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祖母35周年祭
祖母去世已经35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对祖母的思念非但不曾消退，反而愈加深切；几十年前的往事非但不曾忘记，反而愈加清晰……
祖母姓胡，名汝琏，字珍亭，生于1898年，娘家在咸阳沣河东黄家寨，祖母的父亲是远近有名的兽医。祖母的童年时代应该是清末民初。那时候，女孩子只有乳名，出嫁后也没有自己的大名，只能称作“×门×氏”。祖母不但有名，而且有字，可见并非一般女子。我不知道祖母是否上过学堂，却知道她很有文化，应该是个知识女性。祖母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据父亲回忆，祖母曾受聘做过村学老师，这就更属凤毛麟角了。
在祖母住房的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镜框里是一张大照片。照片上，祖母端坐在桌旁，神情凝重，膝下依偎着一个三岁的小男孩，他目光胆怯，紧紧抓住祖母的衣袖。这个小男孩就是祖母唯一的儿子，我的父亲。照片的上方，自右向左竖着写有一段文字。记得照片上的文字是“民国十五年六月永命三岁时随母由省返乡百感交集悲痛万分立此存照以鼓励永命将来之努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慢慢懂得了那段文字的意思，以及照片背后隐藏着的巨大悲痛。这是孤儿寡母艰难时刻的真实写照，是祖母悲伤中的精神寄托，是祖母的希望所在。祖母把这张照片挂在墙上，固然在于它是一个珍贵的纪念，更重要的还在于这是对儿子的激励，包括后来对孙辈的激励。“文革”中，这张珍贵的照片也在劫难逃。在烧掉祖父的几十张大照片之后，祖母和母亲实在不忍心把这一张也烧掉。但是，藏在哪里都不踏实，万一被发现，那可是要“罪加一等”的呀！无奈之下，第二天就把它烧了。
祖父有很多照片，有一次我翻出祖父的照片，想把其中的一张挂在墙上，祖母不让挂，淡淡地说了一句：“看着相片也不能说话。”当时只是照祖母说的去做了，并不理解祖母的痛楚。祖父骤然离世之后，遭受巨大打击的祖母有10年的时间饱受疾病的折磨。祖母把自己的痛楚隐藏在内心深处，默默地承受着，不向外人提起，甚至连祖父的故事也从来没有对我们讲过，以至于我们对祖父的了解大多是从别处得来的。
祖母在对待自己唯一的儿子的教育上坚定、严厉的态度也是常人难以理解的。我想，从父亲降生的那一刻起，祖母就下定决心要把父亲培养成像祖父那样的栋梁之材。祖母对父亲从小严加管束，绝无溺爱。父亲是在省城西安上的初中，离家五六十里。因为日寇的飞机轰炸西安，学校迁往陕南，父亲遂往洋县求学。后来又在武功读高中，在陕南城固读大学。我至今无法想象，兵荒马乱，山道崎岖，是什么力量支撑着祖母让她唯一的儿子翻山越岭，远走千里之外，而且一去经年，音讯渺茫。我想，祖母不可能不思念，不可能不牵挂，不可能不担心，不可能不熬煎，但她都坚持下来了。父亲终于学有所成，没有辜负祖母的期望，使祖母得到极大的慰藉。
祖母不但对子孙的教育十分重视，而且热心于地方的教育事业。分家时，我们这一房算是最弱势的了。父亲在外，家里只有祖母、母亲和我，大妹还被抱在怀中，没有劳力。在大祖父的主持下，老屋的厅房分给了我们。厅房上拆下两根很粗很长的房梁（家里人叫“担子”），祖母把它们捐给了社树庄学校做桌凳。1956年钓鱼台村要建小学，祖母又用自家的一块好地置换别人的河滩地，无偿捐给村里做校园。祖母的这些作为，可以看作是在践行祖父的遗愿吧。父亲也一样。20世纪90年代初，父亲把节省下来的几千块钱捐给钓鱼台村小学做奖学金，受到乡亲们的好评和尊敬。
祖母年轻时身体不好，常年有病，在我出生之后，身体恢复健康，便把全部心血用来抚养我。为了给我找奶吃，她经常抱着我东奔西跑，有一次竟从骑着的驴上跌下来。我是在祖母的呵护与管教下长大的。我是祖母的宝贝孙子，从记事起就和祖母形影不离，晚上睡在祖母的炕上，祖母走亲访友都带着我，我也因此受到了特殊的照顾。但在教育上，祖母却是严格要求，甚至十分严厉。每天规定的书要会念、会背，规定的字要会写、写好。体罚是经常的事。祖母纺线，我坐在旁边背书，流着眼泪，边哭边背，直到背熟为止。写大仿的时候，祖母会站在我身后，如果有一笔写得不到位，就会挨上一巴掌。有时她会突然把毛笔从我手中抽走，说是“握笔不紧，写字无力”。我在外面和别的孩子闹事了，不管有理无理，也不管是否受了委屈，祖母总是先教训我，或者打一顿。这和她严于律己的一贯作风是一致的。
大约是在1951年吧，有一天晚上父亲从县里回来，说有一个文工团正在招生，问我去不去。我说：“去！”父亲又说：“去了就不能回来了，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我说：“不回来就不回来。”父亲原本是随便说说的，并不很认真，可是祖母却不高兴了，说：“黑里睡觉谁给你拿尿盆呀？”我说：“自己拿。”祖母竟难过得掉了泪，说：“还没长大就想飞了，就不要婆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吓得什么也不敢说了。这件事似乎对祖母刺激很大，她后来还几次提起过。其实，祖母是舍不得我离开啊！
我上高中的时候，全家人住在交大北区。1958年，母亲返乡参加农业劳动，所有的家务就落在祖母一个人身上。一个60多岁的老人挑起如此重担，辛苦劳累可想而知。可惜当时的我不能完全理解，没有尽力减轻祖母的负担，至今内疚不已，而祖母却从无半句怨言。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一家人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孩子多，正在上学、长身体，祖母和母亲想方设法、东拼西凑也要让我们吃饱肚子，而她们却背着我们吃几口酸菜充饥。有一次祖母吃过酸菜之后肠胃不适，一个人趴在水池边呕吐。我发现后急忙问怎么回事，祖母摆摆手说：“不要紧，一会儿就好了。”过后才知道是吃了蔓菁。这些蔓菁在储藏的时候曾经和旱烟叶放在一起，吃了会引起呕吐。原来祖母是中毒了啊！祖母呕吐的样子，我至今不能忘记，每每想起都会一阵酸楚，忍不住落泪。
“文革”开始后，到处都在“破四旧”，揪“牛鬼蛇神”“走资派”。大学更是斗争十分激烈的地方，每天都会有“造反派”“红卫兵”高呼口号游行，都会有人被戴上高帽子游街。在我们住的楼上，还有人跳楼自杀……这一切都让祖母深受惊吓，难以承受，时刻担心父亲有什么不测。她不愿意看到、听到这些可怕的事情，就一个人回到咸阳老家去住。后来“文革”波及农村，一样“打砸抢”，竟找不到一块可以安身的净土。祖母虽在咸阳农村，却无时无刻不为在西安的儿孙担忧，为在宝鸡的我担忧。1967年春节前后，由“张王二同志”发起的让所有出身不好的教师回家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席卷全国，实际上是要地富家庭在外地工作的子女回本地接受监督改造。三月初的一天，我从宝鸡回到咸阳家中看望祖母，闲谈中祖母忽然问道：“人家没叫你回来？”我有些不明白她的意思，就问祖母：“回来干啥？”祖母说：“喇叭里成天都说叫成分高的回来。”原来屋里炕头上就挂着一个小喇叭，从早到晚播放毛主席语录、革命歌曲和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的消息。祖母是听到“张王”的“革命倡议”后为我的前途而惶惶不安。我解释之后，祖母才稍稍宽心些。
祖母原本就血压偏高，经过如此惊吓、忧虑，在1968年10月的一天早晨起床时突发脑溢血，造成半身不遂，卧床不起，直到1975年1月5日逝世。
那是怎样的一个年代啊！“文革”演变成大武斗，弟弟、妹妹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父亲的大学搞“疏散”，父亲被下放到澄城，我在宝鸡也是“革命对象”。转眼间一家人各奔东西，西安的家，人去屋空。在此之前，先把祖母送回咸阳牛家村表伯家，后来又转到钓鱼台村。“文革”后期，稍微稳定一些，就把祖母接回西安。这期间，往返咸阳、西安多次，除了一次是我在火车站叫了一辆出租三轮摩托车把祖母送到咸阳之外，其余都是弟弟、妹妹用架子车拉着祖母，带上干粮和水，花大半天时间，走六七十里路，才能到家。祖母安静地蜷曲在窄小的车厢里，似乎没有颠簸的痛苦，反而有一种被孙子们“照顾”的满足感。在患病的6年多中，祖母勉强可以坐起来，用一只手拿东西、吃饭，默默地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没有要求，没有怨言，反而把病痛当成一种贡献——她多次对我说过：“婆是给你们消灾免难呢！婆把病得了，你们就不得病了；婆把罪受了，你们就不受罪了。”就是这种宁为儿孙下地狱的精神支撑着她熬过了病榻上的日日夜夜。祖母在咸阳时，妹妹赵玲下乡在家，承担起照顾祖母的责任。祖母在西安时，主要由母亲、父亲照顾。我身在宝鸡，只有节假日才能回西安看望祖母。1973年，我调回西安工作，星期天可以回家陪祖母一阵儿。这期间，素霞经常带赵缨、赵延回家，跟祖母说说话，给祖母擦擦身子。两个重孙在跟前活蹦乱跳，喊着“太奶奶”，这对祖母是极大的安慰，给她带来了少有的快乐。
1975年1月5日凌晨，祖母去了。6年多的病痛已经到了极点，所以她走得很平静，很安详。祖母因瘫痪而不能伸直的右腿在生命止息的那一刻竟然慢慢地平展了。对祖母来说，这是一个解脱，却把巨大的痛悔和遗憾留给了我们。小时候，有什么事情没按祖母的要求去做，祖母往往会说：“长大了还能指望你给我做个啥呀！”这话是我最不愿意听的，心里埋怨祖母把我小看了，等将来我一定会好好孝敬祖母的。实际上，祖母真的没能指望上我什么，我的确没有做过什么来回报祖母的养育之恩。1965年，我在宝鸡长寿中学工作。学校位于宝鸡市西郊的长寿山下，山上有一座小庙，是个山清水秀、清静怡人的地方。寒假回到西安，我曾对祖母说：“等到夏天，接您到宝鸡住些日子，那里很凉快。”祖母高兴地答应了。孰料“文革”骤然兴起，这个小小的愿望竟难以实现。我给过祖母几次零用钱，但她并没有花掉，而是送给了村里生活困难、需要帮助的人。我给祖母买过一块衣料，做成一条裤子，她只穿过一次，后来在看戏的时候带在身边，准备天冷时套着穿的，却给弄丢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古话的含义，只有亲历过的人才能有深刻的理解；而当你真正理解了的时候，一切都已无法弥补。改革开放后，大家的生活慢慢好起来，祖母却没有过上好日子。现在，开车去咸阳给祖母扫墓，在祖母的坟前沉思，脑海里总会浮现出祖母躺在架子车里的情形，忍不住泪流满面……
2007年1月，母亲去世。在安葬母亲的同时，父亲和我们决定把祖母的坟也迁来西安。墓地选在秦岭北麓的五台山下，背靠南山，面向秦川，视野开阔，满目苍翠。现在安排的是祖父母合葬墓，墓碑上镌刻着祖父的同学、陕西省文史馆刘安国老先生在祖母三周年祭时送的挽联：
嘉惠多士，时代前驱
母仪乡党，妇女先锋
这个评价，祖父、祖母是当之无愧的。
亲爱的祖母，您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怀念！
（2010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