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共病的状况

令人遗憾的是，大约75%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经历过一种或多种共病疾病（Kaufman & Charney， 2000）。在一般人群中，与PTSD共病率最高的精神障碍是抑郁症与焦虑症（Brown et al.， 2001； Kaufman & Charney， 2000）。据估计，PTSD患者中，有21%—94%的人患有抑郁症，39%—97%的人患有焦虑症，11%—67%既共病抑郁，又共病焦虑（Brady & Clary， 2003； Ginzburg， 2006； Hashemian et al.， 2006； Şalciolu et al.， 2003； Sundquist et al.， 2005）。另外，还可能有46.6%的患者存在药物依赖问题（Pietrzak et al.， 2011）。对PTSD患者的潜在类别分析显示，PTSD可能存在三种类别：（1） 低共病群体；（2） 高共病物质依赖群体（主要为男性）；（3） 高共病焦虑与抑郁的严重PTSD患者（主要为女性）。这三类PTSD患者具有不同的病程特征，提示他们可能具有不同的患病机制（Müller et al.， 2014）。

参加过9·11事件救援工作的警察、救援人员不但罹患一定程度的PTSD，还有不少人被诊断为抑郁症和惊恐障碍。对于所有的救援人员，PTSD、抑郁与惊恐障碍的总体共同发生率为5.8%（Wisnivesky et al.， 2011）。其中，被诊断为PTSD的救援人员中约有一半的人共存惊恐障碍、焦虑或抑郁症（Stellman et al.， 2008）。在9·11事件结束10年后，曾参与救援的警察中仍有12.9%符合PTSD的诊断标准。在这些存在PTSD症状的警察中，仅有21.8%不存在与抑郁焦虑的共病，另外有24.7%共病抑郁症，5.8%共病焦虑症，47.7%同时共病抑郁和焦虑。少数族裔、收入下降、救援时身体受到伤害、9·11事件后的生活压力等是多种障碍共病的危险因素。（Bowler et al.， 2016）

在经受家庭暴力与虐待的女性中，PTSD与抑郁也具有较高的共病率。她们之中只有28%的人患有单纯的PTSD，而PTSD与抑郁共病的女性则高达51%（Nixon et al.， 2004）。当然，也有研究发现PTSD与抑郁共病的比例较低，只接近20%（O'Campo et al.， 2006）。在我国，经历过2013年雅安市芦山县地震三年后，青少年PTSD患病率为19.6%，抑郁症的患病率为29.7%。在这些PTSD或抑郁症青少年人群中，仅有占总人数10.7%的青少年存在PTSD与抑郁的共病情况（Y. Wang et al.， 2020）。雅安地震三年后，青少年中PTSD的一个月流行率为13.1%。但是，在这些PTSD症状保持者中，伴随有焦虑的高达71.5%；伴随有抑郁也有接近一半，达到了49.7%（Tang et al.， 2018）。(https://www.daowen.com)

战争是引起全世界关注PTSD问题的重大创伤性事件。研究者曾对参加过黎巴嫩战争的退伍军人进行连续多年的随访，发现战后1年，在所有退伍军人中，PTSD共病抑郁的患病率为2.41%，PTSD共病焦虑的患病率为4.5%，PTSD共病抑郁与焦虑的患病率为26.66%。在所有罹患PTSD的军人中，只有10%左右的人共病抑郁或共病焦虑，而同时共病抑郁与焦虑的却占到了61.03%，仅有23.1%的患者为单纯PTSD患者。在战后2年，这一比例变化不大。而在战后20年，PTSD共病焦虑的比例略有下降，而三者共病的比例明显升高。其中，PTSD共病抑郁与焦虑的患病率为30.09%。在所有罹患PTSD的军人中，只共病抑郁或只共病焦虑的人不足10%，但同时共病抑郁与焦虑的人达到了64.87%，仅有19.62%的患者为单纯PTSD患者。Ginzburg等（2010）在普通人群的PTSD患者中，也发现会有约40%的人存在PTSD与抑郁症共病。伴随有抑郁共病的PTSD患者的PTSD症状、心理痛苦水平、自杀风险显著高于单纯PTSD患者（Pejuskovic et al.， 2020）。

可见，在创伤性事件发生后的PTSD患者中，绝大部分患者为共病患者。鉴于PTSD与抑郁、焦虑的高共病性，有些研究者认为创伤性事件发生后，相应的精神障碍可以被重组为一种创伤后谱系障碍，而不应该诊断为一种独特的障碍类型（Moreau & Zisook， 2002）。比如，可以考虑将创伤应激后的相关精神障碍分为单纯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具有抑郁特征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具有焦虑特征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等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