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戏·社火——童年纪事
每次读鲁迅先生的《社戏》，都有十分熟悉的感觉，会引发许多联想和共鸣，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自己童年时看戏的那些趣事。只不过在我的家乡并没有“社戏”这样一个专有名词罢了。
咸阳渭河以南的农村，一年四季有一个接一个的庙会和节日。除了过年（春节）、灯节（元宵节）、寒食节（清明节）、端阳节、乞巧节（七夕节）、中秋节及寒衣节（给故去的亲人送过冬衣被的节日，有的地方称其为“鬼节”）等全民共享的节日之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地方性的会，如忙头会（又称“女婿会”，是在大忙季节到来之前女婿要到丈人家去探访的一次聚会）、七月会（夏收后姑娘回娘家的一次聚会）等等。其中，最为隆重、热闹的要算正月十八的“接爷”了。在家乡，所有的男神都被称作爷——龙王爷、土地爷、灶王爷……女神则一律称作娘娘。不知从哪一辈祖先开始，这里就供奉着一位神仙。这是大家共有的“爷”，不能由哪个村子独占了去。于是，就由在社的村子轮流供奉，供期一年，以正月十八为交接日。每年的这一天，送“爷”和接“爷”成了天大的事。送行及迎接双方都组织了浩大的队伍，穿着类似于戏台上跑龙套的演员的剧装，拿着各式各样的乐器，吹吹打打，抬着像庙里大殿一样的“爷”的神龛，前呼后拥，浩浩荡荡，从这个村子送到下一个村子。直到把“爷”在他的新家安顿好，才算礼成，管事的头头脑脑也才松一口气。接下来，人们便各回各家，用好酒好菜招待亲戚朋友。按说春节刚过，又是元宵节后两三天，亲戚朋友们该见的都见了，该热闹的也都热闹过了，正月十八并不是一个迫切需要聚会的日子。事实却相反，村民们把“接爷”看得比过年还重要。过年是各家的事，“接爷”是大家的事；过年是人的事，“接爷”是神的事。于是，所有的亲戚朋友又都聚到当事的两个村子里，比过年还热闹。我想，农村自古延续下来的种种节日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活动，大多是借着神的名义安排的，其实却是一年到头辛苦劳作的农民给自己制造的一些休闲娱乐、交流沟通的机会。这是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给单调的农村生活增添了活力，而以神的名义进行，就不觉靡费，也不敢荒疏，自然心安理得，其乐融融。
在这些节日和活动里，最令人兴奋的是唱戏和耍社火。
唱戏，当然是唱秦腔，那可是秦地人看得如同吃饭一样重要的事情。甚至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秦腔是一定要唱、要看的。周围稍大一些的村子，如西张村、安谷村、段家堡、马家寨，都有戏班子（业余剧团），每个戏班子都有十几个装道具和剧装的戏箱子，而且有自己赢人的拿手戏。最好的戏要在戏楼上唱。除过羊村庙有戏楼之外，西张村庙巷子也有一座戏楼。没有戏楼的村子就自己搭戏台，一样唱戏。这样的舞台，让一个个刚刚丢下锄头、犁耙的农民变成了艺术家，也让乡党们过了一把戏瘾。
钓鱼台村比较小，没有戏班子，也很少有剧团来这里演出。所以，看戏得到外村去看，而且大多是在夜里，要走很远的路。一般情况下，祖母是绝对不允许我去的，她担心我的安全——只是八九岁的孩子，戏台底下又那么乱。只要听说哪个村子哪天晚上有戏，我就早早地缠着祖母要去。祖母从不会轻易答应。那就只有死缠硬磨，甚至哭闹起来。有时也有例外，那是祖母做了精心安排，托付一位叔伯带着我的时候。到了看戏那一天，天还没黑下来我就早早地喝了汤（吃了晚饭），换好衣服，等着带我的叔伯来叫。等到出发时，天已经黑严了。临走时，祖母千叮咛万叮咛，同时也不忘塞给我一点儿零花钱。出了村子，远远地传来悠扬的唢呐声，那是在叫人呢，告诉各村的人可以来看戏了。于是，脚步变得轻快起来。月亮正挂在树梢上，没有多少光亮，完全是凭着路熟才大步流星。我只有小跑着才能跟上。大人们一路说着属于他们的故事或笑话，或者专拣一个好欺负的人逗着，骂着。小孩子只有听的份儿，是不能插言的。说实在的，这比起《社戏》里的迅哥和他的伙伴们简直差远了：没有划船，只能走路；不是一帮小伙伴结伴而行，自由自在，只能规规矩矩地跟在大人屁股后面；看不见远山，也没有茂盛的庄稼，严冬刚刚过去，地里的积雪尚未消尽，月光下，枯树的枝丫朦朦胧胧。忽然，传来一阵锣鼓声，大家几乎同声喊道：“敲家伙咧！”这是开场锣，表示戏马上就要开唱了。
农村的戏，一般开演都比较晚，估计在夜里11点左右，到凌晨一两点才会结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到底看了些什么，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只记得台上鼓乐喧天，台下熙熙攘攘，锣鼓声、演员的吼唱声、小商贩的叫卖声、观众的吆喝声混杂在一起，似乎乱糟糟的，却各有各的声部，各人都能清楚地听到自己所要听的。寒冷和困顿消失得无影无踪。
最后的唢呐声响了，这是演出结束的信号。人潮向着来的方向各自散去。月亮已在中天，后半夜了，更觉冷清。一路上大家不再说说笑笑，耳朵里只有沙沙的脚步声和偶尔的咳嗽声。进村的时候，鸡已经叫头遍了。
最高兴的是到舅爷（外祖父）家，住下来看戏。
舅爷家在距钓鱼台村五里多路的西张村庙巷子。西张村是个大村子，由四五个小村子或相对独立的巷子组成，一条十字街上有杂货铺、小饭馆、药房和卖肉的，是乡公所的所在地。庙巷子是西张村最小的街道，南北走向，长两三百米，南头是丁字街，北头有一座小小的城门洞。出了城门洞，过一条大路，对面就是大庙。庙里的戏楼据说是明朝的建筑，坐南朝北，有一人多高的基座，台口两边有很粗的柱子，四方形的双层飞檐和圆而尖的屋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在一片蓝瓦土墙的低矮的农舍中间显得特别挺拔、秀丽。戏楼前是一个广场。广场北面地势较高，大约与戏楼的台口相当。广场上有台阶通向后面的大殿。和羊村庙一样，这里也是一所完全小学。利用庙宇办学校，也算是中国的特色吧。
舅爷家是庙巷子北头路东第一家，走出家门，穿过门洞，就进了庙门，看戏特别方便。即使不出家门，坐在炕上也能听到唱的什么戏。而西张村又有自己的剧团，逢年过节，唱戏是常有的事。每当这个时候，舅爷便会捎话或叫人来接母亲和我过去住几天。在舅爷家看戏最是自由自在，不用经过大人的同意，也无须长途奔波，戏还没开场就来回跑过几趟了；戏正唱得热闹，却跑回家拿一个馍来吃。何况，我在舅爷家“地位”颇高，各方面都会受到照顾。
大庙戏楼上唱戏，大多在夜里——也有白天唱的，但不多，效果不如夜里好。只要哪天有戏，最早来到戏台底下的是小孩子和卖小吃的。小孩子满场跑着打闹、呼叫；卖小吃的则忙着抢占好位置，摆摊子，生炉子，弄得乌烟瘴气。天黑下来，戏楼台口的两盏汽灯就被点亮了，明晃晃的，发出刺眼的光芒和吹风一样的响声。那时还没有电灯，汽灯算是最现代化的灯具了。台下的人慢慢地多了起来，小吃摊子的小风箱开始拉动，一簇簇的火苗在周围一闪一亮，吆喝声此起彼伏，性急的孩子已经吃上饸饹、油炒粉、鸡蛋醪糟以及琼锅糖、琥珀糖之类的东西了。
一阵唢呐声响过，看戏的人陆续进场。手拿梭镖（红缨枪）的民兵（解放后才有民兵）站在人群中维持秩序。开场锣一响，场地上就已坐满了看戏的人。一般情况下，中间部位的人席地而坐，周围的人站着，中间留一条过道——不是为了行走方便，而是要把男女分开。即使台上的戏正唱着，台下的秩序也未必很正常。大声说话，相隔很远的人喊叫着打招呼，都是常有的事。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一拨人忽然乱哄哄地站起来，或者打起来。民兵就冲过去制止，居然还很管用，很快台下就恢复了平静。在看戏的人圈之外，大树底下，坐着三三两两的老太婆。她们对戏台上的戏文以及台下的骚乱并不在意，拉家常是她们的目的，说姑娘、骂媳妇是永恒的话题，手中的拐杖变成了道具：说姑娘的时候，拐杖在地上慢慢地画着圆圈圈；骂媳妇的时候，拐杖头会在地上戳出好多个小坑坑。
农民剧团里也有很出色的演员，唱得远近闻名。农民观众对他们心目中的“明星”的追捧，不亚于现在的追星族，并且有自己独特的方式，那就是“披红”。西张村有两个男青年在戏台上总是扮演兄妹或者夫妻，扮相和演唱都备受赞扬。他们演出的《花亭相会》《白蛇传》《游西湖》等剧目，会吸引几十里外的群众来观看。每当他们唱到精彩处，就会有几个人跑上台，把一段红绸斜披在他们身上，就像现在的献花一样。台下的观众也沸腾起来，口哨声、呐喊声响成一片。我还听到过大人们议论说：“××要真是个姑娘，不胜嫁给××算咧！”
有一出戏叫《庵堂认母》，大概的情节是一位妇人不知因为哪道过不去的坎儿而出家为尼。她的儿子后来做了大官，来认母亲，母亲为了儿子的前程却不愿相认……这是一出苦情戏，台下的老太太、大媳妇看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人们常说：“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瓜子（傻瓜）。”这是对深奥的文艺理论做出的最朴素、最生动的诠释，是对艺术创作给予的最准确、最全面的赞赏。
我最爱看的戏是《周仁回府》《辕门斩子》等。安谷村剧团的拿手剧目有《打虎记》《临潼山》。他们贴出的《打虎记》的戏报（相当于海报）让人至今难忘：一张大红纸，一个大大的草体“虎”字占据了戏报百分之八十的位置，特别醒目和独到，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哪个剧团的。而他们的《临潼山》里有一个扮演将军的演员，会空翻跟头，接下来一个劈叉，惊艳四座，令人赞叹不已。我跟村里的一些小伙伴，只要听说哪里演《临潼山》，千方百计都要赶去看。唱的戏文是什么可以不管不问，前边的剧情也无心去看，专等着那位身穿大靠、背后插花旗、头顶上有两支长长的羽翎的武生上场。眼看着跟头一翻，大叉一劈，叫好声四起，便心满意足地离去。最不爱看的是《三娘教子》。一个妇人坐在台子中央咿咿呀呀，不知在唱些什么；一个小生跪在她面前，显出懊悔的样子。还有老旦戏。老旦一出场，颤巍巍没走几步就坐下来一动不动，说说歌歌没个完。
与看戏相比较，看社火的机会就少多了，一年也只有正月十五闹元宵的时候才耍社火，地点就在羊村庙大门口的广场上。在我的家乡，有名的社火是安谷村的芯子和段家堡的柳木腿（高跷）。所谓芯子，就是在一张桌子上安装好各种形状的铁打的（当时还没有钢筋）支架作为芯骨，再把打扮好的演员“安装”到芯骨上。一张桌子上就是一台戏，例如：一个树形的芯骨上爬满了形态各异的猴子，那就是《大闹天宫》；一个武生手举一把利剑，剑的尖端站着一位妇人，那就是《劈山救母》。桌面下交叉地绑着抬杠，四个人抬着一台戏往前走。演员都是小孩子，年龄不过六七岁，身子轻，负得住芯子，抬的人也不至于感觉太重。但毕竟是些小孩子，时间一长就撑不住了，有的甚至仰着头睡着了。这时就有执事的人拿着撑竿轻轻地把孩子的头部托起，让他睡得舒服一点。柳木腿是当地对高跷的一种带有乡土味的称呼，大概因为高跷是用柳木制作的吧。段家堡的高跷要比其他地方的高得多。踩柳木腿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们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几个人构成一个剧目。最为恐怖的剧目是《铡美案》：前面是黑脸包公，后面是王朝、马汉抬着一把铡刀，再后面是双手带铐、头发散乱的陈世美……
所谓耍社火，就是在中午时分，先有“信马”出来报信、开道——一名“武士”骑着高头大马，扬鞭策马，飞奔而来，在羊村庙前绕场一周，告诉大家社火快要来了；马头上扎着红绸，脖子上挂着铜铃。不久后，安谷村的芯子和段家堡的柳木腿从各自的村子出发，在锣鼓队的引领下缓缓地向着羊村庙走来，在庙门前会聚、展演，接受群众的喝彩。这是最热闹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双方近距离接触，稍不顺眼，便会擦枪走火，对骂甚至打起架来。
看社火还有一个去处，就是与咸阳连畔的长安县闫家渠。那里的芯子很有名气，打架的事也常常发生。大姨家在东马坊，离闫家渠很近，所以我去看过一次社火。当时看见两家芯子真的打起来了，害怕得很，此后再没有去过。
长大进城之后，就很少看秦腔了。但童年时有关秦腔的记忆却历久弥新，甚至还能哼唱几句。电视里播放秦腔，碰上了，也会很有兴趣地看下去。近几年有朋友邀我去看过几场秦腔，印象深的是《金琬钗》和《杜甫》，感觉艺术水准都很高。现代化的剧场和声光电的效果所营造的艺术氛围，当然是乡下的社戏所不能比拟的，但却少了那种天人合一的大气与自由自在的生活气息。所以，在欣赏现代秦腔的同时，我依然怀念儿时的社戏。社火在消失了好多年之后，现在也慢慢地恢复了，但却大不如以前，令人非常失望。在有的地方，社火仅仅是农村人给生活单调的城市送来的一道文化大菜——端上餐桌时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了。
诚如鲁迅先生在《社戏》里所写的那样，“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童年时对于美好生活的体验和感受是难以替代的，也是不可复制的，任何类似的尝试都会令你失望。最好的办法是将童年原封不动地保存在记忆里，因为生活的美好往往不在于生活本身，而在于用心灵去感受。好奇的眼光，纯净的心灵，美丽的想象，让一切都变得美好而难忘。
（200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