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台晚钓
我于垂钓，可以说是无能，甚至无知。多年前，友人送我一支韩国钓竿，我一次都没有用过。那支钓竿静静地躺在书架的一角，成了收藏品。但我素来对垂钓者怀有敬意，羡慕他们的闲适、专注和优雅。偶尔从河边或池塘边经过，看到有人执竿垂钓，往往会驻足观看，欣赏他们的钓姿，猜度他们的心情，羡慕之情油然而生。
垂钓者大多是静得下来的人。他们有耐心，有定力，鱼竿一挥，鱼钩入水，静候浮漂传来信息，不急不躁，怡然自得。他们远离喧嚣，独处一隅，有水草养目，有鸟鸣怡耳，甘于寂寞，享受独处。唐代柳宗元有《江雪》诗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孤舟”“独钓”，把垂钓者的孤独感刻画得入木三分。清人王士祯的《题秋江独钓图》诗：“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九个“一”，表现的就是一个“独”字。“独钓”是一种境界。真正的垂钓者，目的不在得鱼，而在怡情；享受的是过程，而非结果，即使一无所获，也不会垂头丧气，若有所失，因为他得到了他需要的东西。以得鱼为目的的垂钓者，自然不能得其乐。他们是渔夫，不是钓者。渔夫以得鱼为乐，这是另一种生活、另一种境界。钓者与渔夫，无高下之分，境遇不同而已。
垂钓一般没有政治目的，与“治国、平天下”无关。但也有例外，姜子牙即为一例，并且是史上唯一的抱有强烈政治目的的钓者。他的垂钓不在得鱼，而在得人；不在怡情，而在励志。
唐代大诗人李白写的《梁甫吟》，对姜子牙垂钓大加赞赏。诗曰：
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
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
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
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
唐代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在他的《渭上偶钓》中，直戳戳地指出了姜子牙垂钓的政治目的，诗云：“昔有白头人，亦钓此渭阳。钓人不钓鱼，七十得文王。”并且把自己与“白头人”做比较，洋洋得意于“况我垂钓意，人鱼又兼忘。无机两不得，但弄秋水光。兴尽钓亦罢，归来饮我觞”，表现的是意不在人亦不在鱼的无欲无求的心态。因而，白居易就是个诗人，而不能成为政治家。
姜子牙，姓姜，名尚，字子牙，羌族，其祖先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而被封于吕，所以他又名吕尚，是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家、谋略家、军事家。姜尚大半生怀才不遇，但从未放弃，为施展才能而前往周地。对此，《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有这样的记载：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彨，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
这段带有神秘色彩的文字生动地描述了姜尚与周文王相遇相识的过程。文王为了迎接姜尚，素食三日，洗澡换衣，厚礼恭请。姜尚被文王的诚意感动，答应为他效力。文王拜姜尚为太师，尊称他为“太公望”。周武王继位后，姜太公被尊为“师尚父”，是周朝的开国元勋，为灭商建周立下了汗马功劳，后被封为齐侯。齐国在姜太公的治理下，国富民强，称雄关东。史称姜太公为“周师齐祖”，后世儒家尊其为“圣”，民间奉其为“神”。
姜太公是人，不是神。太公垂钓处，便是钓鱼台。
《陕西通志》（明代赵廷瑞修，马理、吕柟纂）载：“太公钓台有三：在河南新安城东者，一石也，今去水数丈许矣。在陕西者二，一在咸阳城西，土屹然不崩；一在宝鸡磻溪谷中，石也。岂太公避纣而来，初钓新安，继而钓咸阳，后则钓于磻溪欤？其遇文王者，磻溪也。”
据《重修咸阳县志》（1986年版）记载，“钓鱼台，在县西十里。《说苑》：周东海人士吕尚垂钓于此。旧有庙碑”。《说苑》为西汉刘向所撰，可见，早在西汉之前就已有太公在此垂钓的传说；钓鱼台位于秦汉皇家上林苑之中，有庙有碑，毫不含糊。北魏晚期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中也有记载：“去长安四十里，渭水又经太公庙北，庙前有太公碑。”由于姜太公在此垂钓，此处村落便以“钓鱼台”为名。历代村民都对姜太公敬仰有加，顶礼膜拜，太公庙因而香火缭绕，延续上千年。
姜太公为什么会在此停留、垂钓呢？与钓鱼台村隔河相望的村子叫两寺渡，古名“文王渡”，又名“渭阳”。这里曾经是西周军队的校场，也是岐山通往丰、镐乃至关东、荆楚的咽喉要道。两寺渡与钓鱼台是最早的咸阳古渡。传说周文王从两寺渡渡过渭河，在钓鱼台登岸，迎娶新娘。《诗经·大雅·大明》中的“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描写的就是文王娶亲的事。周武王伐纣，也是从两寺渡发兵渡渭河东征，一举成功的。姜尚在此垂钓，周文王到渭河南岸借狩猎之机寻访贤才，二人相遇。这与《史记》中的“果遇太公于渭之阳”相吻合。从此，钓鱼台村“太公垂钓处”就成为后人凭吊、瞻仰之地。
磻溪是一条山间小溪，源自秦岭主峰太白山，北流注入渭河，当在渭河之阴（南岸）。溪中有一块巨石，就是传说中太公的钓鱼台。巨石呈锥形，上大下小，不知他老人家是怎么爬上去钓鱼的。此处距渭河之滨尚有四五公里之遥，但距周的政治中心岐山已不算太远了，姜尚选在这里等候文王到来也是很合适的，既可隔渭河相望，又不至于距离太近而与“愿者上钩”相违。文王在渭之阴的磻溪见到姜尚，以隆重的礼仪把他迎接到渭之阳的岐山，也是很正常的嘛。所以，太公钓鱼台“在陕西者二”，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已无探寻的必要，也不必相互否定，作为历史遗存，它们都有保留的价值。
可以肯定的是，从古至今钓鱼台的位置不但确定，而且没有变化。“在县西十里”“去长安四十里”，均与钓鱼台距咸阳县城及长安（西安市）的实际距离相符。既成古迹，便吸引了文人墨客来此观景、凭吊，并写下许多著名诗篇以抒情怀，后人借此得以窥见钓鱼台当年的盛景。
明弘治六年（1493），咸阳知县赵琏君与邑进士将咸阳名胜列为八景，即渭阳古渡、细柳清风、毕原荒冢、沣水碧波、鱼台晚钓、马跑泉矶、杜邮春草、龙岩翠柏。鱼台晚钓指的就是太公垂钓的事与景。
明万历十九年（1591），咸阳知县李采繁赋诗赞美鱼台晚钓：
一蓑烟雨渭滨秋，红蓼白萍景物悠。
何处钟声风卷浪，谁家渔笛夜停舟。
忘机鸥鹭随时伴，有用丝纶任意投。
却忆当年熊入梦，钓台千古尚堪游。
赞曰：水平绿绿，岸草青青，鸥鹭无心，天水一色。一蓑烟雨，两鬓风霜。野寺钟声，江村渔火。一时把钓，千古垂芳。诗家情趣，正在于此，是为一景。
李白、白居易的诗重在写人写事，有“诗论”的味道。李采繁的诗偏于写景，符合“咸阳八景”的旨意。从“一蓑烟雨渭滨秋，红蓼白萍景物悠”“水平绿绿，岸草青青，鸥鹭无心，天水一色”这些诗句和赞语可以看出，渭河咸阳段至少在明代还是鱼翔浅底、水清如镜、岸草茂盛、鸟语花香的景象。这里当然是钓鱼的好去处。但为什么叫作“鱼台晚钓”呢？从字面上看，“鱼台”，姜尚钓鱼的地方；“晚钓”，姜尚月夜于此垂钓的意思。如此解释，就浅薄得多了，而且未必解释得通。
文王不会晚上渡渭河去狩猎，姜尚也不会晚上去渭河边钓鱼，因为他钓的是人，不是鱼。周文王与姜尚绝对不会在夜里相遇。鱼台晚钓是“现时”的咸阳一景，而非姜尚钓鱼的事与景。“鱼台晚钓”是诗化的语言，是诗意的景致，是令人神往的“诗和远方”。
古人的诗作中有许多都是写晚钓的。
唐代诗人储光羲写过一首《钓鱼湾》：“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主人公意在人，而非鱼；“日暮”时分停船不归，是在等待心上人到来。比储光羲稍晚的唐代诗人司空曙，有一首《江村即事》：“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也是写晚钓的，表现出垂钓者的自在悠闲和江村景色的宁静优美，全然是一种随性的生活态度。在司空曙之后，唐人张志和写了五首《渔歌子》，其中一首是：“青草湖中月正圆，巴陵渔父棹歌连。钓车子，橛头船，乐在风波不用仙。”这位巴陵渔父在“月正圆”时还“棹歌连”，真是乐在其中，如神仙一般。宋代诗人陆游的《闲中偶题》中有诗句云“花底清歌春载酒，江边明月夜投竿”，还有《长相思》中的“月明收钓筒”，都是写晚钓的。清人郑板桥的《钓鱼歌》刻画了一个忘情于晚钓的渔翁的形象：“老钓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扁舟往来无牵绊。沙鸥点点轻波起，荻港萧萧白昼寒，高歌一曲斜阳晚。一霎时波摇金影，蓦抬头月上东山。”诗中描绘了一位自由自在、自得其乐的钓翁的形象，其境界甚为高远，其旨意也并不在钓鱼上。唐代有位诗僧叫船子和尚，他写了一首《钓鱼偈》：“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真是僧人之作，“空载”而归，“月明”相伴，似神似仙，如梦如幻。这哪里是晚钓，简直就是神游仙境啊！
在古人的晚钓诗中，余晖、月色是常见的意象；在意境上也是相通的，既不在于钓鱼，也不在于钓人，而在于抒怀，在于怡情，在于明志。白居易说“钓人不钓鱼，七十得文王”。李白说“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姜太公80岁时垂钓于渭水之滨，钓了10年才遇上周文王。诗歌语言原本很艺术，不足作为考证的依据。但不管是70岁还是90岁，都是老年，人生已到晚年，岂不也是一种晚钓？姜太公宏图在胸，壮心不已，终成大业，以100多岁辞世，名垂青史。因此，我们有理由联想开去，“鱼台晚钓”除了是赞赏美景之外，还有姜太公晚年垂钓的寓意，应该有励志的精神包含其中。
我有幸出生在渭河边上的钓鱼台村，从小就浸润在鱼台晚钓的余晖和月色之中，喝渭河水长大，在河边的小池塘里逮过蝌蚪，在沙滩上翻过跟头，在渭河发大水的时候跟着大人在河岸上看浊浪翻滚，看上游冲下来的木料、树枝、庄稼随波起伏。每当有大鱼跃出水面，岸上的大人小孩就会发出一片呼叫声。水性好的年轻人终究按捺不住，便赤条条跃入水中，捞鱼捞物……对于洪水泛滥，钓鱼台村的村民是从来不怕的，他们相信有姜太公的保佑不会出什么大事。有时候河水几乎要漫到岸上了，庄稼汉们蹲在岸边，端着老碗吃饭，举着烟锅抽烟，任凭涌上来的水波打湿脚面，也依然故我，毫不在乎。事实上，周围的村庄都被水淹过，而钓鱼台村却安然无恙。村民们是懂得感恩的人，于是姜太公就成了村民们心中至高无上的神。经现代水文考察，钓鱼台村沙土层下面多是料姜石，《陕西通志》上所载“土屹然不崩”是有道理的。这才是钓鱼台村不被水淹的自然条件。
说来也怪，钓鱼台村几乎没有人钓鱼。“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庄稼人没有这个闲情雅致，更别说晚钓了。风平浪静的时候，渭河上偶尔有打鱼的人。一个渔夫，架着连体的两叶扁舟，从上游顺流而下，或撒网，或垂钓，不慌不忙，不急不躁。这时的渭河，就是他一个人的世界。后半晌，可以看到有人光着脚，裤腿挽起，肩挑着连体扁舟，一晃一晃地沿着河岸向西走去——这就是上午顺流而下的那位渔夫。现在要回家了，很难逆流而上，于是便上岸步行了。那小小的船舱里，是不是有许多鱼啊？小孩子只是好奇而已，不知道渔夫劳作的辛苦。
太公庙庙门朝西，渭河水从西南方向流过来，在庙门前绕了一个弯，折向东去。从记事起，我就知道那座碑、那座庙、那些神。太公庙也叫“龙王庙”，庙里供着三个神：中间是龙王，右边是周文王，左边是姜太公。这座太公庙算不上什么庙宇建筑，不过是几间普通民房而已，但这丝毫不影响它在村民们心中的神圣地位。随着时光的流逝，童年的美好记忆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加清晰、强烈。但是，再也不可能回到童年了，故乡不是原来的故乡了，渭河也不是原来的渭河了。时代的洪流要比渭河暴涨厉害得多，彻底得多。它改变了自然，更改变了人。
“太公垂钓处”石碑，汉代有人立过，明代有人立过，清代有人立过，民国时期也有人立过，立碑时间为民国二十九年，即1940年。新中国成立后，民国的碑被推倒。1959年，为迎接外国访客，又把碑匆匆地立了起来，而立碑时间却写作“1949年4月23日”（咸阳解放日）。就连这座“解放碑”，“文革”期间也被“破四旧”给“破”掉了。“文革”结束后，虔诚的钓鱼台村民集资再次立碑，“太公垂钓处”石碑重新在原址上立起。2013年，钓鱼台村拆迁改造，一个颇具历史内涵的古老村庄一夜之间哗啦啦变成了一片瓦砾，只剩下石碑和太公庙还孤零零、恓惶惶地存在着。2014年8月初的一个夜晚，“太公垂钓处”石碑被人推倒，太公庙惨遭毁坏。何人所为？无人知晓。村民报警，不了了之。然而，清理倒塌的太公庙时，却发现了埋藏在庙舍地下的几块残碑，拼起来一看，正是1940年所立之碑，立碑时间和立碑人（单位）清晰可见。文管部门经鉴定，认为这几块残碑有“文物价值”，现保存在西咸新区沣西新城沙河古桥遗址博物馆。苍天有眼，太公庙倒下了，“太公垂钓处”石碑反而重见天日。
近几十年来，“太公垂钓处”石碑和太公庙几次被毁，几次重建，重建均为村民的自发行为。即使在村子拆迁之后，碑和庙都不存在了，还有村民在太公庙原址垒起几块砖，燃起香火，祭奠心目中的神人姜太公。如果有人说这是迷信，那他也就太不懂得乡村文化的厚重与韧劲，太不懂得中华文化的基因是如何存留在普通民众的血液里的。
比碑和庙的存废更为巨大的变化是渭河两岸的改天换地。
在小时候的记忆中，太公庙坐落在村西一块稍高的土台上，前面是一片草木丛生的荒滩，过了荒滩是白花花的沙滩，沙滩那边是由西南方向缓缓流来的渭河水。只要渭河发大水，庙台以下便是泽国一片。后来才知道，这应该叫作湿地。湿地被称作“地球之肺”，可以调节气候，蓄积洪水，还有降解有毒物质的功能。经过湿地的净化、过滤，河水会变清。湿地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家园。20世纪70年代，为了扩大耕地，湿地被改造成良田；修建河堤，裁弯取直，把渭河水控制在固定的河道里。河流改道后，太公垂钓处孤零零地处在渭河南岸之外，距河水已经有相当的距离了。到了八九十年代，大开发，大建设，渭河滩成了取沙之地。人工挖，机器挖，白天挖，黑夜挖，几年工夫，太公庙前的大片河滩被挖得千疮百孔，一座座沙丘像坟墓一样，一个个沙坑像洞穴一样。沙丘、沙坑之外，小块的河滩地上禾苗与荆棘杂乱地纠缠在一起。拉沙的农用车、拖拉机，把河岸拉出一道道口子。每到雨季，河道堵塞，洪水泛滥，庄稼被淹。洪水过后，挖沙者又蜂拥而至，危害之烈惊动了上级，上级下令予以制止。鱼台晚钓的自然美景从此荡然无存。
新世纪，新宏图，西咸新区走上了发展的“高速路”。先是在钓鱼台村西南不足一公里处的渭河上架起了西宝高速公路桥。接着，连接钓鱼台与两寺渡的秦都桥（渭河三号桥）的引桥从钓鱼台村凌空而过，村子被劈成两半。最早的咸阳古渡如今一桥飞架南北，无须舟楫摆渡。
2016年，安置村民的两座30层的住宅楼在钓鱼台村原址南侧拔地而起，钓鱼台新村诞生。钓鱼台村村民告别了祖辈居住的老屋，搬进了现代化的居民楼，不少人家开上了小汽车。新修的高等级的现代河堤，把渭河的野性整没了，渭河变得更窄了，也更“规矩”了，成了一条城中河。河堤路宽展平坦，绿树成荫。原本渭河岸边的钓鱼台村，现在距离新河堤已数百米开外了。对岸的两寺渡，黄土高坡不见了，低矮农舍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写道：“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而今，隔一段时间没有回去，你就可能找不到回家的路，甚至连老家都没有了，更不可能有儿童“笑问客从何处来”。生活节奏加快，人员流动频繁，天天见到生面孔，已经分不出“主”与“客”来了。
近日，再回故乡，驻足于河堤路上，眼前是初具规模的钓鱼台湿地公园。这是一个以河滩生态修复、渭河历史文化为特色的滨河健身公园，治理河长5.1千米、滩地约1800亩。在原地形的基础上设置了观鸟、垂钓等场地，以木栈道将各场地联系起来，为居民提供亲水、戏水的优美环境。感谢城市的规划者为咸阳保存了这片湿地，虽然到处都有人工斧凿的痕迹，但毕竟有一片片水塘和草丛，有一丛丛芦苇在微风中摇曳，使人联想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诗意景象。夕阳西下，没有炊烟袅袅、薄雾蒙蒙，却见华灯初上，霓虹闪烁。两岸河堤上的路灯勾勒出渭河的身影，水面上波光粼粼，像繁星点点。灯光装饰的秦都桥、咸阳桥及10里开外的古渡廊桥，如彩虹般把渭河装点得美若童话世界。如果河边尚有钓者，岂不是新时代的鱼台晚钓吗？
然而，规划中的姜太公广场还不见踪影。试想，没有姜太公的钓鱼台村，没有姜太公的钓鱼台湿地公园，将何以自证其名？将何以面对历史文化遗存？将何以让鱼台晚钓的美景永驻人间？历史的长河只能在记忆中回溯，绝无倒流的可能。社会在发展，生活在改善，没有人再想回到过去，即使找不到回家的路，也会真心为故乡的变化而由衷赞叹。但是，如果只有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而失去了文化的根脉，我们岂不成了河滩上随风摇摆的芦苇？
在钓鱼台新村西北七八十米处，河堤路的南侧，“太公垂钓处”石碑原址，一片废墟之上又立起一座新的石碑。石碑上镌刻的“太公垂钓处”五个楷书大字苍劲有力，蕴涵着无尽的文化信息。我很敬佩立碑人的执着和倔强，他们像守护传家宝一样，守护着咸阳的历史文化符号，守护着心中的记忆和信仰。
（2020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