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宝昌先生
一本《朱宝昌诗文选集》，我已经读过好几遍了。每次翻看它，都会勾起许多回忆，产生许多联想，得到许多启迪。
这本书是由朱宝昌先生的学生、陕西师大附中韩唯一老师负责编辑，朱先生的夫人、陕西师大附中王汉华老师共同参与，并由陕西师大出版社于1994年5月出版的。书出得很朴素，素色的封面，平常的纸张，一如文件似的编排，完全是素面朝天，毫无时下盛行的粉饰与包装，坦然而又直白，根本不像是90年代的出版物，倒是很容易被误作50年代或者更早时候的“古董”。
记得是在西安市一次中学语文教学研讨会上，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韩唯一老师从提包里拿出一摞子书，向与会者介绍说：“这是陕西师大中文系教授朱宝昌先生的诗文集。这本书出得不容易。在座的好多同志都是朱先生的学生……希望大家能帮忙买一本。”没等他说完，我就抢先拿了一本，按定价付了六块七毛钱——我也是朱先生的学生，朱先生是我十分敬仰的老师啊！
韩唯一是我的学长，也是我的好朋友。我拿着书跟他开玩笑说：“怎么印成这个样子？寒酸了，对不住朱老师啊！”没想到韩唯一竟认真生起气来，发了一顿牢骚。看到他火气挺大，知道他也有力所不及的难处，我又安慰他说：“这样也好，就像朱先生的为人为文一样。你能把朱先生的诗文集编出来，而且出版了，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功德无量啊！”韩唯一笑了，说：“尽了学生的一点责任罢了！”
翻开《朱宝昌诗文选集》的目录，杂文部分的第二篇便是《杂文、讽刺和风趣》。我知道“朱宝昌”这个人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1956年，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号召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提出批评意见。1957年夏天，从春天开始的整风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起来。当时我正在上高中一年级，对这场政治运动知之甚少，但从报刊上也能读到一些“鸣放”文章和座谈会发言。一次，翻阅《延河》杂志，读到一篇题为《杂文、讽刺和风趣》的文章，作者朱宝昌。我并不知道朱宝昌何许人也，只觉得文章写得不无道理，而且文笔很好，有鲁迅杂文的风格。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天之后，《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吹响了反右斗争的战斗号角。从时间上看，写于1957年5月30日、发表于《延河》第六期的《杂文、讽刺和风趣》成了射向共产党的最后的炮弹，也成了“右派”分子露出的最后一条尾巴。这株“大毒草”正好撞在枪口上，朱宝昌成了西安地区有名的“大右派”。
上大学之后，才知道朱宝昌是原西安师院的教授，西安师院更名为陕西师大是在1960年初，当时，“右派”朱宝昌还没有资格登上社会主义的讲台，我对朱宝昌是只知其人，未见其面，有时也会想起那篇“毒草”文章，心里不免存着好奇。
大约是在1963年，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国民经济开始复苏，社会生活渐趋正常，部分“右派”被摘掉“帽子”。摘掉“帽子”的朱宝昌先生重新登上讲台，给我们讲授先秦、两汉文学，至此，我才见到先生的庐山面目。
朱宝昌先生身材消瘦，步履缓慢，背微驼，长脸庞，直鼻梁，眼睛明亮而深邃，头发稀疏而花白，给人的印象似乎比实际年龄更显苍老。说话带有浓重的苏州口音，而且干咳不断，听他讲课是比较费劲的。但是，朱先生的课却是最吸引人的课之一，同学们都喜欢听，原因在于他的课讲得深刻、幽默，很有独到的见解。先生讲课常用层层剥皮法，把事理、文理分析得精辟、透彻，让学生茅塞顿开，并学到赏析的方法。
朱先生上课也很投入感情。先生讲《诗经》里的《豳风·七月》时，他纵情朗诵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
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
先生的朗诵，把“流火”读得犹如“流虎”，把“觱发”“栗烈”读得紧凑而急促，尤其是在“何以卒岁”之后拖一个很长的“噢——”的后音，把主人公生活窘迫却又无望无奈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同学们惊讶之余，都学会了朱老师的腔调，乃至几十年后，同学聚会，一提到朱宝昌老师，大家会不约而同地朗诵起“……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噢——”我还清楚地记得，先生特别解释“七月流火”的意思是到了夏历七月，火星下行，天气由热转凉，秋天快要到了。现在每每看到报纸上用“七月流火”作为大标题表示酷热难耐，不禁哑然失笑。先生讲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慷慨激昂，对司马迁的忍辱负重、坚韧不拔大加赞赏；讲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风趣幽默，冷嘲热讽，把嵇康的桀骜不驯、放荡不羁描述得绘声绘色。我想，在心灵深处，先生与司马迁、嵇康是相通的吧！
先生有一大嗜好，就是抽烟，即使在课堂上也是一根接一根地抽。先生慢慢地走上讲台，放下书包，两只手摸遍所有衣兜，终于摸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往嘴里一夹，再摸出火柴，划着，用一只手掌遮挡，点烟，眯起眼睛，深深地吸上一口，连续干咳几声，然后笑眯眯地把目光投向前排的学生，问道：“讲到哪啦？”
有一次，教务长在助教刘某某的陪同下来听朱先生的课，上课铃声响过，却不见先生进教室。同学们扭头看看教务长，暗自为先生着急。10分钟过去了，还不见先生的影子。教务长脸色很难看，刘某某赶紧跑出去寻找。几分钟后，刘某某扶着先生走进教室。先生并不着急，依旧摸烟，点烟，吸烟，干咳，然后伸出左手，指着手表说：“我的表还差10分钟。”课后同学们私下议论：“朱老师这下子可要惹事了。”
一天下午，因为要交作业，我和两位同学去朱先生的家里拜访他。已经快四点钟了，朱先生还躺在床上，看到我们进来，才欠起身子，靠在床头，一副慵懒的样子。他自己先笑了，说：“林妹妹就是这样子的。”说得我们都笑起来了。这次拜访中，朱先生还给我们讲了一个笑话。他说，我们班一个同学假期从家乡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在回信中称呼这位同学为“某某弟”。这位同学看信后，十分感动又十分不安，回信表示万万不可接受老师称自己为“弟”。朱先生笑着说：“他搞错了，‘弟’是‘弟子’，也就是学生的意思。”
朱先生对学生的作业（论文）从不详批细改，而是采用大而化之的批改方法，或表扬，或批评，抓住要害，一语中的。我的一篇论文被朱先生批了8个大字：“气势磅礴，前途无量”，让我着实深受鼓舞。但自己也深知，充其量不过是文章的架子搭得还可以，老师爱生心切，才给予如此夸张的鼓励。当然，对很差的论文，先生会毫不客气地批上“狗屁不通”。虽然有些过分，但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去看望先生，先生正卧病在床。谈起过去上学时的情景，先生还提到我的那篇文章，并说起当年的一件事。先生说：“刘某某对我说，对像赵明这样的学生，最好不要表扬。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家庭出身不好。我说，人家的父亲还是共产党员呢！”说完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先生诡秘一笑，说：“我的助教是来监视我的。”说着，又大笑起来。
先生于1991年辞世，享年82岁。
斯人已去，诗文长存。我们这些学生后辈读先生的诗文，不仅得以学习先生的学识、人品，还可以想见先生的音容笑貌。先生的不幸是遭遇了太多的磨难，一顶“右派”帽子，辍笔20年，这对于一个老师、学者来说该是多大的不幸啊！先生的大幸是在有生之年看到了春暖花开，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暖风里，重新找回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
近日重读《杂文、讽刺和风趣》，真是感慨良多。这篇文章，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不仅没有什么大错，还很有远见。杂文该不该存在，历史已经做出回答。作者热爱共产党、热爱共和国的拳拳之心真情流露；作者提出的“有光明就歌颂光明，有黑暗就揭露黑暗”“一个总的一贯的原则，为了使社会更进步，使人民的生活更美好”的主张，和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当地吻合；作者所刻画的某些基层领导以党的化身自居，不学无术而又飞扬跋扈，败坏党的风气和形象，确是入木三分，活灵活现。而这一切，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却被当成“恶毒攻击”的“右派”罪证。“右派分子”这顶极具中国特色的大帽子，一旦戴在头上，那可就万劫不复了。虽然在困难时期过后先生“右派分子”的帽子被摘掉了，可那只是“摘掉”，而不是“改正”，帽子还在人民的手中。到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革”中，“摘帽右派”成了一个继之而来的新概念，依然像紧箍咒一样罩在他的头上，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反右斗争的错误得到纠正。20年的“右派”生涯，情何以堪！解放前就在多所大学担任教授的朱宝昌先生，解放后在北师大因为一篇文章的“错误”被降为副教授，在西安师院因为“右派”身份而被降为讲师。“右派”摘帽后恢复副教授职称。改革开放后职称制度改革，先生却因年老已退休而失去评职称的资格，终以“副教授”盖棺定论，怎能不令人扼腕！
几十年过去了，杂文还在，讽刺还在，阳光照不到的阴暗角落依然有黑暗的事物在滋生、蔓延。某些官员已经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甚至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报载，某地一局长竟然责问记者：“你到底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这位局长不仅自己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还企图把党也置于人民的对立面，岂不是党的大敌？于是，有许多人写文章，包括写杂文，批判、讽刺这位局长的无知、骄横和缺乏党性。可惜的是，杂文的作用是有限的，而腐败者脸皮的厚度是无限的。对于那些不上法庭不落泪的贪官来说，杂文算什么？你讽刺你的，我干我的，脸不红，心不跳，其奈我何？过去是不让讽刺，写杂文会被视为异类，会被批判甚至被抓被关；现在是讽刺不起作用，写杂文成了文人自我愤怒的事，被讽刺、被揭露者既不悔改也不愤怒。这究竟是杂文的悲哀，还是社会的悲哀？先生若地下有知，恐怕也要扼腕叹息了。
（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