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松林先生
2009年9月16日，去陕西师大附中听课。
一走进附中校门，就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对我来说，这里的一切太熟悉了，太亲切了。因为师大附中校园正是原来陕西师大北院的一部分，在这里，我度过了一年半的大学生活。师大北院师生搬到南院后，北院校址即被“瓜分”——师大附中占了二分之一，另一半又被两个单位一分为二。但原来的教学楼、宿舍楼、运动场、大礼堂都保留了下来，除过学校大门改换了朝向，校舍进行了加固、搞了一些装修，教学楼前增添了草坪之外，并没太大的变化，也没有看到什么新的建筑。所以，走在附中的校园里，很有些重返母校的感觉，勾起许多美好的回忆。
坐在教室里听课，忽然意识到这正是当年的中文系教学楼，从此便不能平静。下课之后，匆匆忙忙楼里楼外地看了一遍，虽然没有找到任何“遗迹”，但却真切地证实了这里的确是我读书求学的地方。一楼东头南侧的那间教室，二楼西头北侧的那间教室，都曾经是我们中文系六三级甲班的教室。四楼东头南侧的大教室，是上大课、开会的地方，而今成了附中的多功能教室。站在多功能教室的门口，忽然一件事情在脑海里浮现出来：在这里，曾经召开过一次批判大会，批判的对象是现在的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的唐代文学专家霍松林先生。
那是在1960年5月。全国在“大跃进”遭遇重大挫折，国民经济陷入困境，人民生活每况愈下的情况下，掀起了“反右倾”运动。文艺界、教育界风起浪涌，一些颇有建树的人物变成了“运动员”。当时，陕西师大中文系党组织要求全系师生都要投入到这场斗争中，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霍松林的“反动”文艺思想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同时，印发了霍松林所著《文学概论》里的一些言论，供大家批判。系上成立了以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为主体的大批判组，各年级各班都要成立大批判小组。我们这些入学才七八个月的一年级学生，本来是没有资格参与的，但是，辅导员（班主任）却一再强调要“解放思想”，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于是，班上也成立了批判小组，我被推举为小组成员，并担任小组长。这个小组开过一两次会，学习了几份文件，然后大家七嘴八舌东拉西扯一阵子，却理不出个批判的头绪来。而系上要求必须按时拿出大批判的“成果”。这个任务便落实到了我这个组长身上。同学们帮我找来一堆资料，老师允许我停课一天，任务是一天一夜内把批判稿写出来。于是，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吃饭也是别人从食堂给带回来。晚上下自习后，同舍的几位同学为了不干扰我，都早早地入睡了。还有人给我桌上放了一包烟，说累了就抽一支。就这样，夜车开到早晨五点钟，东方泛白的时候写成了一篇近万字的“批判稿”，题目是《世界观在文艺创作中的决定性作用不容抹煞》，内容则是东抄西拼的，交差了事。记得夜里三四点的时候，实在累得不行，点燃一支烟吸了几口，呛得直咳嗽，又把烟掐灭了。第二天一整天嘴里都有一股难闻的味道，从此不再吸烟。
几天后，批判大会在中文系教学楼四楼的大教室里如期举行，我和批判小组的另外两位同学作为一年级学生代表出席了大会。当然，我们主要是听会、学习，接受锻炼。会场布置得很严肃，除了会标之外，四周还贴了许多革命标语。会场里座无虚席，会议由系党总支书记主持，高年级学生代表纷纷上台，情绪激昂地发表演讲，展开批判。接受批判的霍松林坐在第一排最南端的一个位子上，表情凝重，直到大会结束……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霍松林先生，没想到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中。其实，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在书店里买过一本《文学概论》，作者是霍松林。当时只是出于对文学的爱好，想学一点儿文学基础知识，就买了一本，并没有考虑它的作者是谁。没想到，后来我成了霍松林先生的学生，而第一次见老师竟是参加他的批判会。
批判会结束那天，晚饭后，在路上碰见给我们教写作的一位老师（姓名忘记了）。老师问我：“你在会上发言了？”我说：“没有。根本轮不到我。”老师说：“要慎重，可不敢冒失啊！”老师关切的目光，我至今不能忘怀。
批判大会之后霍先生的遭遇我不甚了解。但没过多久，霍先生又走上讲台，给我们教唐诗。我这才有机会领略霍先生的风采。霍先生是甘肃天水人，人称“陇东才子”。他讲话带有很重的天水口音，但与陕西西府的口音比较接近，所以听起来并不费劲。记得有一次讲杜甫的《春望》，霍先生拉着特有的声调朗诵起来：
国破山河在（啊——）
城春草木深（呐！）
感时花溅泪（哦——）
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呀——）
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啊——）
浑欲不胜簪（呐！）
霍先生一声一叹的朗诵，把诗人杜甫感时恨别、忧国思家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学生。
霍先生给我们这一级上课的时间很短，因为在他重登讲台之后不久，我们就毕业离校了。再后来就是“十年浩劫”，霍先生的日子自然不好过。改革开放后，霍先生逐步登上他事业的巅峰，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可惜，我们再也无缘聆听先生的讲学和那抑扬顿挫的朗诵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批判”，曾经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有多少政治运作借“大批判”之名而进行，有多少学术观点被“大批判”批得罪在不赦，有多少知识分子在“大批判”之下有口莫辩。霍先生劫后余生，是他的大幸，也是学术界的大幸。
（200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