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益堂先生

1953年9月，我成为陕西省咸阳中学初中一年级的一名学生，当时的校长是梁益堂先生。作为一名初中生，接触校长的机会是极少的，但梁校长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学生的眼里，梁校长的严厉是出了名的。每天早晨走进校门，总会看到梁校长站在办公室门口，左手端着一个宜兴小茶壶，注视着校园的每个角落。有时他会伸出右臂，手指某个地方，大声喊出几句话。院子里的学生听见校长的声音，就会像老鼠见到猫一样，哧溜一下跑回教室；就连在院子里踱着方步的老师们也加快了脚步。

1954年，大约在清明节前后，学校组织全体师生坐火车去临潼旅游。这可是一件大事情。当时，坐过火车的学生寥寥无几，所以大家都很兴奋。出发的那天早晨，全体师生在操场集合，梁校长讲话，提出纪律和要求，像出征前的誓师一样。校长手一挥：“出发！”迎风招展的校旗便引导着我们的队伍向咸阳车站进发。进站后，看见一列长长的“绿钢皮”停在站台边，车身上挂着一条红色横幅，上面写着“陕西省咸阳中学旅行专列”几个大字。在站台上稍稍整理了一下队伍，大家便很快进了车厢，站台上只剩下几名铁路职工。汽笛长鸣，列车缓缓启动，我们迎着朝阳，奔向临潼。到了临潼，同学们好像飞出笼子的小鸟，漫山遍野地跑啊，叫啊，后来还在一个大池子里洗了温泉澡。梁校长和几个老师坐在一棵大树下喝着茶，不时有人跑过来说些什么，又急匆匆地走开了。那里真像打仗的指挥部。大家兴致勃勃地玩了一整天，天黑以后才回到咸阳。

现在，外出旅游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可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那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尤其是要搞到一趟专列，实在是非同小可。由此可以想见梁校长的能力和威望。听说，我们的校长解放前是进步民主人士，在西安一家报社当记者，因写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行径，被特务用汽车压断过一条腿。解放后进入教育界，筹办陕西省咸阳中学并任校长。咸阳市开群众大会，梁校长是上主席台，与县长坐在一起的人。

1955年暑假，梁校长随陕西省教育考察团赴首都北京参观访问。回来后，在操场上开大会，向全校师生传达北京之行的盛况。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梁校长给我们描绘的北京的景象：“天安门广场大得很啊！从这头看不见那头……北京到处烟囱林立，电线像蜘蛛网……学生上学都骑自行车……”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心里埋藏下对首都北京的无限向往。

在我初中毕业之前，梁校长被调往西安，据说在西安师范学院担任函授部主任。不久，大鸣大放开始，党中央号召各界人士畅所欲言，发表意见，我们在《陕西日报》上还看到过梁校长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又过了不久，听说梁校长成了“右派”……

我再次见到梁校长，是在1960年西安师院与陕西师院合并成立陕西师大之后。一次，在陕西师大图书馆，我猛然看见一位老人，竟是梁校长。当时的他，是图书馆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先生依然清瘦，但精神已完全不像当年，腰微屈，头常低，轻轻地来，轻轻地去。梁先生写得一手好字，在图书馆正有他的用武之地。又听说他经常被外单位请去写字。那时候，不会有什么报酬，几个菜、一壶酒算是款待。如果是写牌匾，往往是喝一阵酒，写一个字，品评半天，再喝，再写。

梁先生不会知道我这个学生，更不会知道一个当年的学生在注视着他，却没有勇气再叫他一声“梁校长”，因为学生怕老人不堪回首……

梁益堂先生1925年冬加入共产党，先后五次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是在陕西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的老革命。“文革”期间，因曾与陶铸一起坐过国民党的监狱，而被揪到北京“揭发”陶铸的“罪行”，又因不愿配合专案组诬陷陶铸而遭受迫害，于1974年死于秦城监狱，终年72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陕西省委为梁益堂先生平反，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梁先生过世40多年后，我从陕西师大一位老师那里得知，梁先生当“右派”有很大的偶然性。这位老师当年是师大校报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一天，陕西日报社的一位记者来到校长办公院，找组织部或统战部的领导。这两个部门的办公室的门都关着，记者就走到校报编辑部办公室，说明来意，想找几位有声望的教授及民主人士参加报社的一个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座谈会。编辑部主任（一位科级干部）一听，爽快地说：“这好办！组织部、统战部的人都去开会了，我给你介绍几个人。”说着，便拿出纸笔写了五个人的姓名，其中就有梁益堂先生。第二天，梁先生应邀出席了座谈会并做发言。第三天，他的发言内容见报。这篇发言成了梁益堂先生被定为“右派分子”的罪证。真是世事难料啊！一件偶然的事情竟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如果梁先生没有参加那个座谈会呢？情况断然不会是后来的那个样子。那位校报编辑部主任为自己的“多事”后悔了一辈子。

一生为党，光明磊落。梁先生死不瞑目啊！

（200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