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得健康”
1998年春节期间，大学同学聚会，到会的有五六十个老同学。虽说有的同学不乏见面的机会，但更多人却是几十年都不曾谋面。这一次，大家从各地赶到西安，与当年的同窗好友相聚，真是喜出望外，感慨万千。从二十来岁的大学生，到年逾半百的老头子、老太婆，岁月的沧桑都写在脸上了。同学们见面后，不由得互相端详，然后惊呼“你变了”或者“你没变”。有的同学即使一下子没认出来，只要一张口，凭声音也能叫出名字来。有的把名字忘了，却清楚地记得他们的绰号，叫起来反而更亲切、更有味儿……
我正在和几个同学打招呼，猛然有人从背后扳过我的肩膀，原来是同宿舍的一个韩城籍的同学，自从大学毕业分别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呆呆地看着我足足有几十秒，然后伸出拳头，不轻不重地打在我的胸膛上，睁大眼睛憋出一句话：“你还活着！”说得周围的同学都大笑起来。我知道，像这样“犯忌”的话，只有老同学才能说出口，才敢说出口。我不仅没有感到无理，反而觉得很亲切。于是，我也回敬了他一拳，说道：“怎么样，活得不比你差吧？”同学们又大笑起来……
老同学惊讶于我的“活着”，其实是有原因的。
我自幼体弱多病，并且一生与病相随。
我出生于1941年农历九月九日。都说九九重阳是个好日子，但我却因为母亲奶水不够，一出生就成了“缺粮户”。还没有满月，祖母就抱着我这个宝贝孙子，四处给我找奶吃。因此，除了主要吃姨妈的奶之外，我还有好多个奶妈。从我记事开始，感冒、发烧、闹肚子是三天两头的事情。家里有时候差人去邻村请乡村医生来给我看病，有时候认为我得病是“撞了神鬼”，就请村里的一位老婆婆来“送一送”。那个“送”法，我至今记得很清楚：老婆婆来了之后，先问问病情，还要问问去哪里耍过；洗罢手，端一碗水放在炕边上，拿来三根筷子，捏成一束，将两头在水里蘸一蘸，然后把三根筷子直直地立在碗里。有时刚刚立起来，一松手又倒了，要反复几次才能立住。立好了筷子，老婆婆就对着水碗和筷子作揖、磕头，点燃几张烧纸，嘴里念念有词，然后用手托着纸灰轻轻地撒向空中，顺手一巴掌把三根立在水碗里的筷子打翻在地，说道：“你走吧！走吧！不要再来缠挽娃咧！”这时，祖母就一边收拾碗筷，一边探问老婆婆：“是谁呢？”老婆婆则神秘兮兮地说：“再有谁呢！东南上来的，还不是……”她似乎说出的是一位故去的亲戚，于是大家释然。说来也奇怪，有时候病也就糊里糊涂地好了。
由于体弱多病，加之管教严格，小时候我很少跟小朋友在一起打闹。偶尔也玩过摔跤之类的游戏，却总是输的多赢的少。所以，我是村里少有的乖娃。大约在我五六岁的时候，为了保我平安，家里送我到本村一个刘姓人家做干儿子。刘家家境不算好，但人丁兴旺，三个儿子长得一个比一个壮实。认这样的人家做干亲，是要托人家的福，希望我能像三个干哥哥一样茁壮成长。从此，我脖子上就多了一副银项圈，意味着被“锁”住了，不会“丢”了。过年过节，你来我往，真的是多了一门亲戚。我12岁时开了“锁”，但两家人的来往并没有中断，我也经常去刘家探望。
在咸阳中学上初中的时候，我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但一次学校组织体检，却查出了心脏病——二尖瓣狭窄。母亲带我走了几家医院、诊所，医生的说法大体一致：“不要做剧烈运动，不要干重活，拿点儿药，回家慢慢疗养吧。”打这以后，我才知道自己是个有病的人，才知道为什么从小体弱多病，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会心慌气短。初中阶段，我曾两次因阑尾炎而住进医院，大夫都是担心心脏有问题而采用保守治疗。但我的日常生活、学习并未受到多大影响，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参加体育活动、劳动锻炼，只是体育成绩不够好，干活力气不够大。高中毕业时，体检表上赫然写着“先天性心脏病”几个字。这几个字的分量在参加高考时才显现出来。先是报考专业受到限制，后是录取受到影响，迟迟见不到录取通知书。老师说：“你不是成绩的问题……”直到开学前一天，我才拿到录取通知书，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1959年9月走进大学校门，我因学习成绩好和身体不好而出名，老师、同学们处处都很照顾我、关爱我，体育课也获准免修。国庆节过后，天灾人祸带来的经济困难开始显现，每个学生每月粮食定量30斤，学生食堂的伙食每况愈下。当时，教学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参加劳动锻炼，轻则在基建工地做小工，重则挖土方、下砖瓦窑背砖。这对于连饭都吃不饱的同学们来说，是十分艰苦、难熬的一件事情。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受到照顾，被安排去做宣传、后勤之类的工作而不直接参加劳动。尽管同学们都很理解，我自己却极不自在，有“另类”的感觉。
1960年5月，在校医室检查身体，心脏病又一次被提起，医生建议去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查一下。在附属医院门诊部心脏内科，遇到一位姓苗的大夫，后来才知道她的名字叫苗焕。苗大夫是一位相貌端庄的中年女性，肤色白皙，声音温柔。
她先问我在哪儿上学，几年级，然后说：“知道自己有先天性心脏病吗？”
“知道。”我怯怯地回答。
“想不想治？”
“能治吗？”
“能。你的病是室间隔缺损，可以做手术修补一下。”她说得很轻松，也很坚定，让你不能不信任她。
“我当然想治好……”
她看我在犹豫，就接着说：“你先回去想一想，跟家里商量一下，然后再来找我。”
这是我第一次听大夫说我的病可以手术治疗。此前，虽说早就知道自己的病，却从来没有特意关注过这方面的事情，对心脏病的了解也十分肤浅。听了苗大夫的话之后，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既然能治，为什么不治呢？同时也有一个简单而幼稚的想法：要么通过手术获得一颗健康的心脏，要么不活也罢！我不愿意心脏病伴我一生，成为自己的负担和别人的拖累。至于手术的风险有多大，能否完全治好，则连想都没有想过。于是，在没有跟父母亲说明的情况下，就自作主张去找了苗大夫，并且拿到了住院单。在征得校医室的同意后，我才回家把要住院的事告知父母亲。父母亲原本就是对医生笃信不疑的人，加之我的坚持，他们也就同意了。
5月20日，我住进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部三病区——胸外科专科病房，这才感觉到真的要做手术了。
这里的医生、护士都是很和蔼、很认真的人。苗大夫不时来看我，或者参加会诊，而真正负责给我诊断、做手术的是胸外科主任陈向志教授——一位国内闻名的心脏外科专家。陈主任个头很高，身材魁梧，说话声音低沉而浑厚。他很少露面，一旦他来查房，必定是一大堆住院大夫和实习医生前呼后拥，毕恭毕敬。主治医生介绍完病人的情况后，陈主任或点头，或只说一两句话，周围的大夫们洗耳恭听，紧张地做着笔记，生怕漏掉一个字。陈主任第一次给我查房，听了主治医生的说明后，用听诊器在我的胸膛上听了听，又以左手垫着，用右手指敲了敲，什么都没有说。周围的大夫们似乎有些失望。陈主任要走时，转身对我说：“做手术吧！”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没过几天，我就做了一次诊断性手术：在X光机下，把一根导管从左臂弯的静脉血管插到心脏里，分别抽取左心室和右心室的血样，来检查缺损的大小及严重程度。手术在局部麻醉的状态下进行得很顺利，我从大夫们的交谈中完全了解导管的工作进程，而没有什么疼痛或不舒服的感觉。做完心导管检查，就算做了最关键也是最后的术前检查。这时已经到5月底了，天气渐渐炎热起来——那个时候还没有空调——不适合做手术，于是医生决定让我出院，到9月份再来。
出院后，我没有回学校上课，而是回家休养，同时复习功课，准备参加期末考试。6月下旬，回校考试，在缺课一个多月的情况下，我取得了各门学科全优的好成绩。这令老师和同学们对我这个病号印象更加深刻。暑假过后，新学期开始了。我再次入院，住进了三病区。
手术定在9月21日。三天前，父母亲已经来医院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9月20日下午做皮肤清理，晚上做肠道清理。同室的病友们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不时说些宽心和鼓励的话。护士小张交代完注意事项后，我叫住她，把学生证、钥匙和随身带的一些东西交给她，对她说：“明天……由你来处理吧！”她笑了，说：“没事，放心吧！”这一夜竟然睡得很好。
9月21日早晨，还不到8点，就有几个戴着淡蓝色帽子、口罩，穿着同样颜色的长外套的陌生人（其实也看不见他们的模样），推着一张接送病人的活动床，齐刷刷地站在我的病床旁，衣帽上的“手术室”三个红色大字显得格外醒目。其中一个人问了我的姓名，查看了一下床头的名牌，然后几个人动手把我往车上搬。我说我自己来，他们说别动。将出病房时，我挥手和病友们告别。病友们大声地说着再见，但声音却有些不自然。还能再见吗？他们可能这么想。而我竟什么也没有想。
人们推着我，进电梯，出电梯，又经过了几道门，才来到手术室。这里是密闭的，灯光柔和，甚至有些昏暗。各处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大夫和护士，就像严阵以待的士兵。我被转移到手术台上，上面的无影灯打开，刹那间明亮无比。有人问我姓名、年龄，然后轻轻地把一个半圆形的东西罩在我的口鼻上，让我数“1、2、3……”
……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还躺在手术台上，周围依然站着很多人，目光全部集中在我的脸上。他们原来戴着的口罩都拿掉了。有一个人问我：“认识我吗？”
“刘护士长——”我认出了她，但说出这几个字却感觉特别费力气。
“好了！醒来了！”大夫、护士们异口同声地说。这时，我的记忆才与那个“1、2、3……”衔接起来，并且意识到手术已经做完了。
我下意识地问道：“几点啦？”
护士长告诉我：“早晨5点多了。”
我静静地躺着，心里想，我在手术室里已经20多个小时了，这20多个小时是怎么过的呢？没想多久，我又睡过去了……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护士长问我：“肚子饿不？想不想吃东西？”声音明显轻松了许多，不像之前那么紧张了。我摇了摇头，她笑了。
上午9点多，我被推出手术室，随着手推床一起移动的是前后左右四个吊瓶。我已经不能回到原来的病房去见我的病友了，而是被安置在走廊尽头的特护病房，直到半个多月后才转到普通病房。在此期间，每天享受着打针、吃药及由一位经验丰富的年长护士专职看护的特殊待遇。慢慢地，我才从护士、大夫的口中知道了在手术室的20多个小时里所发生的事情。
我在全身麻醉失去知觉之后，被脱掉衣服，放在一个澡盆里，身旁放着冰块，用来降低体温，目的在于减缓新陈代谢和血液流动。当体温下降到29摄氏度的时候，开始做手术了。手术的程序大致是打开胸腔，暴露心脏，截断血流，打开心脏，修补缺损，恢复血流，缝合心脏，缝合胸腔，保暖以使体温回升到正常状态……其间，血液停止流动8分钟。从进入手术室到手术完成，用了将近8个小时。此后，就是等待我的苏醒。
这个手术叫作低温麻醉下直视室间隔修补术。在1959年，这是尖端手术，在全国也只有北京、上海和西安可以做。在西安，只有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和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可以做。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用的是体外循环，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用的是低温麻醉。而不管在哪里做，风险都很高。在我之前之后，同类的手术都失败过，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每每想到当时的无知和莽撞，真是后怕不已。事情就是这样，如果年龄稍长，或者知道得多一些，除非迫不得已，那是绝对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做这个手术的。
1960年下半年，那是国家经济困难最严峻的时期，“瓜菜代”成为政治口号，水肿病随处可见。医院的伙食供应虽然比外面稍好一些，但即使是特护病人，也谈不上怎样加强营养，我身体的康复自然缓慢许多。再加上缝合伤口的一根线头感染，伤口很长时间不能愈合，所以一直到12月中旬才出院。不管怎么说，手术已经做过了，缺损已经修补了，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家休养了。
1961年春节过后，我感觉不错，就改变了原来休学一年的想法，在新学期开始之际，向学校申请复学，插班到1960级。半学期后，发生了一次意外。
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按医生的要求去医院复查。我骑着自行车来到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门诊部，挂完号，上到二层，看见走廊里两边的长椅上坐满了病人和陪护的家属。心脏内科诊断室在西边，从半掩着的门往里看，苗大夫正在跟一个病人交谈。我心中感到一丝宽慰，但又觉得直接去找苗大夫不好，于是待在外面等着叫号。没有地方可以坐下来休息，我就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从西头走到东头，又从东头走到西头，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墙壁上贴的宣传资料。太阳已经偏西，火辣辣的阳光从走廊西头的窗户斜射进来，十分闷热。我突然感到一阵胸闷，头上冒冷汗，接着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是短暂的一分钟、两分钟，我终于清醒过来，并且意识到自己躺在走廊的水泥地面上，两条腿绞在一起，沉重得无法挪动。眼前是一圈人的头脸，有穿白大褂的医生正拿着手电筒翻开我的眼睛看瞳孔。再仔细一看，原来是苗大夫。我禁不住心头一热，泪水夺眶而出。苗大夫说：“没关系，是虚脱，打一支葡萄糖就好了。”我被几个人抬到诊断室的床上，很快一个大针管的葡萄糖和另外几种针剂就注射到我的静脉血管里，慢慢地一切都在恢复……有人把摔碎了的眼镜给我递过来，而我也发现胳膊和脸上有擦伤的地方。过了一阵子，我在门诊部昏倒的事传到了住院部三病区，护士王姐过来把我接到她家里，给我煮了荷包蛋，又下了一碗挂面。吃过鸡蛋和挂面，我竟像没事人一样，又骑着车子回学校了。
就这样，我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生与死的区别竟如此简单，失去知觉前的瞬间感觉及恢复意识后的喜悦与恐惧深深地刻印在记忆里。每当回首这些往事，心头总会涌起庆幸与感激的暖流。
真有些不可思议，经过两次死亡之旅，心脏病并没有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压在我的心头，我不仅学会了坦然面对，而且有时会忘掉它的存在。但是，心脏病的确与我相伴相随。每次体检，医生一看我的脸色，总说“手术很成功啊”，一听诊，又说“杂音还很重，要注意呦”。至于手术后为什么杂音没有消失，我曾问过陈向志教授，他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于是，我不再把它放在心上，就这么学习着，工作着，生活着，不但顺利地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而且在此后的几十年工作中乃至退休至今，都没有因心脏病而影响工作，更没有因心脏病住院治疗，甚至连这方面的药也没有吃过；不但像一个健康人一样活着，而且比一般的健康人多做了许多事情。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到“文革”结束，历经三年困难时期和“十年浩劫”，为了家庭生计，在学习和工作之余，我不得不经常骑自行车往返于西安、咸阳之间，带回粮食和瓜菜，以使家人不至于饿肚子；不得不做起木工、泥瓦匠，打家具，砌墙垒灶，以使生活过得不至于太不像样子。从设计到下料、制作以至油漆，我亲手做出来的椅凳、床头、衣柜、写字台令木工师傅惊讶不已，有的至今还在用着，成了那个时代的纪念品。
改革开放后，我曾做过一段时间的学校领导，工作的繁重与烦恼远远超出了一个心脏病患者的负担。辞去领导职位后，教学研究工作让我如鱼得水，研究与成果并进，心情与身体俱佳。2001年退休之后，我负责一项全国性的科研课题，研究活动空间扩大，我的足迹遍布20多个省市，调研，辅导，培训，讲学，可以连续讲三四个小时，筹备和主持年会可以连续忙碌十天半个月。所以，在许多朋友的眼里，我是个身体很好的人，完全不像60多岁的样子。凡是初次见面想要猜出我的年龄的，几乎没有不猜错的。可是，在老同学的心里，我依然是那个瘦弱不堪、重病在身的老样子。于是，他们惊诧，他们唏嘘，他们用最“恶毒”的语言赞美我的健康；他们疑惑，他们探问，他们想知道我健康的秘诀……
其实，哪里有什么秘诀之类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正经吃过什么保健品，也不特意补充什么维生素，更不介意什么东西该不该吃，基本上是随心所欲，食不厌杂，食不厌精。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体育课免修，进入中年之后也没有进行体育锻炼，但散步和骑自行车却是一辈子不曾改变的习惯。凡是紧张伏案工作之后，哪怕时至深夜，也要到室外走走；凡是力所能及的距离，我宁可骑车而不愿坐车。我从来不把自己当病人看，也从不愿在人们面前做出病态的样子。这样的心态使我得到精神的滋养，而能乐观地面对一切。毛泽东主席曾经给病中的王观澜同志题词“既来之，则安之”，我年轻的时候就常常琢磨孔子的这句话，它真的是圣人的至理名言。当你无法改变客观存在的时候，只能去适应它，与它和谐相处，两得其安。否则，受伤害的只能是你自己。对待疾病，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曾看到过这样一段箴言：“运行不息，随遇而安；百无禁忌，适可而止。”生活的道理，原本就是这么简单，不必刻意追求，自然自在最好。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苦在其中，以苦为乐，保持积极的精神与平和的心态，这是最好的保健良药。假如我在学校领导的职位上继续做下去，不仅会一无所成，而且要遭受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过不了几年身体就会被拖垮。我放弃了比较优厚的待遇，辞去了被有些人羡慕甚至嫉妒的职位，改为从事研究工作。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也是保持身体健康的正确选择。所谓“运行不息”，既包括身体运动，也包括思维运动。心脏有病，大脑却很健康；年事渐高，思维却很清晰，智力不衰。退休之后，我仍愿做课程改革的弄潮儿，思考语文教学的现状及未来，把别人打麻将的时间用来读书、写作，不时有论文发表，在学术研讨会上说古道今，真是：海内多同志，天涯亦坦途。谈笑有良师，往来皆益友。静心而求索，悲喜不在物。回首望来路，年已近古稀。
要珍惜现在，知道感恩。每当看到有的人年纪轻轻就半身不遂、行动不便，我总想自己比他们强多了。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我五六十岁的时候，不时有噩耗传来，相继有十几位同学、同事因病去世，而他们大都是很优秀、很健康的人啊！和他们比起来，我是幸运的。年轻时总感到上天对我不公，我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年老后才知道上天待我不薄，给了我这么长的时间让我来享受人生。应该感恩上天的赐予，感恩所有关爱我、支持我的人。
古代圣贤教导我们，以“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第十三》）的态度为人，以“为而不争”（老子《道德经》）的态度处事。这实在是人生的大智慧，也是养生的大境界。若能悟得其中一二，就够我们受用终生了。
圣严法师曾经提出“超越生老病苦三原则”，那就是“活得快乐，病得健康，老得有希望”。生老病苦可以说是人生的常态，也是自然的规律，是任何人都会遇到而不可逃脱的。但是，不管贫穷富贵，各有各的活法。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富贵者的幸福指数不一定就比贫穷者高。这倒无需阿Q精神的支撑，而是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圣严法师的“三原则”，的确给人一种超凡的感觉。在这三个原则中，“活得快乐”最是平常，最好理解：谁不想活得快乐呢？谁又不是想尽办法要使自己活得更快乐呢？“病得健康”“老得有希望”，就不大好理解了。人往往在得病的时候才知道健康的重要，而要做到“病得健康”却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人到老年，一切的理想、拼搏、成败得失，都已成为往事，剩下的只有保持健康、颐养天年；至于希望，就没有情绪也没有力量去企及了。如此说来，“病得健康”“老得有希望”岂非自相矛盾的虚妄之谈？其实不然，圣严法师的“三原则”真的是一种充满辩证法的生活态度，是一种很高的生活境界。试想，风华正茂、年富力强的时候，你活得很快乐，得病的时候，你能保持健康的心态并且快乐地生活，老年如期而至的时候，你依然怀着希望，那人生岂不阳光灿烂，快乐无边？不寄希望于没有痛苦，而要学会化解痛苦，苦中作乐，以苦为乐，与比自己更苦的人比较，这岂不是一种超越？民间有一种说法：人大哭一声来到世间，就是来受罪的。这话让人背负着赎罪的重担，一生都过得不快乐。一旦超越了生老病苦的受罪感，人生岂不成了一次快乐的旅行？
（写于心脏手术49年后的200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