币祖模，分发各省制造银币。同时，度支部颁《币制则例》，定“大清银币”的单位为元。宣统二年造币总厂开制一元、五角、一角、二角五分四种银币，除五角流通外，其余均未广泛流通。第二年，又制造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四种银币。民国初年，仍沿用此种银币的图案制造，1914年才停制。[98]

宣统年间所制的大清铜币，分为两个系列，一为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种，属样币未流通；一为宣统三年所制，分二十文、十文、五文、二文四种。

1912年3月2日，乱兵夜攻户部造币总厂，将该厂毁坏，劫失生银及银铜元折银约三十万两。后该厂与原北洋银元局合并为天津造币总厂才得以开工，1914年，规定原北洋银元局为西厂，专制铜元，新建的造币厂为东厂，专制银元。

民国初年，天津造币厂仍制大清银币，1914年2月，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币条例》，规定袁世凯像银币为国币，俗称“袁大头”。此后铸有同版不同年的袁像币分为民国三年、八年、九年、十年四种，面额分一元、半元、二角、一角等，数额巨大，流通全国。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以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下令天津造币厂制中华帝国洪宪纪元银币。天津造币厂还曾制造过大量的纪念银币、银章。如：1912年制袁世凯共和纪念银币，1921年制徐世昌仁寿同登纪念币，1923年制曹锟纪念币，1924年制段祺瑞中华民国执政纪念币，1926年制多种张作霖纪念币，1927年制褚玉璞纪念币等。

清末户部造币总厂和民国天津造币厂制币种类复杂，制额巨大，统计数字缺乏，据《财政部钱币司章程汇编》，自光绪三十年至民国七年（1918），制造新旧银主、辅币为：一元，161851586枚；五角，1571258枚；二角五分，1410000枚；二角，7797642枚；一角，7593493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