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的人

先说说西安的人。正宗的西安人，即西安的土著，在哪里呢？说不清楚，因为西安自古就是个移民多于土著的城市。且不说蓝田猿人、半坡先民早已不知去向，也不说改朝换代，战乱频仍，民族混杂，关中地区几乎已经没有纯粹的汉人了，单是近七八十年的变迁，就让西安的移民增加不少。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大批河南难民逃往陕西；另一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响应政府号召，支援西北建设，大批工厂、学校、科研院所西迁到西安。这样，西安居民的成分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且形成了几个大的移民区域。以火车站为中心，在解放路一带，即清朝满族人聚居、辛亥革命后逐渐荒芜的西安城东北一大片及道北地区，居民以河南人居多。在东西郊工业区，混居着东北人、河南人、山东人等。在像西安交大这样的高等院校，又聚居着以上海人为主的江南人。这些现代移民在西安这块黄土地上繁衍生息了几十年，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已经把西安当作自己的故乡了，而对于祖籍地却渐行渐远，印象模糊。

老西安人则蜷居在东大街、西大街、北大街及城关一带。西大街以北、北大街以西的大块地段，是回族人的聚居区，他们的祖先早已在这里扎根，他们应该也是“老西安”了。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原来的郊区农村逐渐变成了城中村，城中村又逐渐在城市改造中消失，农民变成居民，他们是仅存的西安土著。现在，有两个地方还可以见到真正的“老西安”：一个是环城公园和城内的几个公园，一个是泡馍馆。看吧，在这些公园里，不管春夏秋冬、刮风下雨，总会远远地传来一阵阵铿锵嘹亮、慷慨奔放的秦腔声——文武场面，吹拉弹唱，一板一眼，一招一式，一帮人在如醉如痴地唱，一帮人在如醉如痴地听……这肯定是“老西安”。在泡馍馆里，三两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每个人面前都是一个大碗、两三个馍。他们一边谝着闲传（聊着天），一边手不停歇地掰着馍。那馍掰得呀，像黄豆粒般大小，十分均匀。他们在别的事情上可以大大咧咧，但对掰馍却绝不含糊，因为这会影响泡馍的味道和口感。掰馍要花很长时间，有时会弄得饥肠辘辘，他们却毫不在乎，或者剥一瓣糖蒜放进嘴里，嚼着，说着……这肯定是“老西安”。有时候，在大街上，有人骑着自行车从你身边经过，竟飘来一声秦腔；身旁有人的手机响了，唱的竟是秦腔：那也肯定是“老西安”了。不过，这样的“老西安”年岁大了，年轻的“老西安”绝不会太过老土。

过去用“生、冷、（读 ，《康熙字典》注：毛张也）、倔”四个字来描述西安人的性格，那是老话。可老话说的也是实情。你看那兵马俑，岂非“生、冷、、倔”的写真？没有这“生、冷、、倔”，秦人岂能横扫六合，一统天下？杜甫在《兵车行》里写道：“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这“耐苦战”正是秦人的秉性。辛亥革命爆发后，北洋军阀吴佩孚派遣河南悍匪刘镇华率十万大军围攻西安八个多月，西安军民在杨虎城、李虎臣的领导下奋力抵抗，伤亡冻饿而死者数万人，也硬是没有让刘镇华打进城来。抗战时期，八百关中将士血战中条山，壮烈牺牲也硬是要把日本人堵在潼关以外。谁要是把西安人惹急了，谁就会知道“生、冷、、倔”是个啥味道。

当然，西安人的性格中绝不只有“生、冷、、倔”这一面，它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成熟、热情、大度和执着。“长安自古帝王都”，颇具皇家气度的西安人，能够包容天下，兼顾东西；能够付出，也能够吸收。所有的外来文化、外来移民，在这里都会被融会，被转化为一代又一代的西安人。而他们原有的文化因子、风俗习惯，却又被不动声色地保存在大西安的角角落落。郭达演的小品《换大米》生动地反映了西安社会生态的一个侧面：西安郊区的农民生产出品质优良的桂花球大米，却生性爱吃面，城里的南方人爱吃大米，政府配给的却是面，于是，“老西安”与新移民就以物易物，互通有无，各得所需，其乐融融了——原始的贸易形式在新时代依然活力无限——说好了，可以扛起米袋子给你送到六层楼上；说不好，一粒米都嫑想拿走。这就是西安人的脾气。大概是由于皇天后土，物产丰富，天子脚下以我为大，造就了西安人性格的复杂性，例如，说得多，做得少，醒来得早，起来得晚；“农业学大寨”那阵子，西安郊区农民带着锅盔去大寨参观学习，看见大寨人喝苞谷面糊糊，嘴上不敢说，心里却是一肚子的不屑；西安人去山西看平遥古城，就觉得像小孩子过家家，很没有意思，所谓的特产平遥牛肉比起西安的腊牛肉也要差很多。但人家就那么点儿小玩意，却把个旅游业搞得红红火火，着实让西安人心里酸溜溜的。

现在，对西安人的界定已经模糊得难以说清楚了。西安的人在变，西安人的脾性也在变，变得越来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