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知之难,能之难也。”知道写博士论文的道理不难,善于动手写好就难了。段海宝的博士论文写于十一年前,至今才准备出版,其间可谓“当于著笔之初,以至脱稿之后,隔日一删,逾月一改,始能淘沙得金,无瑕瑜互见之失”。论文写好以后,经过反复不断的修改,提炼至精,达到无自相矛盾的完善的地步。回首中外近世名家的名著,诸多由博士论文修改后出版的。段海宝博士讲其修改论文的体验是“我既是待剖之身,又是诊断之医,试图以十余年来积累的工作经验,对论文进行一次彻底提升、规范和严整”,这就是“能之难也”。

此难就难在对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及其文本诠释觉解之难。任何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都是通过语言文字符号这种中介系统,揭开其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思想序幕,吸引人们登入其哲学的殿堂。人们以各种语言文字符号为中介,直接地、系统地、逻辑地表达其思想观念、价值理想、审美情感、终极关切等,并与他者进行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思想的、艺术宗教的交往活动,展开对话、交流、切磋、答问的互学互鉴。语言文字之所以有如此功能,是因为语言文字作为一种独立的符号形式,它拥有自己的世界。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向,即“语言转向”。他们从语言文字符号入手来解读、清洗这个世界或追寻这个世界的本根“一”的存在。人们进行对话、交流、切磋、答问交往活动的工具,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代表事物(哲学家的思想及其文本)及其关系的文字语言符号。文字语言以影像的、公开的、发射的、辉耀的方式照明思想,它能以文字语言的曙光,显现形象,凸显意义,解明隐谓,透明秘密,使不明的意味、潜谓明确起来,亦可使过去的、遥远的东西显现于眼前,这是文字语言的生命与魅力 。

没有语言文字的智慧,现实和思想哲学的智慧是幽暗的,不是光明的,是遮蔽的,不是显示的。语言文字的智慧让哲学智慧显明地显示。语言文字并非单一孤立现象,而是多元的和合。当语言文字在反思思维方式矛盾时,中西语言文字差分必然对思维方式发生联通的矛盾现象,因为语言文字是思维方式最有效的凭借,思维活动要靠语言文字来进行,思维成果要依语言文字来表达,思维活动中必然要有概念、范畴以及判断、推理等思维逻辑形式,这种思维逻辑形式可以在语言文字中构成相对应的语言文字形式。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不同民族立言文明的思维逻辑形式具有共性,也具有殊性。中西思维逻辑形式的差分,对中西语言文字的表达、谓言产生重大影响。在词语上,拼音文字显示主客对立的意蕴,而追求词语结构上的严谨。汉语表意文字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意蕴,体现整体性的和合结构。在语句方面,从造句来看,英语以谓语动词为核心,按由主到次的层次原则关联其他成分,形成由中心词向外扩张的由“一到多”的空间构造。汉语造句是用“排序”方法,以时间(先后)逻辑事理为顺序,构成由“多归一”的线性句法。从语序配列而言,英语倾向于强调客体意识,多用“非人称”主语,句式倾向于“被动”“主动”句式并重。汉语语言表述注重主体意识,多用“人称”主语,句式倾向于“主动”句式。在篇章上,英语注重语言形式上的接应,多借助形式手段实现词语或句子的连接。汉语则依词或句子的意义来实现连接,注重文本的连贯。[1]语言文字的差分而致思维方式的差分,由此而化生对每个民族哲学思想及其哲学文本的解读、诠释、理解、体贴的分殊。

中国语言文字,“笔参造化,学究天人”。两者有分有合,不离不杂。自古以降,语言文字就是用以记录、交流、答问、传播、传承、创造中华思想、文化的载体,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思想文化之所以不断的根底。语言以声音来传播、传承、交流、答问思想文化,文字以象形来传播、传承思想文化。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之所以不断裂、不分裂,文字的统一是其根本原因之一。

古往今来的中外思想家、哲学家都是以语言文字这种符号的形式来表达其哲学思想的。A.怀特说:“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2]今天我们能够捧读两千多年前的《老子》《论语》,以及出土的楚简、马王堆帛书、《周易》等传统文化,就在于它们以文字符号的形式呈现于世。尽管由于两千多年的时空的差距,我们不能够完全本真地恢复、再现其元思想哲学,但其永存不朽的文字符号载体的文本,却被后续的思想家、哲学家不间断地研究、诠释、解读、体贴,无休止地发前人所未言、阐前人所未发,层积成历史的研究、诠释、解读、体贴的多样性、多元性、多层次性、多矛盾性。这是因为语言文字符号具有无限的和合包容性,它可以敞开胸怀,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思想、学术、科学、宗教都用语言文字这种符号形式记录下来、表达出来,并永存不朽。

这种情景,便给当今的人研究、诠释、解读、体贴、表述以往思想家、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增添了困难。为了能切近思想家、哲学家的思想的本真与其著作文本的意蕴,我试图将语言文字符号系统的思想文本作象谓、名谓,实谓、义谓,虚谓、潜谓的解读和表达。

“谓”,许慎《说文解字》:“报也。从言、胃声。”段玉裁注:“凡论人论事得其实谓之报。谓者,论人论事得其实也。”得其实而评论其人与事谓报。《广雅·释诂二》:“谓,说也。”《诗经》载:“谁谓河广,一苇杭之。”孔颖达疏:“言一苇者,谓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筏然,非一根苇也。”[3]谁说河广,一苇可渡河。谓为叫作、称呼。《孟子》载:“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4]周文王虽然用百姓的力量来建造高台池沼,可是老百姓很高兴,把台叫作灵台,把池沼叫作灵沼,还高兴里面有许多种类的禽兽和鱼鳖,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游乐公园。

“谓”为认为、以为。《诗经》曰:“榖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孔颖达疏谓:“夫之与妇生则异,室而居,死则同穴而葬,男女之别如此。汝今时大夫若谓我,此言为不信乎!我言之信有如皦然之白日,言其明而可信也。”[5]犹夫妇生则异室、死则同穴,认为这是如同白日是可信的。

“谓”也作意义、意思解。《洪武正韵·队韵》:“谓,事有可称曰有谓,失于事宜不可名言曰亡谓。”《韩非子》载:“一曰:晋平公觞客,少庶子进炙而发绕之,平公趣杀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谓也?’”[6]炮人呼天说自己有“三罪”,晋平公问:“什么意思?”

“谓”有评论、告诉、说、叫作、称呼、认为、意义、意思等义。又与“为”通,做介词、介动词,行为所涉及的对象,为(wéi)相当于“是”,做介词,构成“为……所……”格式,被动。

明“谓”之义,便可用以解读、理解、表达、体贴传统思想家、哲学家的思想、哲学及其文本。“象谓”是对一种物象、事象、形象、现象的称谓。《说文》:“象,长鼻牙。”这是对大象形象的描谓。形象为可见的物,《周易·系辞上》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孔颖达疏:“象谓悬象,日月星辰也。形谓山川草木也。”[7]象之由来,“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孔颖达疏:“赜谓幽深难见,圣人有其神妙,以能见天下深赜之至理也。而拟诸其形容者,以此深赜之理拟度诸物形容也。”[8]以象与形有别,这种差分是指物象的区别,然亦有共同性,都是物象之形状、形态、相貌、色相、形相。这种象乃是圣人仰观俯察天文地理,观鸟兽之文,探赜幽深,以其智慧神妙,以类万物之情之理,而模拟、描绘、拟度诸物的形容,以显示其象。此象内涵已包容天地万物。象作为在世的在着的东西和在者物上的显现,它是被形象、现象、形容围绕着的。因此,象具有多样性、差分性、变异性,使得象思维充满着生生。

《周易》六十四卦,由八经卦重叠而成,但都由阴阳爻构成卦画,如乾(☰)的六阳爻构成“卦象”。朱熹《周易本义》所附《易图》,就图本身而言,图就是图象,元并无《河图》《洛书》之名,名是后来约定俗成的。就司马光《潜虚》的《气图》《体图》《性图》《名图》《命图》的图而言,图象就是象,不过此象是司马光探赜妙凝天地万物、自然、社会、人生而来,是对于“深赜之理”的体认,又象物之宜,拟度诸物形容、形貌,体现了致广大和尽精微的内涵。由此而言,其《潜虚》五图的图象既蕴含客体之象,亦意蕴主体之象,是主客融突和合的“象”。体认、理解、解读哲学家思想及其文本,眼见的是其思想之象和文本之象。象谓就是分辨思想和文本之象的真伪、是非。

名谓,指物象、事象、形象、现象辨别后而予以名称、名字,即命名、取名。《说文》:“名,自命也。”王筠句读:“《左桓六年传》:‘命之曰同,则名者,父所命也。许君为夕字计,故云自命。’”为象命名、取名。如《周易·乾》,孔颖达疏:“乾者,此卦之名。谓之卦者,《易纬》云:‘卦者,掛也。言县卦物象以示于人,故谓之卦。’”[9]朱熹释《周易》曰:“周,代名也。《易》,书名也。”[10]为周代的《易》。“名”谓为事物的名称。《释名·释言语》:“名,明也,名实事使分明也。”荀子认为,事物的名称是人们共同“约定俗成”的,必须通过人们的感官(天官)和“征知”而确定名称。然不同地区要依据其风俗习惯而定名。“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11]给万物取名称,即名谓。在中原地区就依照已有的风俗习惯共同约定名称,边远地区根据其地的不同风俗共同约定名称,但可以互通。根据什么来分别名称的同与异?“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12]凡是同为人类,他们的感官对事、物、象的感觉印象是相同的,通过各种比喻,模仿得大体相似,就可以互相理解。人们之所以要共同约定各种物象的名称,目的在于互相交流思想。相同的事物取相同的名称,不同的事物取不同的名称,这便是名谓。“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13]名称也不是本来就代表某种事物,而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某个名称来称谓某种事物。约定了、习惯了,就是某种事物的名称了。如称《论语》为《论语》,称《道德经》为《道德经》。故名谓者,明象者也。

实谓是指事物的象谓、名谓真实而不虚假的称谓。《说文》:“实,富也。”段玉裁注:“以货充于屋下,是为实。”财富、物资充实,为实实在在的富物,可验明、核实。《字汇·宀部》:“实,验也。”《后汉书》载:“夏五月丁丑,诏幽、并、凉州刺史,使各实二千石以下至黄绶,年老劣弱不任军事者,上名。”[14]李贤注:“实谓验实之也。”二千石为太守之职。“实”谓指验明核实二千石的事实,真实而不虚假,《左传》载:“栾伯善哉!实其言,必长晋国。”[15]栾伯好啊!他的话,真诚不虚,能使晋国长久。

然而,由于先秦礼崩乐坏,名实已混乱。孔子对于大夫八佾舞于庭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感叹。八佾舞于庭是天子之礼,大夫按礼的规定是四佾舞于庭,这种名实不符的违礼的情况,使孔子很气愤,因此他提出要“正名”。荀子指出:“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16]圣王消失了,遵守约定俗成的名称懈怠了,名与实的关系紊乱,而不相符合,是非混淆。遵守约定法令的官吏、讲述各种典章制度的儒生也乱了。要“制名以指实”,名称的称谓一定要与事物的实际相符合,这样才能“命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17]。制定的名称,是事物实谓,即与事物的实际相符,这样事物之间的关系就分辨清楚了。司马光说:“名者,事之分也。”[18]这是制名的基本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制名,人们的思想意志就可互相沟通。实谓就是把思想家、哲学家思想哲学的实际、事实及其著作文本、记载、记录,真实不虚地说出来。说出来的实谓与其实际、事实的哲学思想、文本的意思相符合。

义谓是指一定真实事物的意义的称谓,真实事物的实谓之所以存在,必有一定的意义。《说文》:“义,己之威仪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经传多以仪为之。”指礼节、仪式、准则、法度、容貌、风度。

意义、意思,孔安国说:“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孔颖达疏:“考文而云义者,以上下事义推考其文,故云义也。”[19]考究论述其文本的意义、意思,根据上下事的意义推论考究,恰好适宜其文意义。《释名·释言语》:“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尚书》曰:“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孔安国传:“义,宜也。用旧法典刑宜于时世者以刑杀,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20]凡是根据殷商的旧法来判罪,适宜于杀就杀,不用按照你康叔封的想法来做。事物的意义是与事物实际相适宜、相体现的。

思想家、哲学家是一定社会生活世界的有意义的和合存在者,其思想、哲学及其著作文本的意义,是具有意义的和合存在者的思想家、哲学家赋予的。由于每个思想家、哲学家都是一定社会生活世界的和合存在者,其社会生活世界的人文语境、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科技水平、伦理道德的差分,潜移默化地影响思想家、哲学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人生观,因此其赋予哲学思想及其著作文本的意义也分殊。所以,在追寻思想家、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及其著作文本的意义时,人们就会惊讶地发现,每个时代妙凝着最高智慧的思想家、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及其著作文本的意义,竟然是那么澄明。人们社会生活活动的指向是实现人生的意义,其人生意义便自然而然地体现在其哲学思想与著作文本之中。我们研究、体贴其哲学思想,就是要把其蕴含在哲学思想与著作文本里的意义讲出来,这便是义谓。

虚谓是指没有规定性的规定的存在,为虚的称谓。《广雅·释诂三》:“虚,空也。”《老子》:“虚其心,实其腹。”王弼注:“虚有智,而实无知也。”[21]虚才能有智慧,实已塞满,而无求知之心。《河上公章句》:“除嗜欲,去烦乱。怀道抱一,守五神也。”[22]如何虚其心?要去除人的嗜欲、欲望,消除烦恼、外物的干扰和牵累。依道教的理论思维,实其腹,一心怀道,守护五神。引申为居住、居处、宅所。《庄子·人间世》:“国为虚厉。”《经典释文》引李注:“居宅无人曰虚。”荀子曰:“仁有里,义有门。仁,非其里而虚之,非礼也。”王念孙曰:“虚,当为处,礼,当为仁。”[23]里为家乡人们居住的地方,里和门,比喻礼。如果不符合礼的要求去做,就不能叫作仁。虚便“旷兮,其若谷”[24]。河上公曰:“旷者宽大,谷者空虚。”[25]宽大无穷、空虚的幽谷,具有包容万事万物的开放性、吸纳性。若幽谷不是空虚的,就不能包容吸纳万事万物,不能“犹川谷之于江海”[26]。江海敞开胸怀,把川谷的小河流都包容到大江大海之中。

虚是清静无欲的心灵境界。老子讲“致虚极,守静笃”[27]。《管子·心术》:“虚者,无藏也。”无所藏而虚无。无藏就是一种无为无思的境域。韩非讲:“夫故以无为无思为虚者,其意常不忘虚,是制于为虚也。”《晋语》注:“制,专主也。”所以以无为无思规定虚,是其心忘不掉虚,而专心关注虚。若如此,那就不是虚了。真正做到虚,是心意无思无为。心意无思无为,便虚了。

虚谓无规定的规定,是十字打开、海纳国内外各民族的哲学文化,融突而和合为新理论思想体系。因为虚融突万有,有物不自有物,万有不自万有,有无万有“不自”即虚,不虚为实,实有不能海纳万物,和合万有。世界万物万有新陈无实、流变无定、动静无常、生死无住。无实、无定、无常、无住即为虚。虚谓如此道来,而说出“柳暗花明又一村”来。

虚谓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然万物万有盘根错节,世情复杂多变,环境错综难测,思想随时而迁,思想家、哲学家个人的境遇,都会关涉到思想家、哲学家不会以直白坦诚的语言文字讲述哲学思想,而往往会以隐谓的语言文字来表达,把其真实哲学思想隐去,或在字里行间遮蔽起来,或在语言文字背后潜藏起来。潜,《说文》:“涉水也。一曰藏也。”《广雅·释诂四》:“潜,隐也。”《周易·乾·初九爻辞》:“潜龙勿用。”崔憬曰:“潜,隐也。”马融曰:“犹是潜伏,故曰潜龙也。”[28]隐藏、潜伏于暗中,秘密地潜伏、潜藏。《左传》载:“(子闾)与子西、子期谋,潜师闭涂,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后还。”[29]吴国攻打陈国,楚昭王说,我们与陈国有盟约,不能不去救援,于是进军驻城父。然占卜战与退都不吉利,楚王命令公子子西、子期继承王位,他们都不同意。又命令公子启(子闾),子闾辞谢五次然后同意。楚昭王死在城父。子闾与子西、子期商量,暗中秘密地潜师,封锁有关通路,迎接越王勾践之女即昭夫人所生的儿子章,立为国君,然后退兵回国。

既然思想家、哲学家把哲学思想的意图、旨趣、观点、目的暗中潜藏起来,必然是在深处。《尔雅·释言》:“潜,深也。”韩愈诗曰:“虎豹僵穴中,蛟螭死幽潜。”[30]虎豹僵在穴中,有角的蛟龙死于幽暗的深处。潜谓就是要把思想家、哲学家的思想、文本中所隐伏的、遮蔽的、潜藏的、深暗处的思想观点、意蕴旨趣、价值目标钩深索隐、揭秘呈现,体悟肯綮地表述出来、讲谓出来,这是贴近思想家、哲学家思想和文本最佳的方法,也是最大的贡献。

象谓、名谓,实谓、义谓,虚谓、潜谓构成解读、讲谓哲学思想与文本的思维逻辑结构(见下图)。

图示

逆向反馈

从思维逻辑视域来观,思维的元点,潜存于人们生活世界的活动之中。思维本身就存在生活世界活动结构,承认生活世界为对象的活动,思维随生活世界活动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并能超前于生活世界的活动。以在世界的生活世界为对象的思维活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种物象、形象。依据物以类聚、同类同名、异类异名,譬如桌子,有圆桌、方桌、长桌、八角桌、书桌、课桌,有黄色桌、白色桌、棕色桌,各种颜色桌,统名“桌”。既与其他物象如椅子、扇子相区别,又与不同的桌子互相分辨。这就是“名定而实辨”。从象谓的物象一个一个独立的思维形式,到名谓的归纳的类思维形式过渡,是思维的感性思维阶段。

由象谓、名谓的物象(表象)思维形式和类思维形式向实谓、义谓的实思维形式、义思维形式转变,是对物象、名称的体认的深一层次,在经过实践活动,验明、核实名实相符情景下,对实的性质、特征有了把握,通过对实的抽象、想象、构思、联通思维形式,进而对实的意义有了把握。换言之,循名责实,对思想家、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和其著作文本所意蕴的实际及其意义、价值有了体悟,这是从表象的类思维向概念思维形式转变。概念思维形式,已经历了表象的经验思维、名称的具体思维阶段,而进入抽象的义理思维。抽象是概念的端始,从类的抽象,进而是类、实物、整体的关系、特点、属性的抽象,从而形成系列概念,再进而是将结构、功能、相关、联通的整体性的抽象,而形成义理思维,这样便可迈入实谓、义谓的概念思维。这是思维的知性阶段。

实谓、义谓思维的发展,形式上以旧概念的退出,代之以智能创造的新概念、新思维形式。思维在海纳百川状态下,以概念、判断、推理去构成理论思维系统,使思维万有联通网络化、逻辑化,体现为虚谓思维形式。虚谓思维形式通过“夕惕若厉”的反思,消除思维之间的紧张,形成虚谓思维自己构成自己的活力。虚谓概念思维结构的变换,也就是逻辑结构的转换,并通过这种变换、转换,虚谓概念思维自己把自己表现出来。虚谓概念思维在自己表现自己中,也会把自己遮蔽、潜藏起来,这种自己把自己潜藏起来,是其自己怀疑、反思、推理自己的过程。通过这种过程,把潜藏状态的真谛显示出来,这便是潜谓。这是思维的理性阶段。理性思维的发展,不断向新思维跨越,并向思想家、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及其著作文本本真逼近。

《温公潜虚》曰:“万物皆祖于虚,生于气,气以成体,体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虚者,物之府也。气者,生之户也。体者,质之具也。性者,神之赋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务也。命者,时之遇也。”[31]于是展开虚→气→体→性→名→行→命图的思维逻辑结构,亦是万物生→本质→性情→事分→人务→时遇的思维发展结构。但在此思维逻辑大化流行的序列中,无《虚图》,可能是思量虚为万物的元祖和府库,即万物开始为虚又归终于虚,这是司马光哲学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哲学理论思维逻辑的创新。

段海宝博士在深思熟虑之后,尽精微地修改其博士论文,使其面目焕然一新。在全面系统梳理现有有关司马光研究的著作、论文中而发前人所未发、见前人所未见、讲前人所未讲,而发、见、讲新发现、新见解,而讲自己所讲。他从究天人之理的形上探求,与中和为本的本体发明的形而上本体的追寻,到形而下以礼为本的秩序诉求;从内圣的诚意正心的体贴到外王齐家(《家范》)、治国的规范,使形而上与形而下、内圣与外王相互贯通、圆融,而相得益彰。读段海宝此著,不仅可清晰明白地理解司马光的哲学思想,也可解读晦涩难懂的《潜虚》《太玄集注》《易说》等。本书是有关司马光哲学思想的重要佳作,也是对宋代理学思想的贡献。(https://www.daowen.com)

是为序。

张立文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

2020年5月26日

【注释】

[1]参见马生虎、唐丽玲:《思维差异影响中西方语言表述》,载《哲学探索》2013年第5期。

[2]〔美〕A.怀特:《文化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2页。

[3]《毛诗正义·河广》,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89页。

[4]《孟子注疏·梁惠王章句上》,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797页。

[5]《毛诗正义·大车》,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04页。

[6][战国]韩非:《内储说下六微》,载梁启雄:《韩子浅解》,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60页。

[7]《周易正义·系辞上》,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57页。

[8]《周易正义·系辞上》,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1、163页。

[9]《周易正义·乾》,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1页。

[10][宋]朱熹撰:《周易本义》卷一《周易上经》,廖名春点校,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9页。

[11][清]王先谦撰:《荀子集解》卷十六《正名篇》,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11—412页。

[12][战国]荀况:《正名》,载梁启雄:《荀子简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2页。

[13][战国]荀况:《正名》,载梁启雄:《荀子简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5页。

[14][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顺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2—253页。

[15][清]洪亮吉撰:《春秋左传诂》卷十《宣公十二年》,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17—418页。

[16][战国]荀况:《正名》,载梁启雄:《荀子简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1页。

[17][战国]荀况:《正名》,载梁启雄:《荀子简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0页。

[18][清]黄宗羲原撰,[清]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8《涑水学案下》,陈金生、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5页。

[19]《尚书序》,《尚书正义》卷1,《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5—116页。

[20]《康诰》,《尚书正义》卷14,《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4页。

[21]《老子道德经注·三章》,载[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页。

[22]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卷一《安民第三》,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页。

[23][战国]荀况:《大略》,载梁启雄:《荀子简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7页。

[24]任继愈译著:《老子新译·十五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25]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卷一《显德第十五》,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8页。

[26]任继愈译著:《老子新译·三十二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27]任继愈译著:《老子新译·十六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页。

[28]李鼎祚、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十,《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29]《春秋左传正义·哀公六年》,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695页。

[30][唐]韩愈著,[清]方世举编年笺注:《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卷二《苦寒》,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9页。

[31][清]黄宗羲原撰,[清]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8《涑水学案下》,陈金生、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5页。