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告别
在电脑上敲出“故乡的告别”这几个字的那一刻，我心头一颤。难道曾经的告别故乡，真的要变成故乡的告别了吗？
离开故乡是在上初中的时候，那一年我不满12岁。对于一个不谙世事的12岁的孩子来说，“故乡”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那不过是“老家”而已。
我老家的那个小村子，坐落在距离咸阳老县城西南10多里的渭河南岸。渭河水从西南方向流过来，在村北向东流去，经过咸阳城南，流向当时我所不知道的远方。
这个村子不过三四十户人家，交通也不太便利，但是，因为它叫作钓鱼台而颇有些名气。这名气，源自立在村西渭河岸边的一块石碑上刻着的“太公垂钓处”五个大字——传说姜太公在这里钓过鱼啊！不光是村子因此而得名，咸阳渭河南、沣河西的大片区域都沾了它的光，不然怎么叫钓台区、钓台乡呢？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竟然有难得一见的吉普车开到村里来，从车上走下几位穿制服、戴墨镜、手里拿着文明棍的“先生”，被前呼后拥地走到“太公垂钓处”石碑跟前，指手画脚地说些什么；又在石碑旁边的太公庙里转悠一圈，然后呼啦啦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我离开故乡之后，太公庙被当成封建迷信推倒了；“太公垂钓处”石碑在“文革”中被当作“四旧”砸断成数块，下落不明。钓鱼台这个曾经颇有名气的小村子，除了留下一个村名之外，其他一切与姜太公相关的事物都荡然无存。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文化的复苏，历史的记忆又被唤醒。村里的有识之士从村民家的院墙下、猪圈里找到“太公垂钓处”断碑的残块，拼接起来，将其立在原址；在石碑的旁边，建起一座小小的太公庙，居然也香烟缭绕。钓鱼台重新找回了它的标志。
我记忆中的故乡与姜太公并没有多大关系。我心中的故乡，是那从我家后门外流过的渭河，是那村头的一口甜水井，是那绿油油的一片连着一片的菜地，是那碾麦场上的忙碌与嬉戏，是那挂在树干和墙头上金黄的苞谷棒子和火红的辣椒，是那鸣叫着从天空中飞过的大雁，是那戏楼上秦腔的吼唱和正月十五的社火，是那羊村庙小学课堂上老师的教导和责骂……这一切早都离我远去了。
其实，我并没真正地告别故乡。我学习及后来工作、生活的地方是离故乡不远的西安，而故乡有祖宗的坟茔，有父老乡亲，有儿时的玩伴，有抹不去的记忆，所以我隔一段时间就会回老家去看看。就在这一次次回老家看看的过程中，我目睹了故乡的变化。
记得是在“大跃进”“大炼钢铁”之后，当我踏上渭河堤上的小路时，眼前的景象让我恍若隔世：河岸边、大路旁、田陌间的大树都不见了，连柏树掩映下的坟地都消失了，只有河堤下的灌木和杂草还蜷曲在那里。远远望去，村子里的大树也少了许多。村西河湾里原来有一片树林，而今看到的却是砍伐过的树桩，白花花的一片——“大炼钢铁”，把锅砸了，垒起土炉，烧木材炼钢，把大树都烧光了，把所有能收集到的废铁“炼”成了一疙瘩一疙瘩的“钢渣”。看着眼前的景象，心里感到一片萧索……
20世纪90年代再回家乡，村子里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几乎家家户户盖起了砖混结构的两层楼房，还没来得及改造的零星的几座土墙灰瓦的半边盖老房子，夹在新楼的间隙间，挣扎着保留下残存的记忆。走进村子，认识的人高声打着招呼：“回来了！到屋里吃饭啊！”声音里洋溢着兴奋与满足。地里的农活只剩下种菜，已经没有人去务弄小麦和棉花了。中老年村民成了种菜的主力，年轻人躁动着，外出打工寻梦去了。老家的变化让人惊喜，但清一色的火柴盒似的楼房略显单调。不仅一家一家都差不多，甚至这个村子和那个村子也没有多大差别——既不像城市，也不像乡村。追求时尚，反而失去了特色。我不免怀念起我原来的那个故乡了。
21世纪的头十年里，故乡的变化大得让人吃惊。从西安到咸阳，一条上下八车道的世纪大道整个改变了咸阳渭河南沣西乡和钓台乡的面貌，以至于我竟然找不到回家的路。原来熟悉的村庄要么被拆掉了，要么被遮挡在高楼大厦的后面。七里铺，三里桥，陈杨寨……统统不见了。目光所及，已经不是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庄稼，而是一片片水泥森林和夹在其间的一条条水泥甬道，甬道里是像水一样流淌着的车辆。我几经周折才在一片高层住宅楼背后找到了我的母校羊村庙小学。站在学校门口，我茫然而又怅然。眼前看到的是杂乱、灰暗的村民房舍包围中的三层教学楼，脑海里浮现的依然是那座古庙的戏楼、大殿，依然是小学校里的操场和白杨……
我想重走无数次走过的河堤小道，去寻找童年的记忆，却被一堵白色的围墙挡住了去路。询问得知，这条路早就不通了，都走大道去了。折返回来，沿着世纪大道来到渭河三号桥桥头。下车一看，路标牌指向前方曹家寨。曹家寨是与钓鱼台相邻的村子，两村相距不足一里。看到了曹家寨，怎么不见钓鱼台村？原来是一个叫华府御园的居民区的五六座高楼挡住了视线，钓鱼台村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静静地躲在了繁华的背后。华府御园的所在处，原来可是一片平平展展的菜地呀！
沿着三号桥桥头西侧的一条小道，我缓缓走进魂牵梦绕的老家。
高大的三号桥的引桥横空而过，把钓鱼台村劈成了两半。朝西南望去，不远处就是西（安）宝（鸡）高速渭河大桥。夹在两座大桥之间的钓鱼台村，显得有些局促不安。村民们大声地说着，笑着，吆喝着。村里开始了新一轮的大兴土木，家家户户都忙着在自家的两层楼房上加盖第三层或第四层。谁都知道，这并不是用来自住或者出租的，而是为了在拆迁的时候能得到更多的补偿款。村里的长辈都已过世，儿时的伙伴、同学健在的也不多了。年轻人大多都不认识。现在流动人员多，村里来几个陌生人并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因此，没有人在乎我这个“游子”的归来，更不会有儿童“笑问客从何处来”。见到一个小伙子，从相貌上我猜想他可能是谁的儿子，于是问他：“你爸是不是××？”小伙子笑了：“那是我爷！”哦，差了一辈啊！可不是吗，我离开故乡已经整整60年了。
钓鱼台村的消失是迟早的事。
而在我，既为家乡的父老乡亲能遇上这样的好时代、过上这样的好生活而由衷高兴，又为钓鱼台村的不复存在而怅然若失。我来到“太公垂钓处”石碑前，伸手去抚摸那快要湮灭的刻字，心头涌上难以名状的沧桑感与凝重感。春节到了，有人在太公庙的门上贴了一副对联：“渭河门前东流去，太公显灵保民生”。对联写得不算很工整，上下联也贴反了。这贴反的对联大概是钓鱼台村村民向姜太公所做的最后的祈愿了。
我走上河岸，眼前的渭河也大变了样。河滩上，近处是一丛丛杂草。有人在河滩上开出一片菜地，塑料大棚像巨大的气泡，鼓起在河床上。较远处是散乱的沙丘和沙坑，更远处能看到像沟渠一样的河流在阳光下闪着灰黄的光。疯狂地挖沙把渭河河床搞得千疮百孔，流量锐减又使得河床不能得到自然修复。曾经宽阔的河面没有了，摆渡的木船和打鱼的小舟没有了，冬春时节平坦的沙滩没有了，沙滩上休憩的大雁没有了。母亲河竟然变成了如此模样，让人情何以堪！
按照整治渭河的规划，在不久的将来，渭河将因“引汉济渭”工程获得充足的水源而重新奔涌起来。钓鱼台村将被改造成平坦的滨河大道和宽阔的绿化带，村民们将被异地安置到一个新的居民点。城市化让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尤其是年轻人，憧憬着新的生活、新的梦想。现在盖新房，唯一的目的就是拆掉。他们等待着即将到来的“胜利大逃亡”。
在我年过古稀，故乡情结弥深的时候，故乡却要别我而去了。在全国，有无数个村庄正在迅速消失，许多文化符号从此将变成一片空白。过去是“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是城市吞噬农村。城市化是幸抑或不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虽然做了城市里的人，心里却并不踏实。因拆迁而一夜暴富的幸运儿游手好闲，沾上赌瘾、毒瘾的人走上了不归路。城市里的一些小区取了“维也纳”“巴塞”之类的名字以显洋气，一些小区的名字里加上“金”“鑫”“皇”“帝”“御”之类的字眼以显富贵和霸气。这些不接地气、俗不可耐的东西，在各个城市都能看到。相反，那些能够代表地域文化、颇具特色的地名、村名却被丢弃了。安置钓鱼台村村民的新的居民点，还会叫钓鱼台吗？肯定不会了——太公垂钓处是不可以随便搬迁的。
其实，故乡倒不完全在于那个具体的村庄、具体的地方。故乡是一份历久弥新的记忆，一份割舍不断的感情，一种民俗风情的传承，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毕竟，社会要发展，生活要改善，任何一个村庄都有改变面貌的权利。问题是，在追求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不能割断历史的记忆，不能挖掉自己的根。等到渭河整治工程完成后，我要重回故土，沿着滨河大道，漫步在开满鲜花的绿化带，欣赏故乡的新貌。我希望能在钓鱼台村的旧地，在“太公垂钓处”石碑的原址，看到一座小亭，亭下立着一座石碑——那个断裂后又接合的石碑，那个字迹苍劲却又模糊不清的刻着“太公垂钓处”五个大字的石碑，向后人述说曾经的故事……
（2013年春节）
按：本文2013年3月12日发表于《西安晚报》。一个月后的4月11日，钓鱼台村征迁项目指挥部的动迁布告贴上了村民家的墙头。两个月后，钓鱼台村变成一片瓦砾。2014年8月初，“太公垂钓处”石碑和太公庙被推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