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不良生活事件
早期不良生活事件对PTSD的预测作用
生命早期的经历对个体成年后的行为与神经内分泌特征具有长期的影响（McCormick et al.， 2010； Spear， 2000）。青少年时期及更早期所经历的应激事件也是PTSD等精神障碍形成的重要风险因素（McCormick et al.， 2008； Pohl et al.， 2007； Ross et al.， 2017）。在很早之前，已经有研究发现童年期的创伤经历与退伍军人罹患PTSD之间存在密切关系（Bremner et al.， 1993）。在普通民众中也一样，童年期或青少年早期的创伤经历是成年后罹患PTSD的风险因素（Breslau et al.， 1999）。并且，童年期或生命早期的创伤经历次数对PTSD症状的影响具有累积作用（Stevanovi
et al.， 2016）。也就是说，个体成年后罹患PTSD的风险会随着童年期所经历的创伤性事件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在机制上，早期的创伤经历很可能导致个人成年后的低自尊与不良的应激应对方式，从而增加了罹患PTSD的风险（Widom， 1999）。
在实验室研究中，母婴分离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早期创伤经历模型。此模型一般能够影响成年后的行为和生理活动的改变。对动物的研究表明短暂母婴分离一般会导致成年大鼠对应激的反应低下、恐惧减少、焦虑行为及HPA轴负反馈功能增强（Avishai⁃Eliner et al.， 2001； Caldji et al.， 2000； Plotsky & Meaney， 1993）。而长期母婴分离一般会导致成年后对应激的反应过高、HPA轴活动增强、海马神经纤维减少、空间记忆受损及焦虑行为得到加强（Huot et al.， 2002； Ladd et al.， 2004； D. Liu et al.， 1997）。对于母婴分离的大鼠，它们的HPA轴应激反应系统可能受到了一定的损害，导致对PTSD更易感。
但是，早期的生活压力并不总是有害的，也有人发现早期的母婴分离能够增强成年后个体应对生活应激的能力。比如，大鼠出生后2—14天无论经历过短暂的母婴分离（Brief Maternal Separations，BMS，每天15分钟）或者长时间的母婴分离（Long Maternal Separations，LMS，每天180分钟），它们成年后在条件化恐惧训练后均表现出较低的恐惧水平，以及不会有过高的应激相关激素释放（Guijarro et al.， 2007）。即使将生命早期的母婴分离进行延长（从出生后1—21天，每天分离6小时），对大鼠造成严重的不良生命早期生活应激，大鼠在成年后依然对条件化恐惧刺激具有较高的抵抗力。与未经历过早期应激的动物相比，它们恐惧获得水平更低，空间学习与记忆能力保持良好，这些特征在雌性动物上的表现尤其明显。（Sun et al.， 2014）
在机制上，早期生活应激可能损害了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的突触可塑性，改变对随后的急性应激暴露的反应，并影响应对策略（Chocyk et al.， 2013）。当经历过早期母婴分离的大鼠再次暴露于急性应激时，它们的应激反应会减弱或缺失。这说明早期生活应激经历改变了有机体成年后面对应激时的抵抗力与复原力（Majcher⁃Ma
lanka et al.， 2018）。
由以上可见，生命早期的不良生活事件可能会导致个体对PTSD等精神障碍的易感性，也可能会增强个体对应激事件的抵抗力，这种双向调控的具体原因与机制还有待探索。
早期不良生活事件的可控性与可预测性
如上所述，早期不良生活事件既可能造成个体对创伤应激更敏感，也可能会增强个体对应激事件的抵抗力，具体会引起何种后果，很可能受应激事件的可控性与可预测性的影响。可控或可预测的应激能够保护个体不受或少受应激事件的影响，增强成年后恐惧记忆的消退能力（Amat et al.， 2005； Deng et al.， 2017）。比如，研究者为了研究应激的可控性在应激影响中的作用，在进行条件化恐惧训练7天之前先让大鼠接受以下几种电击情况中的一种：可逃避的尾部电击（可控应激，ES）、不可逃避的尾部电击（不可控应激，IS）、不接受电击（Home Cage， HC），然后进行条件化恐惧训练及测试，发现IS组动物获得的条件化恐惧水平最高。如果不可控的应激出现在条件化恐惧训练之后，那么条件化恐惧的消退过程就会被损害；而ES不但能够有效地干扰条件化恐惧的获得，促进条件化恐惧的消退，还能预防消退后恐惧记忆的恢复，但ES并不会干扰动物的本能恐惧（Baratta et al.， 2007）。Corcoran与Quirk（2007）也证明先前可控的应激经历仅损害后来的条件化恐惧获得过程，而对本能的非条件化恐惧没有影响。
对可预测应激的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比如，可预测的慢性温和应激（Predictable Chronic Mild Stress，PCMS，如动物在固定时间窗内接受应激暴露）能够改善成年大鼠的情绪、增强学习和记忆能力（Parihar et al.， 2011）。相反，青少年时期的慢性不可预测应激则会损害个人的压力应对能力和认知灵活性（Zhang et al.， 2017）。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可预测的慢性温和应激不但对大脑功能具有积极的影响，还能够增强成年后对应激诱导的抑郁样行为的抵抗力（Suo et al.， 2013）。
在机制上，暴露于可控应激的先前经历可能激活了腹侧mPFC的活动（Amat et al.， 2006）。而内侧前额叶皮层对杏仁核的功能具有抑制性，因此可控的先前应激经历可能增强了mPFC向杏仁核的神经输出，从而使个体后来在接受条件化恐惧训练时，杏仁核活动被削弱，导致恐惧获得水平降低。如果在开始应激时利用蝇蕈醇（Muscimol）失活腹侧mPFC，则能够阻断ES对后来条件化恐惧的干扰效应。因此，先前经历过的可控应激能够削弱恐惧记忆的获得与表达（Baratta et al.， 2007）；相反，不可控或不可预测的应激经历可能使个体对后来的创伤应激更加敏感。总之，早期的生活经历对个人成年后应对应激事件能力的作用受多方面原因的影响，其中早期不良生活事件的可控性与可预测性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它们可能会对海马、杏仁核和内侧前额叶皮层的神经活动产生作用，从而导致个人成年后面对应激事件时认知和情绪反应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