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新式教育，力主社会改革

清末，主政者终于认识到，相较于世界列强，大清帝国不仅器不如人，而且法政制度极不完善，人才奇缺，西式“法政知识宜设法推广”成为朝野共识。朝廷更是提出“预备立宪，百度更新，宜竭力劝勉官吏，使之讲求法治之原理，以为推行之准则”的主张。在此形势之下，陕西于1907年在西安城西北隅万寿宫旧址（今西安市莲湖区莲湖路老关庙十字西北角），开办培养法政人才的专门学校——西安法政学堂。这所具有现代教育特征的法政学堂，以法律、政治为主课，另设经济、英语、日语、历史、地理及写作等课程。它以新的教学内容和教育方式为陕西培养了第一批近代地方官吏和政商人才。

西垣先生早年就读于法政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深受新思想、新知识的影响，开阔了视野，并结识了许多有志之士，积极参与社会改革，改良社会风气，成为地方上第一批接受新的社会民主思想的人士之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西垣先生在西安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急速赶回咸阳，向县当局通报，向群众宣传讲解。在先生的影响下，他的四弟赵维桢、长子赵自毅远赴北京求学，致力于科学、教育及社会学的学习和研究。对于先生和他的子弟来说，对新知识、新思想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对财富的贪婪与占有。

辛亥革命后，西垣先生宣传新思想，倡导新风尚，宣传禁烟、放足，以身作则，从自家做起。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了最大的鸦片消费国，从官到民，从沿海到内地，吸食鸦片成为社会灾难，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百姓成为“东亚病夫”，清朝也走上了灭亡的道路。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禁烟效果不佳，鸦片种植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日渐增加。每到春夏时节，遍地罂粟开花，买卖和吸食鸦片泛滥成灾，政府无能为力。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钓鱼台村赵家的上百亩地里，见不到一棵罂粟。如此舍利取义的行为，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赵家也是妇女放足的先行者。缠足是封建社会传下来的残害妇女的陋习。要改变这种陋习并不容易，也需要来一场“革命”。西垣先生要求自家的女孩子不缠足，已经缠上的，马上放开。赵家给男孩子定亲不要缠足的——这可是个破祖宗规矩的大事情，虽然难度很大，却义无反顾，坚决实行。西垣先生走街串巷，先在自己亲戚家做动员，后来走遍了半个咸阳，挨家挨户去劝说、引导，宣传放足的好处，动员亲朋好友解除妇女的痛苦。为了提高妇女地位，他还动员女孩子去上学。赵家定了亲还没过门的媳妇，被接到钓鱼台家里学文化。这样移风易俗的新鲜事，在地方上被传为佳话。

赵西垣之弟赵维桢（1895—1922），字周卿，为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研究生，与魏野畴、杨明轩、史笔直、刘安国等人先后为同学。在京求学期间，他广交革命人士，接受进步思想，抨击社会时弊，在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会刊《秦钟》上发表题为《我乡急宜改良两大恶习》的文章，对女子出嫁和男子结婚的陋习提出批评，呼吁加以改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安谷村人史笔直，带头参加游行示威，反对北洋军阀袁世凯，惨遭杀害。赵维桢等陕籍学生，钦佩史笔直的爱国精神，千里迢迢护送史笔直的灵柩回咸阳。陕西各界人士上千人在羊村庙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愤怒声讨北洋军阀的滔天罪行。赵维桢在追悼大会上慷慨陈词，宣传新文化，传播五四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赵维桢是中国心理学会的会员，出席过中国心理学会第一届会议，与会人员在中山公园留影纪念。

赵维桢从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研究科毕业后，回陕在西安任教，并在雷神庙街租了一院房子，把咸阳家中的晚辈子侄，包括姑娘、媳妇，接到西安求学，让他们增长文化知识。

赵西垣长子赵自毅与其叔父赵维桢同时在北京求学，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入了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那时，交通不便，京汉铁路只通到河南观音堂。一次他从北京返乡，坐火车到汉口，再从汉口乘船逆水而上，沿汉江西行。因环境阴暗潮湿，路途劳累，营养不良，得了软脚病，下肢无力，行动障碍，不久便早逝了。

赵西垣次子赵自强深受其父的教育和影响，品格、秉性及行事作风与西垣先生极其相似。赵自强早年从事教育工作，20世纪30年代初曾就职于陕西省农业银行，负责指导成立信用社。30年代末，咸阳县城还没有电灯，赵自强购买柴油发电机，在咸阳街头搞电灯演示，吸引了众多民众前来参观。40年代中期在家乡开办织布厂，在整个咸阳农村开了现代工业的先河。织布厂后来迁到咸阳县东街继续经营。赵自强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建立联系，向陕甘宁边区输送布匹，还以咸阳知名人士的身份与胡宗南的干将刘法钰做斗争，最终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赶走了刘法钰。40年代后期，开办卫生堂国药店。此间，被选为咸阳县参议会参议员。赵西垣父子同堂参政议政，这是十分罕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